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我紧赶慢赶地读完了胡洪侠主编的《私人阅读史》。这本2008年出版的老书，收录了34位学者对1978年到2008年30年个人阅读史的回顾。通篇都是熟悉的书名、作者，这让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书籍匮乏、人们如饥似渴疯狂“补课”的年代。我和书中多数学者年龄相仿，虽然成长轨迹不同，但所经历的时代是一致的。

启蒙：从“无知”到“痴迷”

　　1984年，我不满15周岁，从农村考上了师范学校。在此以前，除了课本和几本残缺的《少年文艺》，我几乎没读过课外书。入学后的一次班级百科知识竞赛，我像个傻子，一题也答不上来。那一刻，骄傲荡然无存，我打心眼里羡慕那些县城里见多识广的同学。

　　这巨大的刺激，成了我阅读的起点。我迫不及待地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百科知识竞赛3000题》打算死记硬背，同时买了今生第一本课外书——《老残游记》。原因无他，口袋里的钱刚好够，而书店里能选的书本来也不多。

　　从此，读书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每天早晨4点半到教室苦读，还将座位调到最后一排，堆书作掩护，连课都不听，一味埋头看自己的书。三年师范，我带回家近200本书——父母每月给的10块零花钱，全都用于此。直到今天，我仍习惯买书而非借书，看自己的书可以随意勾画、反复品读。

　　出于爱惜，我给所有书包上书皮，水平一流，书永远新崭崭的。工作后为了书橱美观，我又拆掉了所有书皮，现在想来，实在愚蠢，否则该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说到爱书，有一件难忘的事。1988年前后，我读到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其观点让我耳目一新，便推荐给领导。不料此书在他那里离奇失踪，让我耿耿于怀逾20年。直到2010年，竟在新华书店的角落找到同一版本！那种失而复得的兴奋，让我对“书缘”有了笃信。从此，我基本不再借书给人，若遇好书想分享，宁可买一本相赠。

求索：从“囫囵吞枣”到“融会贯通”

　　上世纪80年代资讯不发达，我对于读什么书没有很清晰的想法。一次与表哥闲聊，他说“看小说能了解社会、认识人性”，这句话点醒了我。此后两年，我几乎读遍了能找到的世界名著，如《少年维特的烦恼》《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

　　但很快我发现，虽读了不少书，却仍有许多疑惑。于是我开始寻求帮助，拓宽阅读面，涉猎哲学、美学、心理学，如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丹纳的《艺术哲学》等。渐渐地，我的视野打开了，对人物、时代背景和作品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判断标准，不再人云亦云。

　　1987年工作后，虽然工资微薄，但我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买书和订阅期刊上，最多时订了十多种，如《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文学评论》等。同事们都觉得我像个“败家子”，尤其对我订阅《文学遗产》感到匪夷所思。可见当时我有多“不自量力”。

　　也就在那时，我听说父亲一位同事因发表数十篇论文被大学选去当老师，这激起了我的斗志。当初因家贫读师范，内心始终不甘。为此，我报名参加了南京青春文学院的函授，专业是文艺评论，并在学员杂志上发表了两篇习作。文字变成铅字的满足感，坚定了我“以文为生”的信心。自此，我成了乡村小学的“写手”，论文、材料无所不写，竟也发表了数十篇，并因此“写”进了区教育局、区委组织部、区委办，当了十多年“大秘”。

得失：在“文凭”与“学问”的夹缝中前行

　　人生之事，往往是“有得必有失”。就在我沉醉于书籍的海洋，依凭兴趣肆意阅读的那几年，我的师范同学们已经陆陆续续通过自学考试，或电大、夜大、函授等多种便捷途径，取得了大专甚至本科文凭。记得刚工作不久，我家门口的一位同学，也是本家哥哥，就曾专门提醒我，要我抓紧时间拿个文凭，他语重心长地说：“否则再过几年，没有文凭，肯定不好混。”

