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成宗时期：出现“南人”、“汉人”、“色目人”、“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江南人”、“诸色户”、“畏吾而户”等10种称谓。

据《元史•成宗本纪》，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二月壬午，“罢江南茶税，以其数三千锭添入江西榷茶都转运司岁额。”是月，中书省臣言：“近者阿合马、桑哥怙势卖官，不别能否，止凭解由迁调，由是选法大坏。宜令廉访司体覆以闻，省台选官核实，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访司官，亦令省台同选为宜。”从之。三月，“诏免医工门徭”。“增置蒙古学正，以各道肃政廉访司领之。”夏四月，“南人洪幼学上封事，妄言五运，笞而遣之。”六月，“以近边役烦水灾，免咸平府民八百户今年赋税。”乙卯，“江西行省所辖郡大水无禾，民乏食，令有司与廉访司官赈之，仍弛江河湖泊之禁。”秋七月，“诏江南地税输钞”。乙卯，诏申饬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举之，廉访司每道岁贡二人，省台委官立法考试，…”十二月己未，诏“大都路，凡和顾和买及一切差役，以诸色户与民均当”。

元贞二年（1296年）春正月己卯，“诏江南毋捕天鹅”。己丑，御史台臣言：“汉人为同僚者，尝为奸人捃摭其罪，由是不敢尽言。请于近侍昔宝赤、速古而赤中，择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选汉人识达事体者为之。”以御史中丞秃赤为御史大夫。这段记载，表现了元朝皇帝对汉人中“识达事体者”的重用和对蒙古人为主的昔宝赤、速古而赤的不信任。这一年的二月，“括蒙古户渐丁，以充行伍。”三月壬辰，“诏驸马亦都护括流散畏吾而户。”五月甲戌，“诏民间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数乃取。”这里开始出现“色目人”，享受的特权就是羊只有达到一百头了，政府才能取其一，其他的不满一百照样按一百计，政府要牵走一只羊。夏四月丙申，御史台臣言：“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阙，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

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九月丙寅，“诏恤诸郡水旱疾疫之家，罢括两淮民田。汰诸王来大都者及宿卫士冗员。”“给卫士牧马外郡者粮，令毋仰食于民。”卫辉路旱、疫；澧州、常德、饶州、临江等路，温之平阳、瑞安二州大水；镇江之丹阳、金坛旱。“并以粮给之”。冬十月，庐州路无为州江潮泛溢，漂没庐舍；历阳、合肥、梁县及安丰之蒙城、霍丘自春及秋不雨；扬州、淮安路饥；韶州、南雄、建德、温州皆大水。“并赈之”。闰十二月甲子，福建平章有一个名叫高兴的人向朝廷进言：“漳州漳浦县大梁山产水晶，乞割民百户采之。”帝曰：“不劳民则可，劳民勿取。”淮东饥，“发廪赈之”。

大德二年（1298年）春正月，诏以水旱减郡县田租十分之三，伤甚者尽免之，老病单弱者差税并免三年。禁诸王、公主、驸马受诸人呈献公私田地及擅招户者。己酉，建康、龙兴等地水灾，“发临江路粮三万石以赈，仍弛泽梁之禁，听民渔采。”秋七月壬寅，诏诸王、驸马及诸近侍，“自今奏事不经中书，辄传旨付外者，罪之。”

大德三年（1299年）己丑，中书省臣言：“天变屡见，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耶！卿但择可者任之。”庚寅，诏遣使问民疾苦。除本年内郡包银、俸钞。免江南夏税十分之三。

大德四年（1300年）八月癸卯朔，“更定荫叙格，正一品子为正五，从五品子为从九，中间正从以是为差，蒙古人、色目人特优一级。”笔者案：这里虽然出现等级差异，但仍然是就官场爵位世袭制而言，与广大老百姓无涉。

大德五年（1301年）六月乙亥，“平江等十有四路大水，以粮二十万石随各处时值赈糶”

大德六年（1302年）五月乙巳，“给贫乏汉军地，及五丁者一顷，四丁者二顷，三丁者三顷。”“其孤寡者存恤六年，逃散者招谕复业。”

大德七年（1303年）二月辛未，“以平章政事、行上都留守木八剌沙、陕西行省平章阿老瓦丁并为中书平章政事，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尚文为中书左丞，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董士珍为中书参知政事。”这一次的地方官员提拔到朝廷任职，应该说体现了平等。另外，本月皇上还“罢江南财赋总管府及提举司”，为的是所有制地方官员通过“掊刻于民”来向朝廷“增羡”、以达“求爵”要赏现象。同时“罢江南水庸田司、行政通院”，削减政府机构，减轻江南百姓负担。这一年的闰五月壬戌，“诏禁犯曲阜林庙者”，对孔府孔庙孔林加大保护力度。这一年的冬十月，“以江浙年谷不登，减海运粮四十万石。”

