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产观察】 苏式江南文化”生活方式与乡村美学探索 —— “五种江南文化模式”研究
2022-03-25 16:28:00  来源:文化产业周刊  作者:张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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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文化的魅力在于文化创新和“文化自觉”,创造了独立的、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也是人们向往的一种江南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其中具有典型性文化意义的是“苏式江南文化”。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式江南文化”是中国近代江南乡村美学及乡村文化产业振兴的发源地和创新地。在现代化进程中,从中国文化根柢的再建构、再创新角度来看,作为江苏应该敢于有这种文化创新的担当!

  之所以如此说,主要是因为“文化自觉”概念是由出生在江苏苏州的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从1936年开始,费先生在苏州吴江开弦弓村陆续开展了十几次调研,创作了《江村经济》,人类学家马林诺斯称其为“将被人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研和理论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此后,费先生提出了乡村“文化自觉”主张,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更值得我们重视和为之大力推广、呼号的是,费先生在1990年提出的著名观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中我们可以这样说:近代“苏式江南”乡村美学与乡村文化振兴缘起于苏州开弦弓村。

  一、多类型的文化——“五种江南文化模式”

  在文化长河中,江南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长江以南,亦是一个行政上的、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政治区域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多类型文化的空间组合,而其中的文化主脉是相通的,江南文化在整体上是中国文化底色的一种集中表达。

  有《史记》以来,“江南”一词就因长江流域的开发而越来越富有文化和人文区位价值。古代的大运河开发,江南温和的气候,加上耕读人家的地域文化风格,可谓人杰地灵,钟灵毓秀。唐朝官方将江南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唐太宗曾将领土分为10道,其中便有“江南道”,此后“江南道”的所辖范围和名称历经多次演变,此不赘述。

  文化上的“江南”既是超越自然空间的“文化区”,更是心理上的“文化区”,是深层次的“乡土文化区”。唐、宋、明、清时期以降,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获得诸多文人雅士的青睐,至此江南成为中华文脉最为昌盛的人文区位。

  文献和诗书中的江南,展现了一种“饭稻羹鱼”“火耕水耨”的生活样态,也延续了苏南世家大族家谱中的“木本水源”和“书香之家”的肥沃土壤,是一种源于自然生活又高于自然的审美精神和诗性气质,可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探寻和自我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读懂苏州,就读懂了江南,特别是“苏式江南”……粉墙黛瓦神州底色,吴歌昆腔华夏声音。

  在富庶繁华、温婉柔情的外表下,“苏式江南”蕴藏着“上善若水”的柔情和“天行健”自强不息的文化气质。在赏析江南诗歌的内涵中,可以看到,苏州既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妩媚,亦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在研读江南文化的过程中,我们熟悉了无数江南名士……这一切,已交织成一种文化定式——江南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地方。一种意境,一种诗情,一种画意,蕴含在山山水水之中,缠绵在雨露岚雾中,描绘出禅意般的美丽……

  江南文化作为广义的地域文化,在不同区域和空间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和“地点精神”。理性意义上,江南虽然也有着某种同一性文化表征和基本的地域范畴,但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文化,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有本质的同一性,又有多类型文化的差异性。当然,江南文化必然是一个多类型化的“文化区”;必然是由有着不同“文化特质”的“文化丛”,不同文化差异的“文化丛”,组成的一个个具有共同区域、地理、人文特点的“文化圈”,进而组合演化为一种“江南文化模式”。但是,经过深入研究不难发现,江南文化基本分为:一是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江南文化”,二是安徽皖南为代表的“徽派江南文化”,三是浙江部分地区的“浙派江南文化”,四是江西的“赣派江南文化”,五是江苏苏州为代表的“苏式江南文化”。大体上说,江南文化在同一性的基础上,是由五个有明显特色的文化类型组成,或曰“江南五种文化模式”。

  意象中的江南——通过简单的大数据梳理,传统区域中的江南文化,已经沉淀为某种文化属性的类型化存在样态,既有特殊符号化的表征,又有一般意义上的不同文化属性,这五种江南文化区别是:1、不同的自然空间,2、不同的集体记忆,3、不同的地点场域精神,4、不同的原乡文化,5、不同的人文区位,6、不同的风俗人情,7、不同的日常习惯,8、不同的人情世故,9、不同的饮食构成及偏好,10、不同的时尚格调,11、不同的语言特质和方言……

  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苏南、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的江南文化不同文化符号化的表现以及构成的文化符号簇群。我们强调江南文化类型之一的“苏式江南文化”的要素特质,旨在说明以苏州文化为代表的“苏式江南文化”的“文化区”模式和类型。

  在文化地理学上,“文化区”有两种形式,一是有行政范围的文化区,如某省、某市的文化,有行政边界作为区分;另一种是无行政边界的“形式文化区”,往往是以某种流行时尚区、一种或多种文化行为礼仪认同区、或以某种特定的语言语调流行区、或以某种流行的乡土音乐为代表形成的“文化区”等,如苏南某地流行的“跳舞猖”,在南京的高淳、溧水;常州的溧阳、金坛;在安徽宣城的郎溪、广德以及无锡、苏州的部分地区都有文化遗存流传。

  当你深入某一“文化区”进行深入研究时,你会发现苏南文化有着本质上同一性的“文化类型”表现,而且有长久文化脉络的一致性、根柢性和强烈的认同性。即以江苏长江南岸及太湖文化圈为主要地域,已形成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式江南文化区”,在田野调查中,这一带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说自己是“苏南人”或“江南人”,“苏式江南文化”的自我认同度非常高。

