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二郑”是指明朝的郑和、郑成功二人，他们的人生业绩中，都与台湾岛有关。他们虽为同姓，但一个是生活在明朝初年，一个是生活在明朝末年，其事业的辉煌点也都与航海有关。将他们二人放在一起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认知了解，更有利于我们对台湾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认识。

　　我们先看郑和与台湾岛的关系。

　　作为宦官出身的郑和，他的老家在今天的云南省，因为南京是明王朝的始建都城，郑和的航海事业也是从南京起步的，所以在今天的南京，仍然有一些地名如马府街、郑和公园、龙江宝船厂遗址公园等与郑和有关。郑和之所以闻名，是因为他奉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之命，先后七次率船队“下西洋”，是我国明代诞生的一位著名航海家、外交家。通过《明史》卷三百四《宦者列传》可知，郑和虽然七次远航之行到达三十余国，但在这七次远航过程中有没有到过台湾岛，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从航行路线上来看也不顺，更重要的是，台湾本来就属于中国领土，所以不在“下西洋”的外交目的地之内是正常的。我们只有通过另一个途径来寻觅郑和在台湾岛上的踪迹。

　　在《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外国列传（四）》中，有“鸡笼”条，称鸡笼山在澎湖屿的东北部，故又名“北港”“东番”，离福建泉州较远，这个“鸡笼”应就是指的台湾岛。“台湾”作为一个海岛，在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称呼，《山海经》《史记》《汉书》《三国志》中有些名称在今天看来很生僻，实际上就是指的台湾岛，如方壶、岱舆、员峤、瀛洲、夷州等，从方位上判断，都应指的是台湾岛。明代的“鸡笼山”“鸡笼”称谓，让我们对现在的台湾岛上的“基隆”地名产生联想，而真正让这个鸡笼岛得名“台湾”、并一直到今天还这样称呼的，还得拜当年的“红毛番”荷兰人所赐。我们下文将可见。

　　郑和七次航海生涯中，曾经遍历“东西洋”，所到之处，当地人一般都会争相献宝，表示友好，但郑和到东番（北港、鸡笼）去时，可能因为地处偏僻、山高皇帝远，那里的人根本不买明朝官员的账。在《明史•外国列传》中，明确记载了郑和登上台湾岛的情况。郑和当年对东番人不敬畏大明王朝的态度表示厌恶，所以他就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羞辱那些地方土著们，好让他们长点记性：“家贻一铜铃，俾挂诸项，盖拟之狗国也。其后，人反宝之，富者至掇数枚，曰：‘此祖宗所遗’。”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说，郑和给台湾岛上的每一户人家赠送了一个铜铃铛，让他们挂在脖子上，走路时发出叮噹叮噹的声响，如同狗的脖子上系一个铃铛一样，一走路就会发出声响，好让人引起注意，防止被狗咬。现代人们也有在狗脖子上系铃铛的，但那是当着宠物来养的。

　　郑和的本意是要羞辱这些没有完全开化的台湾土著，但却被土著人当着一件好事喜事来对待，争相把铃铛视同宝物、视同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来一代一代传下去，甚至富裕人家每个人的脖子上挂的数量最多，形成一个铃铛项圈。他们甚至逢人便自豪地说：“这是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宝物啊”。久而久之，台湾岛的土著们就形成了一种穿戴习俗：在脖子上挂铜铃，后来也有发展为用银制的。这种民俗文化现象的出现，郑和当年是万万没有预料到的，他的一次带有羞辱性质的举动，却孕育出了台湾岛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为台湾岛的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作用。

　　郑和登上台湾岛的具体时间，史籍记载不清楚，但最晚也是明代宗的宣德五年（1431年）之前，因为这一年的十二月郑和从南京龙江下关启航后，就因劳累过度，于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国去世了。

