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阴师范学院师苑宾馆的宴会厅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被邀请来的当年的系主任、后成为师院领导的钱老校长、教师代表朱老师和30多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同学，已在宴会桌坐定。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后更名为淮阴师范学院）政文系1976级（2）班（又称“社来社去”班）同学40年后的首次聚会，选定2016年8月20日，在踊跃发言慷慨激昂的座谈会等其他程序结束后，正式宴会在这里举行。

按组委会的安排，我作聚会晚宴的祝酒致辞：……40年前“社来社去”的招生政策让我们遭遇挫折，倍受委屈，全班同学无不感同身受。但是，与那个年代绝大多数无缘进入大学门槛的同龄人相比，我们又是幸运者。因此，40年的酸甜苦辣与艰辛磨砺，又让我们深刻感悟到：现在我们必须感恩母校，感恩老师，感恩社会。是母校的培养、老师的教诲和社会的关爱，让我们都各自打拼出了一片天地……

“社来社去”是我的祝酒辞无法回避的话题，又是我们这个班全体同学的敏感点，更是我年轻时代特殊经历的记忆痛点。正是这个“社来社去”大学的经历，引发了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生罕见、跌宕曲折的“三逆”生涯！

聚会酒宴在斛筹交错、推杯换盏和热烈的喧闹中进行着，而我却因祝酒时触碰“社来社去”敏感话题的刺激，神情恍惚地一边含笑倾听钱校长对我的祝酒辞赞誉性的点评和相互敬酒、寒喧叙旧，一边在脑海里断断续续地回放着当年因“社来社去”的大学经历所引发、且岁月的风雨永远冲刷不掉的“三逆”生涯的记忆……

一、逆向的工作调动

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几年里，高校招生实行推荐-考试-考察政审-择优录取的办法，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招生指标中，被人为地挤占极少指标，招收一种完全为了适应当时极左的政治形势需要、并标榜为新生事物的所谓“社来社去”学员。顾名思义，这类大学生从农村公社来，完成学业后再回到公社去，国家承认学历，但不“农转非”，不统一分配工作，也被默认为利用国家的高校资源为地方培养人才，属于大学生中的另类。所有报名应招的考生，对上“社来社去”大学，都不屑一顾，但又必须遵循招生政策要求，报一个“社来社去”大学的志愿，不然就是态度不端正，直接取消被录取的资格；于是人人都不得不选报一个“社来社去”志愿，同时又侥幸地祈祷：千万不要碰到我！

文化课考试成绩的优秀、高中毕业后两年以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的良好和在职大队干部、公社宣讲队我的巡回宣讲效果引起的良好反响、两年县委工作队队员等多岗位实践煅炼的丰富经历，较好地满足了列入上报录取范围的条件。这些要素引起了公社领导的关注，负责招生工作的公社副书记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针对重点推荐上报“社来社去”学员问题，指着我的招生材料说：

“这个考生各项条件都很好，接受再教育的体会文章写的也好，字写的也不错，南京师范学院淮阴分院社来社去班的志愿也对路。 ”他说着把手一挥：

“就选他，毕业后回来公社做秘书。”

就这样，我被送进了“社来社去”的死胡同！

开学了，“社来社去”班的学员们与其他享受统配待遇的普通班学员一样，怀揣着生平第一次跨进大学门槛的喜悦心情和“社来社去”不过是做做样子、毕业时肯定会与普通班学员享受相同的统配待遇的侥幸心理，报到入学了。但一个难以接受的消息迎面袭来，“社来社去”班的学制被缩减了，这就等于把期望享受统配待遇的侥幸击碎了。于是，“社来社去”班的学员们倍感不公、不平、群情激愤，利用课余时间在校园内悬挂标语，表示抗议，自发选派代表组团到院部和专区行署文教局上访请愿。我作为请愿团成员之一和同仁们一起，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去向院部和文教局的领导，表达诉求，慷慨陈词，要求恢复与普通班的相同学制，享受统配待遇。