  当你深入“苏式江南文化”某一“文化区”进行深入研究时,你会进一步发现,“苏式江南”的典型性被更多的人认同。和北方的粗犷相比,“苏式江南”表现出极强的地域文化特色:精致的生活空间、精致的生活方式……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方式,而是从精致中显现“苏式江南”。

  “苏式江南文化”根植于中华文化主脉,在时空的变化中不断发展,呈现出“无边界的、流动的”人文魅力和美学精神,它代表中国人对美好、精致、高雅生活的向往。

  之所以强调要把江南文化作为“文化类型化(cultural taxonomy)”来研究,是从哲学与美学意义上对江南文化的高度认可。“类型化”的分析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文化区”“文化模式”“苏式江南文化”发展与创造的规律性把握。

  二、“苏式江南”前提下的“文化类型区”特质隐喻

  “苏式江南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江南文化可比的内容不胜枚举,这里仅从生活样态的角度来看:“苏式苏样”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类型和一种象征。从一种极简的角度认识,把江南文化分为“五种文化类型”本身便是一种文化创新。

  自唐以来,以“苏意”“苏样”“苏作”为代表的“苏式江南文化”曾引领华夏风潮,在发展中不断创新,蕴藏着高雅的、与时俱进的中国文化韵味,是东方美学的代表之一。

  苏州,从春秋的“阖闾大城”,到唐朝时的“江南唯一雄州”,从明代的“天下四聚”,到曹雪芹笔下“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无不体现了苏州“中华文化守望者”的价值。

  吴冠中说:“我这一生, 总在陆陆续续画江南……”他的画作中的“苏式江南”,就是人们生活中的江南美好。江南文化的伟大价值之一是,一直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江南乡村美学,“苏式江南”的生活美学,耕读人文的价值美学,并给人们勾画出“苏式最江南”的生活方式,也表现了“苏式江南美学”的担当。如苏州状元文化甲冠天下,科举施行期间,苏州状元共有51名,或有族内连番鼎甲的现象,堪称奇迹。

  随意从“苏式江南文化”中勾连点滴,可见其现代性的文化建构:苏州吴中区出台许多鼓励民宿发展的政策,引领旅游业从“农家乐”逐步升级,倡导民宿向集聚化、品牌化和个性化发展。现在,吴中区共有千余家民宿、备案旅游民宿299家,形成了数个民宿集聚区,成为吴中区甚至是苏州市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的新引擎——展示了全球化乡村美学的价值。

  南京江宁“美丽乡村”覆盖率已达76%,20个乡村被评为中国最美乡村,33个乡村被评为江苏省省级美丽乡村,5个乡村被评为江苏省特色田园试点村,116个乡村被评为南京市美丽乡村,江宁区乡村旅游在“五朵金花”带动下,已形成全域“金花朵朵”。苏州昆山大力实施“文旅融合”推进“美丽镇村”建设,以乡村文化旅游的标准打造“美丽乡村”,推动“美丽乡村”产生“美丽效应”,在社科院2020年公布的《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100强》中位居首位。常州溧阳“1号公路”是江苏省第一批旅游风景道,年吸引600多万游客,实现农旅总收入40亿元,拉动5.4万农户增收。

  多元的江南文化,构成江南文化世界,而这个世界一样是百花齐放,也体现了现代意义上“全球化乡村”的时代价值。

  三、“苏式江南”:开弦弓村是近代中国乡村美学的发源地

  在乡村振兴——“再地方化”的图景中,全球化中的城市化将城乡关系裹入更复杂的境地,处于节点位置的乡村地方行动者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响应,被概念化为“全球乡村”,使原来封闭的乡村以乡村特色产业形态参与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带来乡村振兴经济的“文化反哺”。

  以苏州吴江的“江村”(即开弦弓村)为样本,来研究“苏式”江南美学建构的路径。上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在江村进行了实际调研,对江村的乡镇工业、居民生活方式和小城镇发展等进行系统研究,费孝通先后探访江村26次,开启乡村的文化自觉,并在发展中付诸实践。开弦弓村村民也在费孝通的指引下获得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富足。1981年费孝通因此荣获人类学科最高荣誉“赫胥黎奖章”。

  从江南乡村美学创新的角度讲,至少有三个第一:一是地方性文化自觉。以江村为首的苏南乡村,建构了“苏式江南文化”乡村的剪影。二是全球性的文化识别。江村是世界认识中国乡村的窗口。它的价值在于费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学理念,开创了我国乡村变迁研究范式。三是时代性的文化自为。江村是中国近代首个探索现代化、探索乡村文化自觉和江南乡村美学的村庄。国人创造了江南文化,江苏人创造了“苏式江南文化”,现在我们要创造新时代的江南文化,使其成为未来人类的集体记忆。基于此,我们在江村进行了深入规划,赋予其特色定位:即产业美、文化美、生态美、环境美、生活美、乡风美,强调打造“三产联动”“三生融合”“产城融合”的示范区,也是“六次产业”革命的文化融合和文化自觉的创新。

  费孝通创作了社会学名著《江村经济》。我们则以“乡村文化自觉”概念为基底,提出“乡村文化自为”,指出江村的文化价值兼具地方性、全球性、时代性,是“苏式江南文化”“最江南”文化符号之一。同时建议对江村进行更深层次的规划,福民富民,实现乡村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近代的乡村文化自觉从开弦弓村开始,这一文化资本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文化资本再生产”,而“苏式江南”应成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典范。

  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江苏扬子江创新型研究院院长、江苏城市经济学会会长)

  刊发于《新华日报文化产业周刊》第10期(2022年1月28日)

标签:江南;文化模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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