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许多“自古”的表述中，有一种表述应该是：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这个“古”可以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上古尧、舜、禹时代，当时诞生了我国第一位大法官、被誉为“中国司法鼻祖”的皋陶（音遥，yáo）这个人。虽然皋陶没有当过“天下共主”，却被后人与尧、舜、禹并列，尊称为“上古四圣”。

　　一．舜帝主政，高层盛会，“慎乃宪”思想诞生。

　　话说当年，舜在接过尧的帝位后，召集十二牧（相当于十二个政府组成部门的头头）开会，对大家进行工作分工，提出工作要求。据《尚书·尧典》，舜帝对皋陶说：“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舜帝话语中的“士”是指狱官之长、专门负责狱讼案件处理之事，舜帝任命皋陶担任这个职位。

　　为了维护稳定、巩固政权，当时已经有了“五刑”，即墨（亦作“黥”）、劓（yì）、剕（亦作“刖”）、宫、大辟五种刑罚。舜在指导陶皋时，对惩罚用刑的刑具种类、根据罪行大小进行流放的地点远近等，都交待很很清楚。“猾夏”之“夏”指中国，当时中国范围主要指中原一带，经常受来自四面的蛮夷戎狄侵扰，财物被窃，百姓受害，所以“五刑”主要是用来针对那些“猾夏”之人。

　　过了一段时间，舜帝召集会议，让十二牧来汇报工作，《尚书·皋陶谟》反映了这次会议一些情况。会上，大家畅所欲言，皋陶与大禹二人的对话很精彩，皋陶的执政理念得到了充分彰显。皋陶认为，“行有九德”，就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如果做到了“九德”，你就会处于“有常吉”的吉祥顺利状态。

　　舜帝在听了皋陶与大禹的对话后，对皋陶工作提出新要求：“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舜帝提醒皋陶，对那些顺从者要敬重，对那些违抗者要“施刻象之刑”，在考察案情、动用刑罚时，要务求公允得当，政策透明。

　　“刻象之刑”就是将刑杀之图样刻于器物之上，使老百姓通过看图就能知道刑罚种类和厉害程度，从而有所戒律。这种做法被后来者所继承，如春秋时郑国子产“铸刑鼎”即铸刑书于金属鼎上，内容不仅有法律条文，还有犯人遭到处罚时的惨状，从而使百姓感到极度惧怕而不敢去犯法。

　　皋陶在听了舜帝指示后，向舜帝“拜手稽首”，希望他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皋陶啊，你带领大家开展法治工作，要谨慎地实施已经立下的法度，只有不断地省察自己，我们的事业才会获得成功，对于法度可要恭敬啊。“慎乃宪”的“宪”就是“宪法”“法度”的意思；“屡省乃成”就是要反复省察，才能把案件处理好。史官记载的这个场面，如今日之属下提醒领导，让领导布置任务，便于属下工作有方向。

　　也正是在这次国家最高层会议上，确立了“慎乃宪”法治思想，对华夏民族融合团结“猾夏”之邦之人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就皋陶本人而言，他十分注重民心向背问题，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坚定地认为：“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老百姓的作用比天帝更重要，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十分前卫的。他要敬天保民，“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发挥好天人关系的桥梁作用，以守护并不断扩大华夏土地幅员面积。在与大禹交流时，皋陶反复讲为政的要诀是“在知人，在安民”。大禹对皋陶很是欣赏敬佩，回答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聪明睿哲的人可以当官，可以让百姓安心快乐地生活，而老百姓也会永远怀念他。

　　二．明德慎罚，开门办案，疑罪从轻或从无。

　　进入夏商周以时代，立法执法在上古基础上又有变化发展。典型的有《尚书·盘庚》中的记载：“盘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旧服”就是指旧制度；“正法度”即以法度为正，引导民众。盘庚是商王朝第十九位国王，他既教于民、又教其在位大臣要遵守旧制、正视法度。

　　商王朝自建立后，曾数次迁都，仅盘庚任上就两次迁都，第一次是将商王朝都城从黄河以北的奄（今山东曲阜）迁到黄河以南的商汤故地亳（今河南商丘），第二次是迁到殷（今河南安阳）这个地方。王朝都城虽然动荡，但国家对“法度”重视并没有削弱，而是依法推动迁都工作开展。

　　进入周朝后，国家法治工作又将明德化人作为目标来强调。《尚书·多方》记载周公奉周成王之命，向天下诸侯和众士宣告之词，其中有：“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商汤依靠众多方国的支持，推翻了夏王朝，替原来的夏王朝老百姓作主；商汤谨慎地施罚行刑，重在劝勉百姓为善；一直到商纣王的父亲帝乙，商王朝都是注重“明德慎罚”的，对犯罪之人或幽禁或杀戮，或开释无罪，都是为了劝勉百姓，让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