当时，私下里我时常劝导自己，管他什么“社来社去”，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命”，命里注定会遇此曲折。我须接受命运的不公，但我决不能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努力改变不能“农转非”的现状。一方面通过上访请愿，争取依托体制的力量，整体改变现状；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下足功夫，确保以优秀的学业成绩毕业。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了足够的服务社会的本领，总会找到用武之地，不负韶华。1960年代我们村曾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生，我高中同班一个邻村的同学也已早我一年上了大学，我早已把他们视为标杆，暗自较劲：凭我高中全科优秀的成绩和近二三年实践锻炼的表现，不上大学，誓不罢休！现在虽然被“社来社去”撞了一下腰，但这毕竟是一次学习深造的机会，何况我们大部分的专业课都是南京师范学院的老师、教授亲自来上的，绝不能让提升自我的良好时光付诸东流。

在校期间良好的操行表现和优秀的学业成绩，让我成为班级唯一被淮阴地区宣传系统评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代表班级出席淮阴地区宣传系统学习毛著积子表彰大会，受大会表彰奖励。藉此，学校向宿迁中学推荐了我。学业期满毕业分配工作，我并没有回到原籍的公社。当宿迁中学领导主动到县文教局要我时，文教局已把我分配到县局直属的县城马陵中学工作，这确实体现了县局领导对我的关心和重视。但因“社来社去”性质的限制，不“农转非”，不享受国家统一分配，所安排的工作属“民办”性质，代课待遇，一句话，没有解决至关重要的定量户口问题。

马陵中学初中二年级班主任和语文课及高一年级农知（常识）课教学工作，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民教师的荣耀和踏实认真教书育人的沉甸甸的责任。我深知那个年代在县城拥有这份工作的来之不易，我也确实倍加珍惜，工作很努力，也很顺利，同事之间很融洽，尤其和农村来的老师相处得很亲密，真想扎根于此好好地干一番。

遗憾的是，理想很浪漫，现实太骨感。以我的“社来社去”身份在城里公办教师的圈圈里共事，干着同样的工作，却享受着比同等学历的同事低得多的薪酬待遇，没有定量的粮油指标，长期在学校食堂就餐都成问题，一天紧张充实的工作之后，夜深静卧，双眼直勾勾的盯着黑漆漆的房顶，心里不断地重复着“民办性质”、“代课待遇”、“农业户口”……现实处境和巨大的心理压力，让我在城里公办教师们面前直不起腰、挺不起胸。

此时，距县城20多公里的家中，父亲突患重疾，诊断为食道癌。我作为子女中唯一的男丁，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无奈，为了避开那个让我直不起腰挺不起胸的工作环境，同时兼顾工作与陪护父亲治病，尽力做到忠孝两全，我不得不专程到县文教局，向分管人事工作的领导倾诉苦衷，要求调离县城的马陵中学，回到离我家仅一公里的罗圩中学工作。

“你可要想好了，别后悔，农村的老师想进城，进不来，你却要从城里往农村调！”县局领导既关心又婉惜的提醒我。

我恳切地回答：“感谢领导关怀。我“社来社去”性质，户口没转正，本来就没有要求分配在城里，一年来，越来越感到没有条件继续留在城里工作，为了兼顾工作与陪护父亲治病，我没有别的路可走。请领导放心，放弃城里的工作调回农村，我不后悔。”

新学期，我手持县文教局介绍信到新单位罗圩中学报到上班，从同事的窃窃私语和疑惑的目光中，我领会到了他们“咱想进城进不了，他却从城里往乡下调”的不解与婉惜。甚至有进城心切的老师直接和我说：“要是早知道你调回来，我们联系文教局办个对调该多好啊。”我明白他们想表达的意思：这个人真傻！

