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的甜香里，总藏着外婆剪的纸旗，捏的面人，还有那些浸着血泪却挺得笔直的故事。

　　1963年重阳，天没亮透。窗缝里的凉气带着草木苦，混着甜香钻被窝——不用睁眼，是外婆蒸重阳糕了。这香气像根细针，挑开睡意，也挑开了往后想起这一天的模样。

　　早间餐桌上，一屉糯米糕冒热气。米香裹着红枣甜，往鼻尖扑。重阳吃糕，图“步步登高”。老南京人爱插纸旗，叫“重阳旗”，说能避灾祈福。外婆的糕上，插着几面五色纸旗。是她挑灯剪的，中间嵌个“令”字，边角缀着菊纹。她捏着剪刀，转着圈剪菊瓣，一片，又一片，慢得像数时辰。

　　爸妈、哥妹和我的糕，各插一面。余下的米糕，被她捏成穆桂英、杨宗保。指尖在穆桂英铠甲处，按了又按，甲片纹路都清清楚楚。摆得齐整，正对着墙上《穆桂英挂帅》的剧照。那剧照边角磨毛了，外婆总用浆糊粘，抹一次，对齐些，又抹一次，再轻轻按，反复三次才总算贴牢，像在给旧时光打补丁。

　　我捏起自己的糕，咬一口。软糯里裹着红枣蜜甜。外婆坐在窗边靠椅上补剧照，手指关节有些变形，指腹带薄茧，却能把彩纸剪出细如发丝的菊瓣。可她望着剧照时，眼里的沉郁像秋云，浓得化不开。我那时不懂，只当是晨雾蒙了眼。

　　下午放学，书包带子还没滑下来，外婆就拉我坐她膝头。她衣襟沾着糯米粉，枯瘦的手抚我头，掌心老茧蹭得我耳后发痒。“你大了，该知道些事了。”声音温厚又沙哑，像秋风扫过老槐树。

　　外婆生在江宁禄口，家里开杂货铺。十六岁，红绸花轿抬进彭福村。二十多年，灶上粥香，田埂稻浪，原该把日子填得满满当当。

　　可1939年，日伪“清乡”那天，外公和大舅二舅背公粮往圩区撤。刚过土桥，就被鬼子兵射杀在芦苇荡前。外婆说这话时，手紧紧攥我衣角，指节泛白。“那天的芦苇，红得像染了血……”

　　她没哭垮。下葬第三日，叫念高中的小儿子到跟前。油灯芯爆个火星，映着她眼下青黑。她看着儿子清瘦的脸，一字一句：“戏里穆桂英，丈夫没了还挂帅，小小杨宗保也冲锋。你必须替你爹你哥报仇！”

　　我小舅舅跪在父兄灵前，磕三个响头，额头沾着香灰。第二天，揣着外婆烙的麦饼，找新四军去了。

　　抗战胜利，小舅舅回母亲身边，已是营教导员，胸前勋章在阳光下晃眼。1947年，孟良崮战役的阵亡消息传到村。外婆接到最后一个儿子牺牲的通知，贴在胸口捂了整夜。天亮，往灶膛添把柴，火光映着她的脸，看不出表情。她托交通员给部队的母亲捎话：“你最后一个哥哥也就义了！记住：部队打到哪里，你人在哪里！”

　　1949年春，大军过江。母亲跟着队伍进南京城。首长派车接“英雄妈妈”，车停田埂边，见外婆独自插秧，泥水没过小腿肚，秧苗在她身后排得笔直。

　　她早学穆桂英送子出征，把最小的女儿也送进了革命队伍。在我小姨的包袱里，除了换洗衣物，还有半面外婆剪坏的重阳旗，红绸边角打着补丁——是她连夜剪了又剪，没舍得丢的。

　　“墙上的穆桂英，不是爱打仗，”外婆的手带老茧，轻轻拍我背，“是家国难当头，女人不得不像她一样，扛起担子啊。”

　　窗外晚霞正浓，透过窗棂落在桌上。没凉透的重阳糕泛着微光。那些插着“令”旗的甜糯，忽然沉甸甸的。五色纸旗映着外婆的白发，一缕一缕，像落满了霜。

　　那天的米香和话语，像重阳糕上的纸旗，深深插在我心里。虚十岁的我，才算真正记事。

　　后来每到重阳，吃糯米糕，总会想起外婆膝头的温度，衣襟上的粉痕，粘剧照时反复抹的浆糊，还有“沙沙”响的彩纸。

　　那是比“步步登高”更实在的东西。是一个母亲，在风雨里站成的山。沉默，却稳稳撑着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