　　在《尚书·立政》周公晚年告诫“孺子王”周成王的语词中，前后有三次出现“庶狱庶慎”句，“庶狱”即众多狱讼，“庶慎”是强调执法时要慎之又慎。

　　《尚书·吕刑》记载西周穆王时，相国吕侯帮助年迈的周穆王制定刑律，克服滥用刑罚现象，认为：“典狱非讫于威，惟讫于富”。“讫”即止，“富”字，《说文》释为“厚”，意谓：主典刑狱者，不是止于威虐，而是止于仁厚，达到宽厚仁爱的效果。

　　周穆王在吕侯劝谏下有所感悟，要求臣工们“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慎用五种虐杀之刑，以成就敬顺、正直、勤劳三种品德。如果用“五刑”而不实，就降级用“五罚”治罪，如果用“五罚”而不可从，就降级用“五过”来治罪，并执行“疑罪从轻”政策：“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这里的“赦”就是赦免从轻之意。又规定从轻治罪尺度：“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劓辟疑赦，其罚惟倍”“剕辟疑赦，其罚倍差”“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可以通过罚款等方式来让犯罪之人换回性命。同时要求，在定罪及处罚时，一律要“阅实其罪”才能执行，防止出现误判误罚和误杀。

　　发展到春秋时，我们可以从孔子的思想言行中领略到“慎乃宪”思想的发展。

　　在《孔子家语·刑政》篇中，孔子弟子仲弓曾经问老师：“古之听讼，尤罚丽于事，不以其心。可得闻乎？”仲弓问老师：古人特别重视判刑要和事实相符，不能完全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量刑，这种事能不能讲老师说说？

　　孔子回答：“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正其忠爱，以尽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狱，狱必三讯焉。（审理案件必须实行“三讯”制度，“讯”即询问征求意见，“三讯”一是询问群臣，二是询问群吏，三是询问万民）有指无简，则不听也；（对于那些有作案动机但却无作案事实的，就不应该判刑）附从轻，赦从重；（施加刑罚的时候，附依的人要“从轻”，赦免时，要遵守“从重”即慎重原则）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则赦之，（对于有疑点的案例，要广泛地与众人共同商量审理，确有疑点时，就要将嫌疑人予以赦免）皆以小大之比成也。（这些都是依据以往大小案例来制定的）是故爵人必于朝，与众共之也；刑人必于市，与众弃之也。（所以，给士人以爵位时，要在朝堂上进行，这是为了让众人都去尊敬他；给犯人行刑的时候，一定要在市场上进行，这是为了让众人都去唾弃他）”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刑罚理念：疑罪从轻或从无。

　　孔子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时，主持朝政七日就诛杀了犯下五宗“大恶”的“人之奸雄”“乱政大夫”少正卯，但在处理民间诉讼时却很有耐心，注重教化。有“父子讼者”即父子俩打官司的，孔子就将他们二人“同狴执之”，将他们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狴”是古代图画在牢狱大门上的神兽，指代监狱。连续关了三个月，不让他们二人分开住。这时，做父亲的主动“请止”，要求撤诉了。孔子见父子二人关系已经和解，就原谅了他们，将其赦免释放了。

　　谁知此事让鲁国当政者季孙很不高兴了，认为孔子是在欺骗他，因为孔子曾一再告诉季孙：“国家必先以孝”，孔子应该杀戮那个不孝顺的儿子来教导民众，为什么要把他们二人都赦免了呢？

　　孔子的学生冉有把季孙对孔子不满的话又转告孔子。孔子听后，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法度松弛，但处罚严厉），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试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

　　孔子将百姓犯错犯罪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失其道”，是教育缺位等原因造成，“罪不在民”。这种法治理念在孔子时代出现，实属难能可贵。

　　据《孔子家语·相儒》篇记载，由于孔子赏罚分明，处理案件果决，对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使鲁国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得到解决：“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个月后，“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途，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没有了，男女之间互相尊重，路不拾遗，外地人到鲁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安全幸福感。

　　孔子在任鲁国司寇时，还坚持走“开门办案”群众路线。

　　据《孔子家语·好生》篇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时，请来“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孔子审断案件时，邀请许多对案件有不同看法的人来参会，说“你以为怎么样？某某认为怎么样？”大家都纷纷发表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在这之后，孔子才说：“应该听从某人的看法，应该是正确的”。孔子这样做，确保了案件处理少出或不出差错。

