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观认为，元朝统治阶级把全国各族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地位最高；第二等是色目人，即姓氏复杂的“各色名目”之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和畏兀儿（维吾尔）人等我国西北地区各族，以及居留在我国境内的中亚、东欧人；第三等是汉人，指原金朝统治区的汉人、契丹人和女真人，以及渤海人和早先被蒙古族征服的四川、云南的汉人等；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并且还特别强调：南人的社会地位最低，生活最穷苦，受到多重压迫和歧视，是被剥削、被奴役的人群。

我在《“大蒙古国”与“大元朝”之关联区分》一文中已明，“元朝”一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才由“大蒙古国”转化而来。那么，当我们探讨元朝将人分成“四等”问题时，理应不能包括公元1206年以来的成吉思汗、拖雷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以及元世祖忽必烈的“中统”5年和“至元”8年即1260年-1271年这12年时间，只能从至元八年（1271年）“元朝”正式问世后开始审视，时间跨度总长为1271年至1368年的98年。当然，在历史文献中，从公元1206年至公元1271年这65年的时间里，我们还见不到“四等说”的影子。

那么，是否在公元1271年开始，就有了“四等说”了？非也！

一、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有“宋人”、“南人”、“北人”、“江南人”、 “宋赵氏族人”、“北方诸色人”、“汉人”、“蒙古人”、“回回”、“新附人”、“江南艺人”、“汉军”、“亡宋军”、“新附诸军”、“河西人”、“畏吾儿人”（畏兀儿人）、“契丹人”、“女真人”、“江南民”、 “宋旧军”等20种称谓。

忽必烈于公元1271年亮出“大元朝”旗帜。为了严谨起见，我们考察的范围不妨再向前延伸几年。

根据《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二）》，至元元年（1264年）夏四月，杨大渊以部将王仲得宋将昝万寿书杀之。诏以其事未经鞫问，或堕宋人行间之计，岂宜辄施刑戮，诘责杨大渊。十一月丙子，诏宋人归顺及北人陷没来归者，皆月给粮食。十二月丁未，敕遣宋谍者四人还其国。卷七《世祖本纪（四）》，至元七年（1270年）冬十月乙亥，“宋人攻莒州”。由此可见，在公元1271年前，忽必烈时期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宋人”。

为了节省篇目，下文笔者直接用“年号”来坐标细绎，内容皆出《元史•世祖本纪》。

第一阶段：1271年至1279年南宋彻底灭亡，出现“宋人”、“南人”、“蒙古人”、“汉人”、“畏兀儿人”等5种称谓。

至元九年（1272年）春正月，敕董文炳时巡掠南境，毋令宋人得立城堡。

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爱先不花因言：“前宋人城五河，统军司臣皆当得罪。”二月丁未，宋京西安抚使、知襄阳府吕文焕以城降。三月乙丑，敕枢密院，“以襄阳吕文焕率将吏赴阙”。吕文焕等发襄阳时，“择蒙古、汉人有才力者护视以来”。夏四月，吕文焕入朝，被授予昭勇大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襄汉大都督，赐其将校有差。吕文焕于至元十一年三月，“随司千户陈炎谋叛，诛首恶二人。”但吕文焕未杀，从后来攻打江汉时，行中书省建议“江汉未下之州，请令吕文焕率其麾下临城谕之，令彼知我宽仁，善遇降将”可知。“时将相大臣皆以声罪南伐为请”，于是，驿召姚枢、许衡、徒单公履等问计。徒单公履对曰：“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此其时矣。”帝然之。由此可见，元朝已经做好灭南宋的组织发动工作，大臣们纷纷声讨南宋政权的罪行，并申请“南伐”。我们知道有“北伐”，可曾知否，在元朝时就有“南伐”一词了。