　　郑和登上台湾岛时，岛的名称还叫“鸡笼”。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日本倭寇被戚继光打败后，就逃遁到鸡笼岛，他们对鸡笼岛进行“焚掠”，致使全岛遭到严重破坏。到了明朝万历年末期，随着枪炮弹药与航海船只机械化程度提高，西方不少国家如红毛番荷兰、佛郎机（即“西班牙”）等国已经进入更大势力范围的航海时代，当时佛郎机人通过“乞地如牛皮大”的阴谋占领了吕宋国；红毛番荷兰人的船队也“泊舟”在鸡笼岛，他们荷枪实弹，强行上岸，开始占领鸡笼岛，从事资源掠夺，并且“因事耕凿，设阛阓，称台湾焉”。“台湾”这个名称就是从红毛番荷兰人嘴中得出来的。这段记载中出现的“阛阓”一词即为街市的意思，可见荷兰红毛子在利用台湾岛的资源和海上地利位置优势，开展商品集市贸易活动了。

　　针对荷兰人霸占台湾岛来发大财及海盗猖獗现象，明朝政府早已准备着手解决了。崇祯八年（1635年），给事中何楷曾向朝廷呈上“靖海之策”，其中就有要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何楷指出：台湾在澎湖岛外，距漳州、泉州“止两日夜程，地广而腴”，当初是贫民到那里谋取鱼盐之利，后来发现政府的“兵威不及”，就出现了“聚而为盗”现象。现在红毛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筑城建市，开展生意买卖活动，已经是“屹然一大部落”了，因此他建议“墟其窟”，加强海禁管理，不让货物进出台湾岛，这样可以“俾红毛无从谋利，奸民无从得食”。如果红毛胆敢“出兵四犯”，我们明朝的军队就可以“乘其虚而击之，可大得志。红毛舍此而去，然后沲氛可精也”。何楷的想法虽然是好的，但明王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海事力量薄弱，只能眼看着红毛荷兰人在台湾岛上反客为主，耀武扬威。

　　真正实现明朝政府收复台湾岛愿望的不是别人，正是出生在明朝、在整个清朝顺治年间还坚持为明朝而战斗的郑成功。

　　下面我们来了认识郑成功与台湾的关系。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四《郑成功列传》记载，郑成功初名“郑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他的父亲郑芝龙在明朝时跟随一个名叫颜思齐的人当海盗，颜思齐死了后，这支海盗队伍就由郑芝龙带领，从此，郑芝龙在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台湾、菲律宾等海域拥有极大势力。明朝崇祯初年，郑芝龙向福建巡抚熊文灿“请降”，被明朝官方授“游击将军”。郑芝龙华丽转身为政府军队后，成了明朝政府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为政府捕捉海盗、攻打“红毛”（主要是荷兰人）立下了不少战功，最后累官至“总兵”一职。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皇帝殉国后，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被“四镇”拥立于南京，改元“弘光”，这是一个流亡政府，史称“南明”。郑芝龙与弟弟郑鸿逵均被封为伯爵。福王“弘光”政权仅存了八个多月，到清顺治二年（1645年）就被清朝军队剿灭。此后，郑芝龙又与弟弟奉唐王朱聿键进入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改元“隆武”，明王朝的又一个流亡政府，在继续与清朝对抗着。唐王以皇帝的身份进封郑之龙与郑鸿逵为侯爵，郑之龙的另一位弟弟郑芝豹为伯爵。郑氏一门，在垂死挣扎的明王朝尾声中迎来了门楣的不断显赫。郑成功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有海盗基因又有政治权力背景的、受双重影响的封建大家庭中。

　　与郑氏门庭中其他人不同的是，郑成功的母亲是位日本女人：“芝龙尝娶日本妇，是生森（即郑成功）”。郑成功于1624年8月27日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川内浦千里滨，六岁之前跟随母亲一直住在日本平户，直到父亲郑芝龙受到大明朝廷招安任官之后，郑成功才被接回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津（原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居住，在那里读书学习。

　　郑成功长大后，郑芝龙对这个儿子十分欣赏。隆武元年（1645年），郑芝龙带着20岁出头的郑成功来参见明朝流亡政府的唐王朱聿键。朱聿键对郑成功是“宠异之”，并且给郑成功以最高礼遇：“赐姓朱，为更名”，让他与朱明王朝的皇室同姓，改姓“朱”、名“成功”，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所以后来人们又称郑成功为“国姓爷”“郑赐姓”“郑国姓”“朱成功”等。其实，明王朝自崇祯皇帝在万岁山上吊自杀那一刻，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福王、唐王、以及桂王朱由榔等人在向南方逃跑过程中建立的一个个流亡政府，只是徒劳的绝唱而已。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在贝勒爷“博洛”率领下，一路南下，势不可挡。在兵力进击追杀的同时，博洛又亲自给郑芝龙写信，希望他投降，接受清政府的招安。郑芝龙最后是“率所部降”，接受了清政府的劝降。顺治四年，郑芝龙跟着博洛的军队来到京师北京，被清政府安排到汉军的“正黄旗”中，授“三等精奇尼哈番”。

