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力行先生情缘江南、心萦弦索。20多年来，带领他的弟子们孜孜矻矻、渡水越岭，行进在他们心中的山阴道上。这让我想起2500多年前，暮春三月，孔子携他的弟子们走出讲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行走山川，呼吸天地，不言之教，得鱼忘筌，这样的情境，怎能不令人感动又令人神往呢？
《探骊得珠：江南与评弹》就是唐先生和弟子们在山阴道上一路行来留下的深深辙痕，可谓“鱼”与“筌”俱在。书中文章的主体是唐先生为弟子们的专著所写的序文，“江南”“评弹”，各占其半。“从江南社会看苏州评弹，从苏州评弹看江南社会”，在这部书中，“江南”与“评弹”由两相瞻望到合于一卷，不仅构成了文本化的互文言说，更验证了唐先生的一以贯之的学术理想。
贯穿于唐先生“江南”与“评弹”研究的主线是什么呢？那就是为中国社会转型求索、为传统文化新生探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当代语境中，唐先生论说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他领衔的苏州评弹研究被誉为“开拓社会文化史的新领域”，但是他绝不止步于这种“开拓”。作为历史学家，他有自己的现实关注；作为“说书人的儿子”，他有自己的人文情怀。他运用社会文化史研究苏州评弹，并不仅仅满足于一门学术研究的开疆拓土，最让他萦心挂怀的还是苏州评弹这一江南优秀传统文化的命运。因此，他在评弹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终极问题：“苏州评弹是谁？苏州评弹从哪里来？苏州评弹往哪里去？”这三个问题看起来并不高深，也不出奇。但是，它是建立在历时十载、披沙拣金、皇皇三卷、数百万字的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建立在系统规划、抢救发掘、精心记录、内容丰富的一百个苏州评弹人口述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建立在对周良等老一辈评弹理论家学术成果的真心领会、传承弘扬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是建立在唐门弟子虔诚探求、薪火相传写下的数十篇硕、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由此可以看出，这三个终极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具有了同类研究所难以企及的历史厚度与思考锐度。
正因为唐先生忧心的是评弹的命运，在重构苏州评弹历史的过程中，他始终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当代。他的目光穿透历史的云烟和迷雾，对当代评弹史作出了一个十分精要的概括：“从中篇、短篇取代长篇开始，到评话的边缘化，评弹艺术的说表的弱化和弹唱的强化，从一人多角的‘起角色’到一人一角或两角的‘演角色’，从灵活性到一字不差的台词化，从模糊评弹与戏剧的边际到提倡戏剧化，戏剧化从偶尔为之到新常态，错综复杂，互为因果，评弹的艺术本体和美学格范被‘日削月朘，寖以大穷’。”唐先生不仅为我们描述出这种变迁，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我们提炼出一个深长的历史教训——“当评弹艺术本体受到尊重，得到发扬时，苏州评弹就兴，反之则衰。”那么，唐先生心目中评弹艺术本体是什么呢？与曲艺理论家、表演艺术家的论说与实践构成互补的是，他总是在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艺术与功利的双向观照中展开理性思考，他的学术界定也因此具有了综合性、历史性、周密性等特征。比如，他提出“苏州评弹的艺术本质就是创新”，又为评弹的“创新”界定了三个层面：一是评弹演员在书场表演时的主动创新意识，二是对长篇书目的常说常新，三是创作新书。并进一步指出，对于传统长篇书目来说，前两者具有更加基础的意义。这一观点不仅捕捉到了评弹艺术生生不息的核心要义，也揭示出其他戏曲、曲艺等传统艺术的传承规律。传统艺术亦如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古史形成规律一样，是“累积的造成”。对此，我们需要有历史的耐心。
《探骊得珠》中的另一半是江南研究，即便我们从苏州评弹的本位来看这些论著，也可以深深领悟到，江南文化孕育了苏州评弹，江南社会的变迁更决定着苏州评弹的命运。唐先生江南研究的时段起于16世纪，重心是近代以来江南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这对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无疑是最近切的镜鉴。在现代化进程中，“古今中西之争”是必须面对的课题，上海、苏州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此也各自具备了观察中国现代化的典型意义。在唐先生眼中，上海的转型是“迅速而彻底”的，从文化层面看，上海“承续了江南文化，衍生了红色文化，吸纳了舶来文化”，一方面带来的是“兼收并蓄、善于创新”，同时又“充满冲突感”，并不能以“任何单一视角、标准范式加以阐释。”而苏州等江南城市因为特殊的文化地位，在现代化转型中面临着诸多“看不见的障碍”，同时，“有着传统中国最先进发展程度的苏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有着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这是就社会转型而言作出的扼要论断，但是，评弹在苏、沪两地的中心迁移以及由此带来的艺术分野，不正是近代以来江南社会不同转型路径在艺术领域的曲光折射吗？从江南走向长三角，伴随今天现代化转型的则是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文化的整合与壮大。就苏州评弹来说，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双向互动，正是构成传统艺术传承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
山阴道上翠云浓。在那绿荫深处，不仅有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更有为霞满天与满园芳华的顾盼映发——这是更加迷人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