至元十一年（1274年），畏兀儿人（今维吾尔族）、元朝军事将领阿里海牙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将军阿术又言：“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帝忽必烈“趣召史天泽同议”。史天泽对曰：“此国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将者，犹足为之。”忽必烈说：“伯颜可以任吾此事矣。”阿术、阿里海牙说道：“我师南征，必分为三，旧军不足，非益兵十万不可。”诏中书省签军十万人，准备向南宋开战。

元朝人已经观察到南宋军队“弱于往昔”，灭宋之战在即。至元十一年的十二月，伯颜大军次汉口；第二年春天，大军次黄州，二月次安庆府，次池州，宋兵或战或降或死。宋都督贾似道、承宣使阮思聪慌忙派人向元军求和，“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派使者对贾似道说：“未渡江时，入贡议和则可，今沿江诸郡皆已内属，欲和，则当来面议。”伯颜意思很清楚，我元朝大军已经打过江了，你宋宰相贾似道和承宣使阮思聪才来谈“入贡议和”，显然迟了。但暂时还是解除了对南宋京师所在地临安府的围困。

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元朝曾让鄂州的汉降臣张晏然等“赴阙”进京，到大都听忽必烈训话。忽必烈答应不让赵宋政权断了香火，给“宋主”留了面子。

到了至元十三年（1276年）春天，元朝大将军伯颜“军次皋亭山”，阿剌罕以兵来会。“宋主遣其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等，齎传国玉玺及降表诣军前。”读者君一定要清楚，这时的所谓“宋主”，就是只有7岁的少儿皇帝“赵显”。

南宋向元朝投降的降表，细心品读，很是无可奈何，很是令人心酸，不妨照录于此，想象一下战败国的屈辱滋味。辞曰：“大宋国主显，谨百拜奉表于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尝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捧表驰诣阙庭，敬伸卑悃，伏计己徹圣听。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难，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臣不及知，至勤兴师问罪，宗社阽危，生灵可念。臣与太皇日夕忧惧，非不欲迁辟以求两全，实以百万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惟是世传之镇宝，不敢爱惜，谨奉太皇命戒，痛自贬损，削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二广、四川见在州郡，谨悉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欲望圣慈垂哀，祖母太后耄及，卧病数载，臣茕茕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殒绝，曲赐裁处，特与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臣无任感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

伯颜大将军代表元朝接受了南宋朝廷的降表、玉玺。接着又遣人回临安，召宰相出议降事。师次临安北十五里。也就在这时，宋庭的宰相陈宜中、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陆秀夫等人，“挟益、广二王出嘉会门，渡浙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宫”。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他们二人与赵显被称为“宋末三帝”。

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庚子，“宋主”赵显率文武百僚诣祥曦殿，望阙上表，乞为藩辅。遣右丞相贾余庆等奉表以闻。宋主祖母太皇太后亦奉表及牋。是日，南宋文武百司出临安府，诣行中书省，各以其职来见。悉罢宋官府，散免侍卫禁军。宋主赵显遣其右丞相贾余庆等充祈请使，诣阙请命，右丞相命吴坚、文天祥同行。行中书省右丞相伯颜等，以宋主赵显“举国内附，具表称贺”，向皇帝忽必烈报告。

元朝接受了南宋的投降，地域扩大，人口增多：两浙路得府八、州六、军一、县八十一，户298万3672，人口569万2650。淮西路得府二、州六、军四、县三十四，户51万3872，人口102万1349人。

伯颜派遣宋内侍王埜入宫，收宋国兖冕、圭璧、符玺及宫中图籍、宝玩、车辂、辇乘、卤簿、麾仗等物。庚申，忽必烈召伯颜“偕宋君入朝”。

忽必列在灭了南宋后，帝召集原来宋朝的那帮降臣们，问道：“尔等何降之易耶？”

南宋降臣们回答：“宋有强臣贾似道擅国柄，每优礼文士，而独轻武官。臣等久积不平，心离体解，所以望风而送款也。”意思是说，南宋朝廷重视文官而轻视武官，所以这帮武夫们就怨恨朝廷，望风而逃，把南宋江山送给“大元朝”了。

