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新到的这部《柏林日记》是典型、极为普通的“日记”。要说它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它记录了只属于“二战”的那段历史。记录“二战”历史的书籍已经很多，以“日记”形式出现的也有许多，比如《拉贝日记》。这些日记最大的特点就是当事人身在其中而发出的震撼心灵的感受。《柏林日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仅记录了法西斯阵营的暴行，还剖析式展示了“毒草”“邪恶”如何在“灿烂鲜花丛中”诞生、成长，最后形成罪恶“大树”来危害人类平衡生活的过程。用日记形式记录希特勒与他的帝国是怎么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讲，《柏林日记》是最为独特的。

　　这类书籍总是在启迪告诫后人：邪恶的历史不可以重复及如何防止这种历史“席卷再来”。

　　《柏林日记》第２１６页：“今天早晨，在从卡尔斯鲁厄沿莱茵河去巴塞尔的路上，我们经过约一百英里长的法国边境。没有任何战争迹象，列车服务员告诉我，自开战后这段前线还从未开过一枪。当列车沿着莱茵河行驶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碉堡。在许多席子掩蔽下，法国人正在建造堡垒。在德国这边，也同样的景象。双方部队似乎遵守着某种停火协议。他们相互在对方的视野中和射程内，毫不隐蔽地干的事儿。实际上，一发法国７５毫米炮弹就可能将我们的列车轰掉。德国人在铁路上运输火焰炮、补给，但是法国人并不干扰他们。……”

　　作者不得不感叹：“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可以说，那一刻，善良的人们还完全蒙在鼓里。

　　更令人发指的奇怪事是希特勒的崛起。

　　应了一句中国古话：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当年谁能分辨清楚，屡屡受命运捉弄的阿道夫·希特勒是给全世界带来灾难的彗星人物，还是能够拯救德国经济危机的圣人？灾难没有降临的柏林，出现在威廉·夏伊勒笔下时，多么宁静、安祥，连风都带着“甜蜜”的味道。因为柏林的人们看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给他们画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饼有多什么美好。就连灭犹太人的残暴行径，德国人都拥护：因为阿道夫·希特勒说了，纯正的日尔曼民族才是“上帝”的使者。威廉·夏伊勒在这本书的第１５页就说了这样一件事：“尼克博克告诉我，在我们昨天抵达前不久，多萝西·汤普森刚从腓特烈街车站登车离开。她必须在２４小时内滚出德国，这显然是普茨·汉无施丹格尔的杰作。他无法原谅她写的《我看希特勒》，该书严重低估了此人……”

　　“邪恶”开始萌芽，“罪行”开始启动。

　　恶魔在露出本质前，会用各种假面具来迷惑人们，以取得他们的支持。“黄昏时分，就像罗马皇帝一样，希特勒乘车驶进这个中世纪古城，沿途是疯狂欢呼的纳粹党人密集方阵，挤满了狭窄的街道。……他（希特勒）站在汽车上，右臂无力地行纳粹手礼，回敬极度疯狂的欢迎人群……我一生始终无法完全理解，他究竟是打开了什么样的激情泉源，以至于歇斯底的群众如此疯狂地欢迎他。他在人群前并不做出戏剧性的专横傲慢的样子，……也不故意使自己的眼睛显得神采奕奕。然而他的眼睛里的确有些闪亮的东西，也是他脸上最为出众之处。他的举止几乎可以称得上谦虚。但我对其真诚表示怀疑。”（《柏林日记》第１６—１７页）

　　作者为探个究竟，混入了上万人的集会中，亲眼目睹这群歇斯底里人们，挤在希特勒住的旅馆前空地上，高喊着，我们要元首。能够沉得住气的希特勒走到阳台上，表情极为虔诚谦虚，站了一会儿就进去了。而这些歇斯底里的疯狂人群，作者笔下是这样形容的：“……特别是那些妇女。人们脸上的痴狂表情，使我想起路易斯安那乡下满地打滚的宗教信徒入魔时的面容。……妇女们盯着希特勒，就像盯着救世主，面部表情几乎不似人类。”（《柏林日记》第１７页）。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在阳台上站的时间太短了，再多一会儿，这些如痴如醉的妇女会兴奋得晕过去。这使我想起了魏徵与唐太宗的那个“水能载舟，水能覆舟”的著名对话。用在这里，你能想像这“水”是什么水？“水”知道他们载起的这个“舟”是给予他们幸福生活的“舟”吗？为什么会这样的？怪水还是怪舟？