大德八年（1304年）春正月，以灾异原因，“诏天下恤民，省刑罚”。同时，“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减二分，永为定例。仍弛山场河泊之禁，听民采捕”。三月戊辰，下诏：“诸王、驸马所分郡邑，达鲁花赤惟用蒙古人，三年依例迁代，其汉人、女真、契丹名为蒙古者，皆罢之。”

这里虽然是在强调政府重要工作岗位仍然要重用纯正的的蒙古族人，这与历代封建帝王对自己的子女、嫡系功臣进行“封邦建国”国家管理体制是一致的，元朝与之前相比没有什么不同。在官员任用上，对“无资滥进”者，要“降官二级，高官者量降”，但规定“蒙古人不在此限”。这种所谓的等级差别，仍然只是体现在官场上。

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这一年的秋天七月，朝廷“罢江淮等处财赋总管府。”这一年的十一月壬子，诏：“内郡、江南人凡为盗黥三次者，谪戍辽阳；诸色人及高丽三次免黥，谪戍湖广。”在对待犯人处理上，出现差异，主要是犯罪次数与在脸上黥字与否及发配地域存在不平等。纵然如此，对那些遵守国家法纪的人而言，再严酷的法律也是不起作用的。

大德九年（1305年）十一月，“以去年冀宁地震，站户贫乏，诏诸王、驸马毋妄遣使乘驿。”朝廷对皇室外出活动加强管束控制，目的是减轻基层百姓负担。

元成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驾崩，在位13年。在他执政期间，并没有出现纯粹的“四种人”，而是出现了10种称谓。在这13年中，朝廷在自然灾害出现后如何关心民生疾苦，在削减政府机构、减轻老百姓尤其是南方老百姓负担方面，在约束皇室成员外出扰民行为方面、在提倡廉洁自律方面，我们读不出有什么南北差别，尤其是对待普通百姓的关怀，朝廷的政策是南北同等的。

如果说存在差别，那也是在官场的重要位置人选及干部提拔重用的条件方面、在对待犯人的执法处理方面，存在着程度上、方式上的差异。但这些又与广大守法遵纪的普通百姓有什么相干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从我国春秋时期的中原地带发出的声音。换位思考，元朝统治者重用蒙古族人，也在情理之中，这也是中原文化所特有的，我们不能用双重标准去衡量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更不能因为这个政权是由所谓的“少数民族”建立就另眼挑剔。

三．元武宗、元仁宗时期：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高丽人”、“南人”、“蒙古军人”、“汉军”、“女真人”等8种称谓。

根据《元史•武宗本纪》，元武宗于1207年五月即位后，于十一月份就对“杭州、平江等处大饥，发粮五十万一千二百石赈之”。

至大二年（1309年）六月甲戌，“以宿卫之士比多冗杂，遵旧制，存蒙古、色目之有阀阅者，余皆革去。”九月癸巳，“以薪贵，禁权豪畜鹰犬之家不得占据山场，听民樵采。”

至大三年（1310年）十一月，尚书省向皇帝禀报，其中有“今拟蒙古军人给马一，汉军十人给马二，计值与之。”皇帝表示同意。

至大四年（1311年）春正月，元武宗驾崩，在位前后5年。

根据《元史•仁宗本纪》，至大四年（1311年）夏四月壬寅，仁宗下诏：“分汰宿卫士，汉人、高丽人、南人冒入者，还其元籍。”同年六月，帝览《贞观政要》，谕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曰：“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

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壬寅，敕“汉人、南人、高丽人宿卫，分司上都，勿给弓矢”。诏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起贤者、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亲试于廷，赐及第出身有差。元仁宗对大臣们说：“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仁宗皇帝要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出“真儒”加以作用，这里没有强调人种的差别。

延祐元年（1314年）十一月癸酉，敕：“吏人贼行者，黥其面。”对官吏中的盗贼，不分人等，一律黥面。

延祐二年（1315年）春正月乙亥，“禁南人典质妻子贩卖为驱”。

延祐三年（1316年）秋七月庚午，“发高丽、女真、汉军千五百人，于滨州、辽河、庆云、赵州屯田。”这种区分，还是局限于军队中。

延祐七年（1320年），元仁宗驾崩，在位前后十年。

就武宗、仁宗二朝来看，出现了8种称谓，与前相较，出现了在军队中有关蒙古军人与汉人军人在拥有战马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严格意义上讲，仍然与普通百姓无关。同时出现了对“吏人”犯盗窃罪进行黥面的惩戒手段，“黥面”已经适用于政府官员犯罪了。这些对于那些遵纪守法的普通公民来讲，并不存在划类的等级差异和类别歧视。

四．元英宗、泰定帝至元顺帝时期：有“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南人”、“高丽人”5种称谓。

据《元史•英宗本纪》：至治二年（1322年）春甲戌，“禁汉人执兵器出猎及习武艺。”辛巳，敕：“台宪用人，勿拘资格。”