忽必烈让手下人去回答这帮败将们：“借使贾似道实轻汝曹，特贾似道一人之过耳，且汝主何负焉。正如所言，则似道之轻汝也固宜。”意思是你们一味责怪贾似道，而不论皇帝能力如何，这也难怪贾似道要瞧不起你们这帮武臣！

至元十五年（1278年）春正月，元朝政府下令：“官吏隐匿及擅易马匹、私配妇人者，没其家”。“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为娼者，买卖者两罪之，官没其直，人复为良”。二月，命平章政事阿塔海、阿里“选择江南廉能之官，去其冗员与不胜任者”。夏四月戊午，“以江南土寇窃发，人心未安，命行中书省左丞夏贵等，分道抚治军民，检核钱谷；察郡县被旱灾甚者、吏廉能者，举以闻，其贪残不胜者，劾罢之。”“追江南工匠官虎符”。五月癸未朔，诏谕翰林学士和礼霍孙，“今后进用宰执及主兵重臣，其与儒臣老者同议。”也就在这个月，“选江南锐军为侍卫亲军。”六月，“诏汰江南冗官”。“宋故官应入仕者，付吏部录用”。这一系列举措，对维护社会稳定、做好收编过渡都起了重要作用，看不出有任何歧视的迹象。

忽必烈甚至对身边的蒙古族大臣们说：“南人如吕文焕、范文虎率众来归，或可以相位处之。”又顾谓左右曰：“汝可谕姚枢等，江南官吏太冗，此卿辈所知，而未尝言。”遂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及诸南儒今为宰相、宣慰，及各路达鲁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谬滥，其议所以减汰之者。凡小大政事，顺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这里的“达鲁花赤”是代表成吉思汗的“督官”。“顺民之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罢之”，完全体现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念。

至元十六年（1279年）春正月甲戌，张弘范将兵追“宋二王”至崖山寨，张世杰拒战，结果大败而逃。广王赵昺“偕其官属俱赴海死，获其金宝以献”。在《宋史》中，是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在《元史》中用一个“偕”字，算是给亡宋小皇帝以一定的“尊严”了。至此，南宋彻底灭亡。

在灭南宋、统一全国的这几年中，我们尚看不出元朝政府对亡宋人或南人的歧视，相反，看到的是忽必烈对南宋降臣中文武人才的重视和不同程度的留用，淘汰的只是那些无能力、岗位多余的“冗官”；同时，对江南良家女子的人权表现为高度尊重。

第二阶段：宋灭亡后至忽必烈去世，出现“汉人”、“蒙古人”、“回回”、“新附人”、“江南艺人”、“汉军”、“亡宋军”、“新附诸军”、“河西人”、“畏吾儿”、“契丹人”、“女真人”、“北方诸色人”、“江南民”、“宋人”、“宋旧军”等16种称谓。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禁诸奥鲁及汉人持弓，其出征所持兵仗，还即输之官库。”三月壬子，“囊加带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至京师。” 友情提醒：“囊加带”是人名。秋七月，诏遣牙纳术、崔彧“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八月己丑，“宋降臣王虎臣陈便宜十七事，令张易等议，可者行之。”“调江南新附军五千驻太原，五千驻大名 ，五千驻卫州。”八月甲辰，“诏汉军出征逃者罪死，且没其家。”九月乙巳朔，范文虎荐可为守令者三十人。诏：“今后所荐，朕自择之。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

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一月壬戌，“诏江淮行中书省括巧匠。”