　　然而，年轻气盛的我，对此却不以为然。我固执地坚守着一种近乎清高的观念：文凭，只是一纸证明，它并不能真正代表一个人的学问深浅与水平高低。最终证明自己的，只能是内在的知识储备，是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以及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或者说，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我认为，只有业绩，才是学以致用的最佳明证。

　　于是，我依然故我，将绝大部分业余时间投入到我认为是“真学问”的广泛阅读与写作中。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我沉重的一击。当绝大多数同学都因为拥有了“高等学历”这块敲门砖而陆陆续续评上小学高级教师职称后，我才猛然发现，自己虽然捧着一大摞获奖证书和发表论文的杂志，却因为学历不达标，被硬性地挡在了职称评定的门外。那种望洋兴叹的无力感，那种混合着懊恼、不甘，甚至怀才不遇的愤懑，几乎将我淹没。我一度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难道我这些年的苦读与笔耕，真的就抵不上一纸文凭吗？

　　转机出现在1997年。那一年，我因写作能力突出，被调到了区教育局工作。时任教育局局长在了解我的具体情况后，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中存在的这种“唯学历论”的不公平与不合理现象。他当即责令人事科具体负责职称评定的同志去市教育局职改办进行协调。然而，制度的刚性超乎想象，同事往返数次，皆无功而返。有一次，大概是迫于压力又无计可施，这位同事索性在相关领导面前，将我那份厚重的评审档案袋打开，把里面数十本红彤彤的获奖证书和十多本登载我文章的杂志“哗啦”一下铺满桌面，然后带着几分情绪，高声说了一句：“领导们请看看，难道这几十本获奖证书和十多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还抵不上一张文凭吗？”

　　这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引起了领导们的高度重视。我的情况被作为特例进行研究，最终，我成了当年全市小学高级教师评审中唯一一个“双破格”通过的。所谓“双破格”，即学历和任职年限均未达标，但因业绩特别突出而予以破格晋升。这件事，在让我倍感欣慰的同时，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为了今后不再给领导“添麻烦”，不再让自己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我决定向现实妥协，开始补考文凭。

　　好在有此前多年广泛的阅读打底，我的知识基础远比一般考生扎实。1998年，我顺利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专文凭。那时，我已参加工作整整11年，比那些反应快的同学迟了七八年之久。2004年，我又取得了中央党校法律专业的本科文凭。从此，这两张文凭为我勉强铺平了后续近40年的职业道路。

　　如今，回望来路，我常常感慨。身边的年轻同事，早已是本科起步，研究生比比皆是。他们或许是迫于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又或许是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具体的工作事务中，不再需要像我当年那样去“补”文凭，但也往往因此无暇静心去进行那种“无用”的广泛阅读了。这其中的幸与不幸，实在难以简单评判！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没有那段心无旁骛的寒窗苦读，让我打下了相对坚实的学识根基，受到了相对系统的思维训练，我绝无可能在26岁就成为全区最年轻的中心小学副校长，并荣获市政府颁发的“行知奖”；也不可能在28岁时就被调进区教育局机关；更不可能在2000年被区委组织部看中借用，并在当了17个月的“临时工”后，奇迹般地由一名小学教师转任为公务员，完成了职业生涯的根本性跨越。

　　所谓“寒窗苦读”，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是1986年暑假，南京地区几乎连续下了一个月的瓢泼大雨。那整整一个月，我足未出户，将自己“囚”于书房，与书为伴。阅读频率最高的那个星期，我整整读完了7本书，其中不乏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弗洛姆的《逃避自由》、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节选本以及叔本华的代表作等现代西方哲学著作。那种高强度、沉浸式的阅读，虽然艰苦，却极大地拓展了我的思想边界。

　　即便在后来进入区委组织部、区委办这样高强度、快节奏的机关工作期间，我依然努力保持着阅读的习惯。我要求自己每天7点半以前必须到单位。7点半到9点正式上班之间的这一个半小时，便成了我雷打不动的“早读”时间。数十年如一日，利用这清晨的宁静时光，我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类的书籍报刊，这不仅是工作需要，也成了我精神上的“加油站”。