　　在这个过程中，郑成功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没有向清朝政府投诚。郑成功的叔父郑鸿逵也在暗中唆使郑成功，希望他继续率部抵抗，并且以大海作为发展事业的天地，史书上用“阴纵之入海”来表述。在叔父的眼中，郑成功虽然年少，但“有文武略”，在郑家父辈兄弟辈中都是出类拔萃的。郑成功也听从了叔父的话，从此与父亲背道而驰了。正是在叔父郑鸿逵的合力下，郑成功开始了他的继续为明王朝流亡政府而战的人生大业。

　　郑成功计划举兵起事时，刚开始只招到兵勇数千人，他们仍然采用南明唐王朱聿键的“隆武”年号，自称“招讨大将军”，并且将部队转移到福建的鼓浪屿驻扎。后来通过不断进攻，郑成功先后占领过同安、漳浦、泉州、诏安等地。在明王朝流亡政府的两位“唐王”相继失败后，顺治四年（1647年），桂王朱由榔继续称帝，年号始为“肇庆”，后又改年号为“永历”。郑成功派人前往朝拜桂王，桂王又封郑成功为“延平公”，位列一等，所以郑成功又被人们尊称为“郑延平”。从此，郑成功又转而为以桂王朱由榔为首的明王朝流亡政府继续战斗。郑成功的军队转战于潮州、厦门、广州、漳州、漳浦、金门、诏安、南靖、平和、海澄之间，与清朝军队展开周旋争夺，令清朝政府十分头疼。

　　为了降服郑成功，清朝政府就让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出面，让他给儿子郑成功写信，劝郑成功及郑鸿逵尽早归顺朝廷，并承诺特赦他们的罪行，另外还“授官”封赏。

　　郑成功接到父亲的来信，只是“阳诺”，表面上答应而已，但清廷却是动真感情了。顺治十年，清政府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同时让郑芝龙转去皇帝的敕封：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授郑之豹为左都督。但知其子者莫如父，郑芝龙害怕儿子不会接受清廷的任命，就又另外写一封书信给弟弟郑鸿逵，希望他来做郑成功的思想工作，咱们老郑家都归顺了清廷，不是也同样光宗耀祖吗？郑芝龙的担心果然是真的了，郑成功不但不受命，还写了一封书信给老子郑芝龙，以表达绝不与清廷合作的决心。

　　尽管如此，清廷仍然没有放弃争取郑成功的努力。顺治十一年，顺治皇帝再次派特使去晓谕郑成功，朝廷要授予郑成功“靖海将军”官衔，让他的部队驻扎在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实质上是让郑成功担任这四个州的“总督”老大。但郑成功“无意受抚”，不买清政府的账，他一心要“遥奉桂王”，并且“礼待”流亡中的明朝“诸遗臣”，铁了心不与清政府合作。于此同时，郑成功也学古人做法，“置储贤馆以养士”，招纳人才，准备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开始任命“济度”这个人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伐郑成功，并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下狱治罪，因为有人告发他们父子之间有“私书”来往。顺治皇帝令郑芝龙在狱中写信劝解儿子投诚，“谓不降且族诛”，即如果郑成功不投诚归顺，郑氏家族将遭到满门抄斩的灭族之灾，但郑成功不为所动，“终不应”。后来，清军向郑成功军队发动强烈攻势，以水师攻厦门，在到达漳州时，“尽发郑氏墓”，把郑氏家族坟茔全部捣毁；同时对郑成功任命的官员，凡是不投诚的，一律斩杀。

　　郑成功与清军战斗一直持续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期间他也曾打到浙江的台州、江苏的崇明、瓜洲、镇江、江宁，也曾经去拜谒“明太祖陵”即今安徽境内的明皇陵，最终是要攻打南京。但最后还是被朝廷“（联）合满、汉兵出战”，在江南一带将其主力击垮，将他打退到了浙江福建沿海一带。于此同时，郑成功一直追随的以桂王朱由榔为首的明朝流亡政府也逃到了缅甸，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了。