罗圩中学远离县城，条件简陋，但在那个政治挂帅、“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里的师资力量一直很强，也许是有教学实力的老师选择此处作避风港的缘故，这里的教学氛围很浓、风气很正。这份印象与好感对我决定这次“逆向的工作调动”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我与罗圩中学本来就有着很深的缘分，我的初中高中学习生活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多年后又回到这里工作，骨子里的那份亲情，早已使我在城里工作因户口性质问题所产生的心理压力不翼而飞了。

在罗圩中学担任初一（2）班的班主任和语文教学，把这个班从初一完整的带到毕业，同时兼任学校的共青团工作。工余周日假期陪护父亲往返于宿迁医院与淮阴医院之间，诊断买药治疗。在校工作每天都要坚守到晚上九、十点钟下班，可谓认真敬业、任劳任怨。老教师们在学校座谈会上给我两句评语，一是我以校为家，二是我班的学生离不开我。我感到在这里工作富有激情，很忙很累，但很充实很愉快。当然偶尔触碰户口性质问题，仍旧如梗在喉，心难平气不顺，愈发想急于解决这个牵动敏感神经的问题，期盼尽早跋出被困陷的泥沼。

二、逆向的学历教育

南师淮阴分院毕业后，我曾联络全县教育系统从各院校毕业的“社来社去”性质的老师，集体到县文教局上访请愿，要求转为公办教师，得到的答复是：现在国家尚没有这方面的政策和转正的指标，要等待机会。大伙散去，剩下几个联络人，对今后的路在怎么走，作了些商判，得出两种意向：一是复习准备，重新参加恢复后的高考；二是等待国家的政策指标，在工作岗位上争取转正。相信转正的机会迟早会有，但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当我正在后悔南师淮阴分院毕业前夕、1977年刚恢复高考后，没有果断及时地和班里的两个同学一起报名参加高考（当时过于乐观的估计，毕业后不需多久就会有机会转正）时，1980年夏，一个政策性的、类似于高考的机会来了。

为了加强基础教育和小学的师资力量，淮阴地区依托两淮师范学校在全地区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中，通过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招录一批中等师范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小学任教。

“中师”、“小学”，两个十分熟悉又再普通不过的词语，突然变成了扎眼刺耳的字眼。报考，还是不报考？让我很是纠结！报考，若被录取，意味着上过了大学又上中专，学历下降；毕业后工作去向是小学，先教中学，后教小学，工作倒退！不报考，就等于放弃民办转公立、解决户口性质问题的机会！去他的，什么大学中专、中学小学，都是虚的，“民转公”、“农转非”才是实打实的，也是我最需要的。不能犹豫，报名迎考，复习准备，立即行动。

暑假，宿迁中学校园内南京大学政教系（社来社去)毕业的王老师单人宿舍里，他和我，再加上淮安师范学校文艺班（社来社去）毕业的县实验小学杨老师，三个同命相连的爷们窝在转身扭屁股都困难的狭小空间里，裸背袒胸、汗流浃背、夜以继日、废寑忘食、再累也不忘闹闹笑话解乏的集体复习，准备一起参加淮阴师范学校以民办教师为对象的招生考试。经过一番苦干，结果三个人都被顺利录取。一天，三人相约去县文教局领取录取通知书，拿着通知书，三人相视而笑，我们自己明白笑容里所包含的内容：欣慰、无奈、苦涩…五味杂陈！

杨老师抖着手里的通知书:“我们这能叫上学深造？”

王老师接过话茬:“是自讨苦吃，换个户口罢了！”

我便自我调侃与解嘲道:“这叫再回炉，挂釉子！”

“挂釉子”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开学初，作为班长，我按学校的统一安排，组织好我所在的淮阴师范学校80级九班学员，前往地区医院作新生例行的身体复检。途中，年轻的班主任相老师约我走在班级队伍的后面，并主动和我聊起开学前有关分班的话题。她很有趣地聊起了和十班班主任陶老师有关涉及到我的一次“交易”。

相老师边走边说：“其实，我们还是同学呢。”