《元史•泰定帝本纪》：致和元年（1328年）夏四月己亥，“塔失帖木儿、倒剌沙请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忧者，除其名。从之。”

《元史•文宗本纪》：致和元年（1328年）十二月戊午又下诏：“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者，听如旧制。”至顺二年（1331年）六月，监察御史韩元善言：“历代国学皆盛，独本朝国学生仅四百员，又复分蒙古、色目、汉人之额。请凡蒙古、色目、汉人，不限员额，皆得入学。”不报。

《元史•顺帝本纪》：元统二年（1334年）三月己丑朔，诏：“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膳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学校官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以充。”丁巳诏：“蒙古、色目犯奸盗诈伪之罪者，隶宗正府；汉人、南人犯者，属有司。”六月辛巳，诏蒙古、色目人行丧父母。秋七月壬寅诏：“蒙古、色目人犯盗者免刺。”是年，江西大水，民饥，赈糶米七万七千石。赐天下田租之半。凡有妻室之僧，令还俗为民，既而复听为僧。

至元三年（1337年）夏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庚子，太白昼见。是月，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郡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禁汉人、南人不得习学蒙古、色目文字。”

至元五年（1339年）乙未，加封孝女曹娥为“慧感灵孝昭顺纯懿夫人”。“己酉，申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军器、弓矢之禁。”

至正元年（1341年）十二月乙卯，诏：“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赐缯帛二表里，其余州县，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杂役。”

至正九年（1349年）秋七月壬辰，诏：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习学汉人文书，以李好文为谕德，归畅为赞善，张冲为文学。李好文等上书辞，不许。

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戊辰。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

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甲戌，“命六部、大司农司、集贤翰林国史两院、太常礼仪院、秘书、崇文、国子、都水监、侍仪司等正官，各举才堪守令者一人，不拘蒙古、色目、汉、南人，从中书省斟酌用之。或任内害民受赃得，举官量事轻重降职。”

至正十九年（1359年）三月壬戌，诏定科举流寓人名额，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汉人二十名。

应该说，到了元顺帝时期，元朝对全国人的划分开始严谨规范了，总共出现5种称谓，除了“高丽人”外，其他四种人与后来史学界所乐道而影响深远的将全国人分为“四类说”开始接近了。实际情况是，在整个元朝，有许多“高丽人”生活在中土，数量多，同样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与成吉思汗时代就注重发展同高丽国的友好关系有关。

如果从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开始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同时出现为起点，那么到1368年元朝灭亡，这种“四类”分法也只是在法理上存在了34年，并且还有“高丽人”始终在参和其中，实为“五类”。也许正因为是这种过于明显的等级分类，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如果从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元朝出现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南方人组成的起义造反大军算起，岌岌可危的“大元朝”哪里还有可能去完全推行这种“蒙古人”、“色目人”优先的等级划分呢？从这一点看，“四类”等级划分的真正时间，也只有从1334年到1355年为有效期，前后持续时间也只有10来年而已。

“大元朝”前后存在98年，我们用其末期10来年的现象来将整个元代社会说成只有“四类”人，显然有失公允，也是对“大元朝”这个由蒙古族建立的国家政权有欠公允的评价。更何况还有“高丽人”存在呢？作为一个历史伪命题，元朝人“四类说”应该休矣，那是一个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来审视历史的特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必须予以澄清，还历史以公道，告诉人们，元朝政府并不是始终都是面目恐怖的。

也许正是元顺帝这10来年的等级分类过于明显苛刻，最终促使由汉人、南人组成的“大明兵”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了“大元朝”的掘墓人。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春正月，“大明兵取建宁、延平二路，陈友定被执”；二月，“大明兵取东昌路”、“大明兵取棣州”、“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路皆降于大明”、“大明兵取河南”、“大明兵取永州路，又取惠州路”；夏四月，“大明兵取英德州”、“大明兵取广州路，又限嵩、陕、汝等州”；五月，“大明兵取道州”；六月，大明兵取全州、郴州、梧州、藤州、浔州、贵、象、郁林等郡。秋七月，元大都京城出现异象：红气满空，如火照人，自旦至辰方息。乙亥，京城黑气起，百步内不见人，从寅至巳方消。也就在这个月，“海南、海北诸郡县皆降于大明”。闰七月甲子，大明兵至大都郊县通州，天空中又出现“白虹贯日”异象。元顺帝“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由明朝人宋濂等撰写的《元史》出现那么多“大明兵”势如破竹的胜利记载，看了让人触目惊心。

由蒙古族建立的“大元朝”，就这样被“大明兵”给灭了；1368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另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明朝”，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章。

2020年6月9日于金陵四合斋

作者束有春，文学硕士，研究员。长期从事我国文化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先后发表有关古代文学、历史文化、文化遗产、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理学古文史》《感知风骚时代》《传统与现代》《江苏戏曲文物研究》等学术著作多种。现为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文化》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