　　威廉·夏伊勒尖锐指出：“我开始理解希特勒取得惊人成功的一些原因了。他从罗马教会借鉴了一些经验，使２０世纪德国人音调乏味的生活重新拥有了壮观的景象、绚丽的色彩和神秘的气息。”（《柏林日记》第１８页）

　　罗马教会会教希特勒搞法西斯那一套？不！但罗马教会让人明白：宗教是控制人思想与灵魂的法宝。宗教会控制人的信仰，宗教更会煽动人的情绪。然而，宗教有善良与邪恶两种，尤如百花园的鲜花，有玫瑰与罂粟，就看你怎么识别它们。希特勒之流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更明白如何将自己这艘舟依靠这“水”载向他想去的地方——称霸世界！

　　希特勒在称霸世界的野心勃发之前后，不是没有人识破，而是他用欺骗手段，无其不能地“解决”了他们，手段自然是从肉体到灵魂彻底消失。明证：大肆镇压不同政见者，大肆屠杀犹太人。对待波兰人， “我得到的消息是，如果弗兰克博士和他手下的纳粹打手实现其目标的话，波兰民族将会不复存在。他们（希特勒）当然不可能将波兰人杀光，但会将波兰人全部变为奴隶。”（《柏林日记》第５０５页）

　　据说，希特勒的集权统治，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一大问题就是腐败。（《柏林日记》第５０７页）告诉读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这位虐待狂、迫害犹太人的沙皇和臭名昭著的反犹周报《冲锋队员报》总编是被希特勒下令逮捕的。原因是经济问题，而不是“他在纽伦堡街头招摇过市，挥舞着那根从不离手的马鞭。”作者希望希特勒能够下令查查“为何那么多纳粹党官员获得了大量国家财产和城堡。”

　　威廉·夏伊勒，这位几乎与二十世纪同龄者，用记者的身份出版了第三帝国诞生过程的数部作品：《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而《柏林日记》则将采访内容用日记体的形式呈现出来，如实地记录下“第三帝国”这株毒草的生长过程。应该说，这株毒草当初也曾经与其他花草一样得到了阳光雨露的滋润。毒草用它特有的伪装蒙蔽了善良的人们，一旦得“势”便煽动天真的人们支持、拥护，甚至为它倾注全部的生命与爱！当毒草成势，威胁地球正常生物存在，破坏世界正常和谐交流时，人们才恍然大悟，才意识到毒草的危害性，并力图铲灭毒草，全世界恰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教训提醒并有理由指责我们：为何不能在毒草刚刚萌芽时就发现并动手铲除？这一点，在反思“二战”悲剧的大量材料中，《柏林日记》具有其特有的代表性。此书除了大家的共识外，更多地从记者的独特视角记录下“第三帝国”这颗毒瘤的萌芽、诞生、成长过程，并振聋发聩地质问：我们何以能够容纳这种现象的发生与膨胀，直至成为灾难？是人们的善良姑息迁就，纵容其成虎患吗？“糜不由初，鲜克有终”。人们的清醒需要道德的启迪，邪恶更需要极早警觉。

　　鲜花与毒草共生于自然，善良与邪恶并存于世界，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给予人们甄别，更重要的是唤起人们从灵魂深处的觉醒，让人们从毒草萌芽起就努力铲除，世界的安定福祉才能有保证。

　　威廉·夏伊勒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让我们能够完整地读到这一系列被历史证实不可忽略的“史实”！这是人类之幸！这是正义的希望！这是世界百花园里春天的保证。

　　张国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