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二号正值泰州这个城市成立大市二十九周年，雨琴同学在同学群发了一则二十九年前今天的《泰州新闻》电视短视频；时为电视台当家男主播的仇志刚，正用他那清越的嗓音播报这段改变泰州历史的新闻。我随后把他的图片截了下来，那形象真是端庄。

　　仇志刚的母亲和我父亲同厂，家住西泠街，与我家同属通江居委会，可算街坊。他家的独门独院紧傍着整流器厂西北角的配电房。父母看管得很严，放学后不允许他们在外玩。弟兄三个挨个大，似乎也不缺玩伴，但对其性格的形成还是有影响。中学后与我同班，他很少玩得来的同学，有点特立独行。是否还跟几年前的事有关，不能确定。

　　整流器厂那年建配电房，土建即将结束，出了大事。有人在窗台未干的石灰膏上的领导人名字上打上叉叉的字样。依据文革期间发布的《公安六条》来界定：典型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通过字迹比对及其他手段，定案仇志刚。因了还是小学生，且仅仅三个字，批评教育外没拿他怎么样。但名声还是传出去了。与人稍有纷争，便遭语言胖揍：“小反动”。

　　仇志刚三年级始便和我同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天放学后，敲锣打鼓到街上圈地演出；父亲从海军退伍……根正苗红、世界观尚未形成的毛孩子，恨从何来？对禁忌的猎奇罢了。在那个年代，此类事多如牛毛——时代的怪力乱神紊乱了无数人的心智。

　　他家在我们看来算是比较殷实的，因为有一台极为奢侈的台式电子管收音机。那音色与电影院里的无二致。我后来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声音那么漂亮，一定与那台收音机有关。能讲一口标准的播音腔普通话则肯定与收音机有关了，与他父母对他们弟兄的禁足有关。

　　同为职工子弟，时或也一起玩的；走近，却是高中的事。毕业前，他也随我们一起闹腾着要去新疆塔什库尔干。只是他退潮得快，几乎是父母一叱责：“放下武器！”便归顺了。

　　毕业后各奔东西。

　　没多久，因在一次文艺会演中脱颖而出；恰逢原上海籍男播要返沪，他被调进了泰州广播电台。泰州有了本籍播音员。广播喇叭里每天都能听到自报家门艺名“林涛”他的声音。

　　是年青的矜持还是彼此的孤傲？说不清的，和他以后再没有了联系。再看到他，则是他成了泰州市第一代电视主播后从荧屏上。私底下还是引他为自豪的，若有人提起，我会说“他是我同学”。值得一提的是他大弟后来也步其后尘，做了扬州电视台的主播，一门二杰。我几乎完全可以还原他们弟兄被禁足在家的所为了。

　　八三年他母亲为我做媒。到他家相亲也没能见到他，本以为可以一续前缘的，毕竟我们一起共度过一段青涩而燃情的岁月。

　　最后一次与他时空交集则到了零九年。街头偶遇电视台的小苏，他很热情地下车攀谈。得知我正居家赋闲，便向我抛来一个“赚大钱”的机会：邀约我南下南宁，行期在两天后。至于什么方式赚钱，他含糊其辞，只说“你去就知道了”。为增强可信度，他告诉我随他同去的有谁谁，其中就有仇志刚，都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名人。得知我和仇同学，小苏兴奋异常，连连说都是老朋友，可以相互拉扯，我答应回去考虑一下。

　　第二天，我还是打电话辞谢了。总觉得不配接受萍水之交的小苏兄这么大的礼包，再就是耻于充大尾巴狼似地加塞到“杰出人士”行列。电话那头小苏怏怏然：“仇志刚就说，赵光琦怎么可能去？！”言外意是我缺点什么。相较于经营过酒店和其他商业活动的他，我的欠缺不言而喻，我只能讪讪然愧受。自此，我们重归沉寂。直到二一年，听另一个同学说他已驾鹤西行。

　　跟他相对走得近的春祥后来告诉我，他病逝在疫情封控期间，仅十来人得以参加葬礼。听来让人感伤不已。春祥发给我二则仇志刚的朗诵录音，一则是陶铸《松树的风格》节选，一则是《生与死》。说是病中的作品，给春祥留个纪念的。声音中听不出丝毫颓丧，倒是抑扬顿挫的炉火纯青。两篇朗诵作品都涉及到了生命价值和意义，不知是巧合还是心境使然。《生与死》中有句“伟大的生，光荣的生，即使短短二十春，也胜过庸碌无为的一百年”。仇志刚虽不及“伟大、光荣”，“光彩”，应该是算得上的；同学中唯此一人，几百万人里唯此一人，还不够光彩？且不说为我们这个城市广电事业的开山贡献。

　　有人读到我的《帕米尔来信》，对我说：“如果你当初也去了……”姑且不论这话题的无意义，实在讲，就我这么个身无长技又散淡的人，还真不敢乐观预期。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仇志刚去了，他一定会成为塔什库尔干广播电视事业的基石和开拓者且前途无量，这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成行了，当时条件与他相距很大的另一位同学后来做成了更该是他做的事。当然，他没去，也很好。前不久曾听一位业内人士讲，仇志刚的音色至今没有人超过。

　　《生与死》的录音最后，有几秒他归纳纸张的窸碎声，给我以真切的“音容宛在”错觉。我不由想：哪怕我们仍一如既往地见不上面，但希望你安好。毕竟，活着，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