回顾几十年走过的路，我很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指引过我、提携过我的领导、恩师、挚友……郑技便是其中一位。

　　郑技是姓加职务的简称，名保国，1969年入伍，内蒙赤峰人。1973年2月，新兵连三个月训练生活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二营六连二排六班，在采石场采了20天石头之后，即被选调营部测绘班工作。那时我还不满19岁，仅比我大几岁的郑技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测绘技术员，职务正排。我们都喊他“郑技”。

　　从施工连队调到营部搞测绘，是件荣耀的事，同年入伍的战友们无不羡慕。这项工作相比施工连队整天打坑道、搬石头要轻松得多，同时还能学到一门技术。该有多好啊！

　　然而，我对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却情有独钟。那时团里设有专职报道组，营连都有专职报道员，这是我所想往的。专职干不成，就干业余的吧。于是，每天一有空闲，我就搬个小马扎，坐在床铺前写稿子、搞创作。时间不长，郑技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提醒我要安心工作，不要这山望到那山高。“除了工作，难道不能有业余爱好吗”，我嘴上没说，心里却不服气，每天仍像往常一样坚持业余写作。即使后来被“贬”到炊事班打了几个月马草，我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这样一来，郑技更加生气了，公开在班务会上严厉批评：“杨孔柱，不务正业，我看你能写出什么名堂”，甚至说出了“只要我在测绘班，你连党也入不了”这样的狠话。

　　或许我就是这么执拗：“你说我不行，我非要写出来给你看看”。测绘工作说来也很简单，就是每天分成白、夜两个班次，扛个仪器，提个漆桶，到洞里测量一下、划个线，就可以到洞外休息。施工连队打眼放砲后，再进洞测量、划线。不管值白班，还是值夜班，每天都有不少空闲时间可以用来看书或写稿(包括节假日)。同班的新兵不是到菜地施肥浇水(各班都开有一小块菜地)，就是给老兵刷鞋、洗衣服，“大小工作都很积极主动”，所以每次开班务会，他们总能受到表扬，我不挨训就算好的了。那时就像着了魔一样，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就是一门心思写稿子。

　　功夫不负努力，坚持必有收获。终于，我的第一篇散文《在施工连队里》被《工程兵报》采用了(在全团干部战士眼里，除了《解放军报》，《工程兵报》就是军内第二大报)！当时激动得一连两个夜晚翻身打滚睡不着觉。打那以后，写稿的劲头更足了，见报的频率也高了，连续三年参加团里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表彰大会，还获得了不少印有某某报社字样的钢笔、采访本等奖品。营团领导对新闻报道、业余创作非常重视，支持鼓励大家积极写稿。团宣传股还推荐我多次参加由师、兵种举办的文学创作班，进行短期培训学习和集中创作。这时候，郑技也对我改变了态度，似乎是看到部下取得成绩受到表彰，他也感到光荣和自豪。每当遇到写写画画方面的事，他都交给我去办。有一次，郑技因工作失误，受到营长批评，写了两次检查都没有过关，急得他找我“帮忙”，并说：“你一定要写得深刻点”。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竭尽全力代替他“深刻”了一回。“检查”交上去之后，一次通过，郑技显得十分高兴。

　　或许因为写稿(包括部分新闻稿件)做出了一些成绩，后来入了党、提了干。1978年8月，我到六连当了三个月排长之后，又被调到团政治处工作。郑技后来也调离营部，下连任职，1982年担任八连连长。当时我已在宣传股主持工作。有一天，郑技到团部开会，一见到我便兴冲冲的叫喊：“杨孔柱，给我找两本书看看”。我打开图书储藏室说：“你自己随便挑吧”。同年底，团里组织工作组分头下连蹲点，检查指导工作，正巧把我分到八连，在连队吃住那段日子里，我和郑技形影不离，每天在一起谈工作、谈学习，交流思想，增进感情，互帮互学，宛如兄弟。后来郑技从八连转业回原籍工作。我也于1983年9月调到军区机关宣传处工作，从此与郑技失去联系。2019年8月，战友们会聚山西大同，提起郑技，方知他于数年前不幸因病离世。听到这个噩耗，我不禁愣了半天，深深叹了一口气，那么一个身高体壮、豪放善饮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

　　如今，回想起这些往事，我对郑技深怀感激，愈加怀念。我深深理解他当初如此反对写稿，也是出于一片好心。他希望他的部下安于职守，钻研业务，在测绘事业上做出一番成绩。他是用批评的方法、激将的手段，促使我、推动我不断向前的。他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关爱，他的“激将”更是一种激励！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名字、他的情义，我一直记在心里。

　　后记：作者曾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队政委。1996年转业到省级机关工作。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杂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