　　在此期间，作为繁忙公务之余的一种精神调剂，我还应友人之邀，先后为桑建国、朱敏和姚媛等10多位知名书画家撰写了艺术评论。这既是对我美学积累的一种检验，也是一种全新的创作实践。其中，《穿越美感透视桑建国》是我自诩最为成功的一篇，也是篇幅相对较长的一篇。我首次尝试了一种被我称为“魔方式”的写法，即文章中的许多段落，其内在逻辑环环相扣却又相对独立，可以像魔方一样，进行一至两个甚至多个段落的自由排序与组合，从而衍生出侧重点不同的数篇文章。此篇很快便被专业的《中国书画报》发表。而另一篇《行者渐远》，则被著名的言恭达老师誉为“最了解朱敏”的一篇文章。这些跨界写作，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滋养了我的精神，也让我在刻板的公文之外，找到了一片挥洒才情的思想绿地。

反思与践行：为何要倡导“干部读书”

　　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人发言，要么是照本宣科，念得毫无生气；要么是层层传达上级的文件或会议精神，缺乏自己的理解与转化。一旦放下讲稿，他们便只能就事论事，言语乏味，或者凭着一点“老资格”掉掉书袋，所谓的“引经据典”，往往也不过是讲几个老掉牙的段子或典故而已。

　　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多读书？

　　首先，这不会导致“坐井观天”。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飞速发展的科技社会，不通过持续阅读来更新知识库，就难以对时代形成及时、全面、准确的把握。工作中自然会慢半拍，甚至会因误判而错失发展良机。

　　其次，这不会诱发“刻舟求剑”的思维。无视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与群众诉求，习惯于用“新瓶装旧酒”的老办法来处理新问题，或者简单地用新的政策条文去生硬地切割历史遗留问题，其结果往往是旧的矛盾未能解决，又催生出新的矛盾，陷入恶性循环。

　　第三，这不会导致“重蹈覆辙”。尤其对历史缺少深入的了解和反思，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无视历史发展进程中那些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在工作中就可能一再犯下前人犯过的同样错误。

　　至于因为知识储备不足、思维能力欠缺而导致的信口开河，乱拍脑袋、乱拍胸脯、最后拍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在现实中也还存在着。这类行为，小而言之，损害了个人形象与威信；大而言之，则可能贻误一方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这些年在基层担任领导职务，我始终把倡导和推动干部读书，作为自己抓党建工作、提升干部队伍素质的一个重要抓手。我不仅亲自发起成立了“青年干部读书会”，定期组织活动，聆听他们分享阅读体会与思考，也会经常性地向班子成员推荐我认为有价值的经典好书，如《摆脱贫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引导大家从经典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针对辖区内的教育系统，我向各位校长重点推荐了沈思的《课堂的革命》《教育是什么》等前沿教育理论著作，并在部分有条件的学校大力倡导师生、家长共读，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阅读成果《教育的觉醒》。我们还主动与江南时报社、《青春》杂志社这样的权威媒体合作，联合举办了首届“理想教育小镇杯”征文大赛，围绕“我爱读名著”和“我的文学梦”两大主题，面向全球华人征集稿件，共收到来稿2000余篇。我们邀请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担任主评委，最终评选出50多篇优秀作品，并由南京出版社结集出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此外，我还积极创办了“在世界文学之都与文学大家面对面”系列高端文化活动，先后邀请了30多位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得主走进我们辖区，与基层干部、文学爱好者、普通居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其中部分深度访谈，经由现场学术主持、扬州大学李徽昭教授精心整理，已汇编成《当代作家十六谈》一书正式出版。到我调离该岗位时，辖区不仅成立了全省第一个街道级的“全民阅读促进会”，居民还自发形成了24个形式多样的阅读兴趣组织，成员超过3000人，全民阅读在社会层面已蔚然成风。

　　我常常想，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手不释卷、勤学不辍的精神。他们不仅爱读书，而且善于读书，真正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读书，对于个人，是进步的阶梯；对于政党，是保持先进性的源泉；对于民族，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石。这，便是我——一个由阅读改变命运的人，最深切的体认与最执着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