　　孔子开门办案作风在后世得到传承，明清时期尤常见。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鲁穆列传》记载，鲁穆是明永乐四年进士，后任福建佥事，理冤滥，摧豪强，名震当时。漳州有一个人名叫周允文的人，开始因为无子，就以侄儿为后。后来娶妾而生子，就把原先给侄子的家产分出一部分给妾所生子。周允文死后，侄子对外宣讲，说妾生的那个孩子不是叔叔所生，并将他们从家中逐出，“尽夺其赀”。周允文妾含冤，将诉状告到县衙。鲁穆召集县城父老及周允文宗族，暗中秘密将妾所生子置于群儿之中；众人一致指出，“儿类周允文”，那小孩子长相与周允文一样。那时还没有出现DNA鉴定技术，鲁穆通过开门办案，依靠群众，解决了疑难问题，“遂归其产”，将被周允文侄子夺走的家产又归还给了周允文的妾和儿子。当地老百姓一致称赞鲁穆开门办案好，处理问题很公道，称其为“鲁铁面”。又，《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循吏列传》记载了乾隆二十一年进士汪辉祖任湖南宁远知县时事。汪知县在办案时，“每决狱，纵民观听”。这就是开门办案。

　　三．深研细绎，尊重生命，“青天”官员代有人出。

　　在“审乃宪”传统思想影响下，在尊重生命理念下，历代判官中都会出现审慎处理人命案的判官。

　　《宋史》卷三百二《吴及列传》记载，吴及在十七岁考中进士后，被朝廷任命为候官县（今福州境内）县尉。因闽俗多自毒死，以诬仇家，致使官司莫能辨。吴及到任后，对案情卷宗进行全部重新谳正，对当事人进行重新审问调查，结果有53人的案情得到甄别，生命被保了下来。朝廷提点刑狱司将吴及的做法在当地全国推广，避免了许多冤情发生，也逐渐使民风得到改变。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列传三》记载，刘宝楠是道光二十年进士，在官十六年，衣冠朴素如诸生时，勤于听讼。在任直隶文安县知县时，审结积案一千四百多件。鸡初鸣就坐堂审案，当场研鞫结案，悖者照例治罪。凡涉亲故族属诉讼，就喻以睦亲，概令和解释免。因讼狱既简，衙吏无案可审，“多去籍归耕”，境内出现“远近翕然”稳定社会局面。

　　在“慎乃宪”优秀传统影响下，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了许多“青天”官员。

　　据《晋书•良吏列传》载，谯国（今安徽境内）谯人曹摅（shū）年少时就很孝顺父母，品行好，喜好读书写文章，长大后，得到了太尉王衍赏识器重，被直接调任临淄县令。

　　临淄县有一位寡妇，孝顺婆婆，远近闻名。婆婆觉得儿媳妇年纪轻轻就守寡，于心十分不忍，就劝儿媳妇改嫁，过正常女人生活。谁知这位年轻寡妇坚决不肯，坚持留在婆婆身边服侍照顾。婆婆心里既对儿媳妇充满了怜悯感激之情，同时又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别人，于是就趁儿媳妇不在家时，悄悄上吊自尽了。婆婆本以为自己死了后，可以让守寡的儿媳妇重新嫁人，谁知反而害了她。

　　正在年轻寡妇为婆婆自尽哭得死去活来时，婆婆的亲戚及家族乡党中有人怀疑是这位年轻寡妇害死了婆婆，就将她告到了县衙。谁知衙役们不问青红皂白，将寡妇一顿严刑拷打逼供，年轻寡妇实在受不了皮肉苦楚，只好“自诬”，承认是自己害死了婆婆。按律，寡妇当死，被关进了死牢。

　　正在这时，原先的县令被调走，新县令曹摅走马上任。他早已听说了这桩案子，判断其中一定有冤情，必须要重新审理调查。经过仔细认真调查核实，终于确认了事情真相，为这位寡妇洗清了冤情，还她于清白。人们盛赞曹摅办事正大光明，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曹青天”。

　　《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包拯列传》记载，包拯为庐州合肥人，中进士后，任大理寺评事，后又任建昌县知县。只因父母年迈，后来就干脆辞官，服侍二老；父母双亡后，他又在父母坟墓旁边搭建一个小房子，为父母守坟，一直到三年服孝期满，还是不忍离开。里中父老乡亲都来安慰他，朝廷也在不断催促他上任出仕。后来，包拯到今天的安徽天长县当了知县。