至元十八年（1281年）春，“敕江南州郡兼用蒙古、回回人” 。

至元十九年（1282年）六月，“亡宋军有手号及无手号者，并听为民。”“手号”即手上的雕青记号，类似于今天的纹身，雕的是“海东青”隼鹘图案。这一年的秋七月，“令蒙古军守江南者，更番还家。”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蠲江南今年田赋十分之二，其十八年以前逋欠未征者，尽免之。”阿鲁忽奴言：“曩于江南民户中拨匠户三十万，其无艺业者多，今已选定诸色工匠，余十九万九百余户，宜纵令为民。”从之。这一年的八月，朝廷开始拟定军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万户府“达鲁花赤”，同蒙古人；女真、契丹，同汉人；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真生长汉地，同汉人。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 。二月，诏改江淮、江西元帅招讨司为上中下三万户府，蒙古、汉人、新附诸军相参，作三十七翼。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江南诸路学田，昔皆隶官。“诏复给本学，以便教养。”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春，“诏发江淮（原江浙省）、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及云南兵，及海外四州黎兵，命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等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讨交趾。”闰二月，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祭酒一员，司业二员，监丞一员，学官博士二员，助教四员，生员百二十人，蒙古、汉人各半。官给纸劄、饮食，仍隶集贤院。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春正月，“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江淮行省言：“两淮土旷民寡，兼并之家皆不输税。又管内七十余城，止屯田两所，宜增置淮东、西两道劝农营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这一年的二月，以江南站户（元代服役于站驿之户称站户）贫富不均，命有司料简，合户税至七十石当马一匹，并免杂徭；独户税逾七十石愿入站者，听便。合户税不得过十户，独户税无上百石。这一年的冬十月，尚书省臣请，令集贤院诸司，分道钩考江南郡学田所入羡余，贮之集贤院，以给多才艺者。从之。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辛亥朔，“诏籍江南户口，凡北方诸色人寓居者亦就籍之。”夏四月戊午，“禁江南民挟弓矢，犯者籍而为兵。”十一月丁未，“禁江南、北权要之家毋沮盐法。”十二月，绍兴路总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赵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久而非便，宜悉徙京师。”桑哥以闻，请擢白絜矩为尚书省舍人。这位白大人因了这个馊主意而被提拔为尚书省舍人，但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四月，江淮行省言：“近朝廷遣白絜矩来，与沙不丁议，令发兼并户偕宋宗族赴京，人心必致动摇，江南之民方患增课、料民、括马之苦，宜俟他日行之。”皇帝表示同意，迁徙敬赵“百姓”阴谋终未得逞。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三月，“放寿、颍屯田军千九百五十九户为民，撤江南戍兵代之。”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秋七月，敕：“江南重囚，依旧制闻奏处决。”罢江南诸省买银提举司。遣官招集宋时“湼手军”（在手上刺字的军人）可充兵者八万三千六百人，以蒙古、汉人、宋人参为万户、千户、百户领之。“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租。”这一年，中书省臣言：“江南在宋时，差徭为名七十有余，归附后一切未征…可令江南依宋时诸名征赋尽输之。”从之。

至元三十年（1293年）二月，江西行院官中有一位名叫月的迷失的人进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宜诛为首者，余徙内县。”从之。也就在这一月，朝廷“申严江南兵器之禁。”十二月丁亥，再次“禁汉军更番者毋鬻军器”。也就在这一月，朝廷遣使督思州、播州及镇远、黄平，“发宋旧军八千人，从征安南”。安南国即今越南境内。

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去世。从1279年到1294年的15年间，元朝朝廷除了加强对江南人、汉军及民间的枪支弓矢进行管控外，就是对一些原先的“江南重囚”“豪右”且庇藏匿盗贼者进行镇压，这应该说符合新统一的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在人才方面，重视南方有才艺的工匠；在农业方面，鼓励开荒种田；在反腐及盐税管理方面，南北“权要”一视同仁。如果讲有什么等级区别的话，那也是在军队管理方面有所体现，如至元二十一年的“军官格例”制定。

忽必烈在位35年，其在“元朝”区间执政，前后长达25年，在这25年时间内，我们尚看不出明显的、针对广大百姓的“四等”人区分，而是先后出现了16种称谓。（未完待续）

2020年6月9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