当时，我很诧异，认真地说:“相老师，不能开玩笑，我们虽然年龄相仿，但师生关系不能改变。”

“我们都是南师淮阴分院76级的，只是不同系，你和十班的陶老师是政文系的，我是数理系的。”

经她这么一解释，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说的陶老师，与我在南师淮阴分院是同班同组的同学，毕业前为了改变“社来社去”的身份性质，他毅然决然的抓住了恢复高考的机遇，报考淮阴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们俩又阴差阳错地以师生关系重逢于淮阴师范学校！

相老师继续聊她有趣的话题……

在教导处分班时，班主任拿到了各自班级学员的名单。十班班主任陶老师看着手上的名单，笑着说:“我班的杨化龙，是我南师淮阴分院的同班同学，我就让他做我们十班的班长。”他是非常有数的，在南师淮阴分院时，我们俩都是班级的学生干部。

一向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教导处童主任听到了陶老师的自言自语，当即表示:“分班时不了解这个情况，这个学员要调出十班，在一起不好开展工作。”

在旁边的相老师悄悄地和陶老师说:“我们一起找童主任去，把杨化龙调到九班，我让他当班长。”

就这样，我从十班调到九班，并成了九班（后期因学校调整班级，微调了几个学员后变更为三班）的班长。

这届学员生源情况特殊，年龄差距大，招生上限为35周岁，婚否不限，绝大多数学员都是颇有资历的民办教师，又是一个妻儿老小的家庭顶梁柱。在那个生活资料仍很匮乏的年代，远离家庭在外求学，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是在父亲患重病医治无效，逝世后不久的情况下入学的，清贫的家境又遇上父亲治病的开销，如同雪上加霜。当时别的同学可以从家里带些钱物补贴在校生活，而我的家庭不仅无力给我以补贴，相反作为家庭顶梁柱的我，还需把假期的生活费变现，粮食指标兑成粮票，带回来补贴家用。至今我仍然默默地铭记着、并心存感激同组同宿舍几个相处甚密的学弟在淮师就学期间对我的帮助。

80级共十个班，年轻未婚的学员，集中编在九、十两班。在全校学员中我属年轻的，但在年轻的九班里我算是学长了。虽说是“回炉挂釉子”，但各门功课可不能敷衍放松走过场。相反，我作为学长、学生干部，还有众所周知的曾经的南师淮阴分院的学历，都迫使我必须做好功课，给全班同学作个表率 ; 不然，稍有马虎，掉了链子，这张老脸还真的没处挂了。

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文科类（包括政治课、教育学等）学科，要确保优秀，在年级保持明显优势 ; 数学等其他学科，要确保良好以上成绩，顺利通过结业考试。一次语法修辞专业课结业考试后，科任陈老师在讲评试卷时，拿着我的试卷作为范卷进行点评:“这份试卷，我用显微镜进行扫描，也没有找到任何错误。”淮师二年，终以自我满意的成绩完成了学业，既挂了“釉子”，也固了“底子”。

三、逆向的毕业分配

县城中央依托马陵山而建的马陵公园南侧，马陵中学、宿城中心小学、包括文教局在内的县政府大院、实验小学和宿迁中学，沿城内最繁华的中心大街幸福路，顺着山坡向南依次排开。这几个去处与我的从教工作生涯似乎大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淮阴师范毕业前的实习工作已经在与几年前工作过的马陵中学仅一墙之隔的宿城中心校（后更名为宿城区宿验小学）开始了，我被分配担任四年级班主任和语文教学。名曰实习，却安排了整整一个学期，其实，地区文教局早已把这届特殊的师范生当作成熟的小学教师，提前安排进入正常的教学程序了。半年后的正式毕业，也不再安排返校，仅仅是履行文书程序，走走过场而已。