　　天长县有一户农家的牛被人偷偷地割掉了舌头，主人就到县衙告状申冤。包拯听了那位农人诉状后，对他说：你回去悄悄把牛给杀了吧，把牛肉拿到街上卖去。并关照那人不要对外说是谁让宰杀的。当时政府有规定，不准私自宰杀耕牛，尤其是农耕季节，否则是犯法的。

　　第二天，突然有一个人来到县衙举报告状，说某某地方某某人家私自宰杀耕牛，没有经官府批准，并且还把牛肉拉到集镇上去卖了。

　　包拯一听，这人举报的对象，就是昨天来申冤告状的那位农户，所以判断今天来举报的这个人就是偷割牛舌头的人，于是把案桌一拍，大声呵斥道：“你为何割了人家的牛舌头，现在又反过来状告人家？”这位盗贼给包拯一下子识破了，吓得连忙磕头如捣蒜，承认自己偷割了牛舌头，被依法治罪无疑。

　　包拯后来到开封府任知府，又右迁司郎中，在朝廷以刚毅严明、办案果决著称，那些贵戚宦官们本来有贪婪欲望，这时都敛手不敢贪了，乃至于一听到包拯的名字都有点心虚发抖。包拯平素不苟言笑，几乎是铁青着脸，加之皮肤又黑，所以人们就半开玩笑半是褒奖地说：要想包拯笑起来，比黄河水变清了还要难。童稚妇女都知道包拯的大名，因为包拯曾官任天章阁待制，所以大家就称包拯为“包待制”。当时京城开封流传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有什么不公平的事，有什么冤情要申诉，就去找让大鬼小鬼都害怕的阎罗王包拯！

　　按照当时审理案件规定，凡是来讼诉告状的人，一律是跪拜在审理大堂外的庭院中，不得进入“大老爷堂”。包拯要把这种拒人于门外的衙门作风改一改，下令打开大老爷堂正大门，让告状申冤的人“得至前陈曲直”，直接到他跟前来申冤告状,这样也便于监视那些任意欺负老百姓的官吏。这一改革，看似几步远距离，但却把政府官员与老百姓的距离拉近了，办案的效率更高了，老百姓更加高兴，又给包拯送上一个“包青天”称号。

　　包拯一身正气，也坚持开门办案，这与他为官清廉有关。

　　包拯在端州任太守时，端州是出产名砚“端砚”的地方，每年要向朝廷进贡一批砚台。以前的太守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利用向朝廷纳贡名义和机会，从民间多收数十倍端砚，用以结交权贵，升官发财。包拯到任后，为堵住不正之风，下令所有制砚工匠，数量只要做到满足朝廷需要的即可。在端州任职期满后，包拯没有带走一只端砚。

　　在任开封府知府时，中官（宦官）势族强大，修建私家园林台阁，侵占了惠民河许多地段，致使惠民河出现河道淤塞不通情况。包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在等待机会铲除这些违章建筑。恰逢京师连续下大雨发大水，河道水溢，危及民生安全，包拯抓住时机，下令将这些违章建筑全部摧毁。有人手持地券跑到包拯这里告状，说政府多拆除了他们家园子地皮，包拯趁势让这些宦官们交出地券，并进行逐一审核，结果发现这些人违规占用公共土地，通过买通或权钱交易，多开土地券。包拯将他们的材料整理后上奏朝廷皇上，朝廷支持包拯的处理决定。

　　包拯性格峭直，敦厚朴实，厌恶官吏对老百姓的苛刻剥夺，虽然嫉恶如仇，但心中常怀忠恕之情，对犯错误者善言忠告。与人相处，不苟合，不以伪辞假色来取悦于人，平时没有私信来往，对故人、亲党，一律不书信私托。虽然当了大官，但衣服、器用、饮食还是像做布衣百姓时一样。包拯常对人说：“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家族大茔墓园中。谁如果不听我的话，就不是我的子孙。”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包青天”包大人。

　　时至清代，有许多“青天”判官被载入史册。

　　《清史稿》卷二七七《施世纶列传》记载，康熙四十五年三月，施世纶被授予顺天府府尹后，上疏朝廷，请禁司坊擅理词讼、奸徒包揽捐纳、牙行霸占货物、流娼歌舞饮宴等事，朝廷“部议，定为令”。康熙五十四年任漕运总督时，察运漕积弊，革羡金，劾贪弁，除蠹役，以严明为治。岁督漕船，应限全完，无稍愆误。史称“世纶当官，聪强果决，摧抑豪猾，禁戢胥吏。所至有惠政，民号曰‘青天’”。后来在江宁任上，因父母双亲中有人去世，“以忧归”，江宁老百姓“乞留者逾万”。虽然如此，还是没能留得住这位“青天”官员，江宁百姓就“人出一钱，建两亭府署前”，且将这个亭子称为“一文亭”。