我心知肚明，逆向的毕业分配，正式的小学教师生涯现在已经开始了。我很是自嘲，几年前的那次毕业，分配在马陵中学任教，宿迁中学还香喷喷的到文教局要我;再次经历淮阴师范“挂釉子”，反倒被分配到小学工作，隔壁马陵中学过去的同事相见，人家难免产生疑问:“咋了，被贬到小学了”？我当情何以堪！但我完全明白，中等师范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小学教师，这没办法，不是当权者的故意，而是命运的自我捉弄，好在“挂了釉子”，换了定量户口，解决了自己的最大关切，知足吧！

实习结束了。没有毕业典礼的毕业事宜，在淮阴师范学校与各县文教局之间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我们连回淮阴师范学校与母校挥挥手道个别、说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35年后，2016年5月8日，我们淮师80级三班全体同学，加上原九班被调出的5位同学，特邀班主任相老师参加，以“80东升（班主任相老师的名字）班”的名义，在已经成为淮阴师范学院新校区的老淮师校园内（淮阴师范学校此前已并入淮阴师范学院），举行毕业后的首次聚会，同时也算补了当年无法举办的毕业典礼。

县里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充分理由，把来自农村的学员全部分配到各公社的中心小学。对于我，县局还掌握着曾经强烈要求从县城中学调回原籍工作的“前科”，绝没有再留城工作的理由了。于是我被分配到邻近家乡的西南片中心镇埠子公社中心小学工作。这是既满足工作需要又体现人性化关怀的安排，也很合我的意愿。

由于是片中心，学校的规模、校舍建设和教学环境，都明显好于一般公社的中心校。学校的李老校长鹤发童颜、慈祥和善、风度儒雅，颇具长者风范，似乎有一种超然的磁凝引力。学校分工我五年级语文老师、班主任，兼五年级的年级组长。自我感觉可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若有闲暇，还可以作点教学方面的学术研究。

一个毫无任何背景和社会资源可以提供帮助、来自穷乡僻壤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子弟，历尽曲折艰苦打拼，讨得这份工作，足矣！这儿或许就是我长期工作、生活、养家、乃至赖以生存的处所，定下心来，就在这儿干吧，管他中学小学，逆向顺向，只要心顺，则可一顺百顺。

开学仅一周，班级工作刚进入正轨，学校突然接到县文教局电话，通知我速到县局有事。我顿感丈二和尚不知所踪，十分忐忑地来到县文教局，局领导啥也没说，又让我立马到县委组织部去。组织部干部科李科长接待了我，告诉我从现在起，借调到组织部干部科工作。他交待了工作内容和要求，又安排人带我到县政府招待所，办理长期住宿手续。我就这么云里雾里的告别了还没有焐热板凳的埠子中心校，到县委组织部上班。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组织部缺人手，到文教局查阅教师档案，选借一个年轻党员教师到组织部帮助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烧了高香，竟阴差阳错地通过档案选中了我。

半年后，部领导找我谈话，肯定我在部里工作做得很好，说本想把我留在组织部，但国家要求稳定教师队伍，淮阴地区文教局对宿迁抽调教师从事其他工作很有意见，故我需回教育口子。但不需再回学校，工作关系定位在文教局秘书股。

在文教局工作又是近半年后，1983年5月，组织部一张调令，将我派往县城北郊的井头公社任党委组织委员，并作为副乡长侯选人，参加恢复乡镇人大制度改革试点的人代会选举，当选副乡长，从此开启了我并非自己主观意愿的教师改行后三十多年的行政工作生涯。

我的“三逆”生涯均发生于1976年后社会转型的特殊年代，从事教育工作期间，虽然历经磨难，但我丝毫不因此产生对教育工作的忌怨与反感。相反，我对教育工作始终保持着深深的眷恋和特殊的感情。是那段经历磨炼了我勇于挑战命运、战胜困境的意志，是那段经历激励了我刻苦进取、勇毅向前的精神，是那段经历滋养了我低调务实、诚厚为人的品格。我为曾经的教师生涯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