　　《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九《岳起列传》记载，岳起是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三十六年举人，乾隆五十六年迁任奉天府尹。之前的府尹等官员“贪黩”严重，岳起到任后，令人将“屋宇器用遍洗涤之”，对大家说：“勿染其污迹也！”嘉庆四年，擢升江苏巡抚。岳起“清介自矢”，身边僮仆仅数人，外出一律屏弃驺马车队，“禁游船声伎，无事不许宴宾演剧”，令吴下（今江苏一带）奢俗为之一变。嘉庆五年，岳起署两江总督，对南河工员庄刚、刘普等侵渔舞弊行为进行整顿，对官员莫沄在任所设店肆运货至工、居奇网利的行为“并治如律”。岳起无子，居无邸舍，最后病殁于僧寺。妻纺织以终。吴地百姓尤思其德，呼曰“岳青天”，且演为歌谣。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一《刘清列传》记载，刘清是贵州广顺人，由拔贡议叙，授四川冕宁县丞，擢南充知县，政绩为一省之冠。嘉庆元年，教匪起，刘清得民心，募乡勇五百人击贼，人乐为用。贼自为民时知其名，遇辄避之。嘉庆三年，署广元县知县，协助总督勒保活捉了教匪头目王三槐，将其押送京师。廷讯时，王三槐大喊“官逼民反”。嘉庆皇帝听后诘问道：“难道四川全省官员都不是好人?”王三槐对曰：“惟有刘青天一人”。

　　“刘青天”是四川老百姓对刘清的尊称，嘉庆皇帝对刘清的政声深表赞赏，特下旨谕：“朕闻刘清官声甚好，每率众御敌，贼以其廉吏，往往退避引去。如果始终奋勇，民情爱戴，著勒保据实保奏。”总督勒保很快就将刘清的治绩战功上奏朝廷。刘清被晋秩同知直隶州，赐花翎。于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嘉庆八年，刘清又奉诏参加平息陕西患匪事，到了嘉庆十年凯旋归来时，嘉庆皇帝赐御制曰：“循吏清名遐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从来不爱钱。”时以异数荣之。

　　刘清后来授山西按察使，迁布政使。因为与巡抚大人初彭龄关系没有处好，初彭龄弹劾刘清“袒护属吏”即袒护包庇自己的属下，结果被“降四级”，以从四品作“京堂”官使用。“京堂”是明清时期对各衙门长官的称呼，意为堂上之官。清代的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及国子监都设有堂官，概称为“京堂”。对于这种“断崖式”降级，刘清不去辩解，只是向上级陈述自己“不胜藩司之任”，结果又招致皇帝生气，下诏训斥为是“冒昧”行为，被继续降级为“刑部员外郎”。后来，热河新设理刑司员，朝廷派遣刘清前往任职。虽然是边境地区，法治文化建设处于草创阶段，但刘清办事，能够“持大体，断狱平允”，坚持以理服人，公允公平，所以当地蒙古族老百姓也以“刘青天”称呼他。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九《循吏列传》记载，牛树梅是道光二十一年进士，授四川彰明知县，以不扰为治。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咸爱戴之。邻县江油匪徒何远富纠众劫中坝场，其地与彰明县的太平场相近。牛树梅率民团御之，但匪首何远富声称：“我不践彰明一草一木也”。迨官军击散匪众，何远富藏匿在下庄白鹤洞，恃险负隅，且遥相呼曰：“须牛青天来，吾即出。”牛树梅至，匪首何远富“果自缚出”。

　　牛树梅后来擢升为茂州直隶州知州，寻署宁远知府。当时发生大地震，“全城陷没，死伤甚众”。牛梅树被压在土下而获生，蜀地人都说是苍天要“留牛青天以劝善”。牛树梅自咎德薄，不能庇民，益修省，所以赈灾黎甚厚，民愈戴之。后因“父忧去官”，回家守孝。同治元年，经四川总督骆秉章推荐，牛树梅被擢授为四川按察使。四川老百姓像遇到喜事一样，奔走相告，都在说着：“牛青天再至矣！”同治三年，牛树梅以老病不出，主持成都锦江书院，回归学问，当起了“山长”。

　　坚持严谨慎重态度去立法执法，坚持为民族和国家利益去立法执法，坚持为维护大众利益去立法执法，这是我国法治文化时至今日都在赓续的优秀传统，而历代百姓最不会忘怀的，还有那些坚持“慎乃宪”的立法执法人。

　　束有春 

2022年9月15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