　　也就在顺治十八年这一年，清朝顺治皇帝去世，即位后的康熙皇帝采纳大臣建议，采取釜底抽薪战略，“徙滨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边”。清朝政府下达了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二十里范围内，一律毁坏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以断绝郑成功军队的物资供应链。清政府同时下令，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及郑成功的三位兄弟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在北京的柴市口杀戮处死。

　　这一切对郑成功都是致命的打击。

　　在形势日蹙、声援皆绝的情况下，郑成功的退路在哪里？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台湾岛，想到了那地处福建海域中、但至今仍被“荷兰红毛人居之”的岛屿。当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与颜思齐为海盗时，就曾经在那里驻扎过。

　　正是在这种走投无路、被清朝政府军追杀而不得不退向大海的背景下，郑成功开始了攻夺台湾岛的军事行动。他生前绝对没有料到的是，正是这次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促成了他成为“收复台湾”、让台湾岛回归中国人怀抱中的第一号大功臣，并为今人传扬而永载史册。

　　当时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筑了两座城：赤嵌城、王城；并且营造了一个入海口“鹿耳门”。荷兰人本以为可以凭借海关险要、尤其是“鹿耳门”这一段海水较浅、战船大船难以航渡的水域条件，安全系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没有进行重要军事防备。1661年3月，在举行了祭海神、候海风的隆重仪式后，郑成功的军队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当海风有利于启航出海时，郑成功船队2万5千多人出发了。他们先抵澎湖，然后转进到台湾岛。可能是天无绝人之路吧，海神在真的帮助郑成功、要让他一定成功呢！当郑成功的舟师到达鹿耳门海口时，海水像通人性似的“骤涨丈余”，使得郑成功的军船“大小衔尾径进”，直逼海岸边。大军快速登陆作战，红毛荷兰人吓得逃跑不及，很快就丢弃了赤嵌城，转而固守王城。

　　郑成功派人给红毛荷兰人传话说：“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意思是说：台湾这块土地本来就是我们中国故有领土，现在应当归还中国了，之于那些珍宝珠玩之类，你们可以拿走。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是郑成功第一个发出了台湾是我国“故有”领土的声音。

　　但是，荷兰红毛子仍然负隅顽抗，郑成功的军队整整围攻了近七个月，到了1662年2月，王城终于被攻下，“红毛存者仅百数十”，不得不降。对于余下的这百十来个红毛人，郑成功也没有完全灭了他们，而是让他们永远滾了回去。

　　占领了台湾岛后，郑成功终于又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成功乃号台湾为东都”，他将台湾岛称之为已经实际上不复存在的明王朝的“东都”，“示将迎桂王狩焉”，意思还是希望桂王朱由榔能够来此巡察狩猎。其实在“永历”十五年（1661年）清军攻入云南后，朱由榔就逃到了缅甸曼德勒，被缅王收留。后来吴三桂攻入缅甸，缅王将其献与吴三桂，1662年6月，桂王朱由榔在昆明被绞死。

　　郑成功占领台湾岛后，视台湾岛为明王朝的“东都”，一方面说明他终身都在以自己的行动来感谢朱明王朝对他的知遇“赐姓”之恩，一方面也告诉我们，郑成功是在把北京当成明朝的“北都”、南京当作明朝的“南都”，无疑有要光复“大陆”、东山再起的企图。

　　郑成功赶走红毛荷兰人后，听取谋士陈永华建议，在台湾岛实施了一系列政治举措和土地开垦政策等，他们制定法律、核定官职、兴办学校，安抚民心。台湾岛周遭长达千里，土地饶沃，他就招引福建漳州、泉州、惠州、潮州“四府”的老百姓前来开垦种植，“辟草莱，兴屯聚”，同时让将领们将自己的家眷迁来安家。但“四府”很多人因为惧怕台湾自然环境恶劣，不愿前往。

　　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因听信谗言，对驻守台湾附近南澳的守将陈豹产生怀疑而内讧，致使陈豹带着军队到广州向清政府投降去了。后来又有人讹传郑成功要全部杀死那些还据守在厦门的将领，致使不少人纷纷投降了清朝政府。郑成功当时已经生病，后来又听说儿子郑锦（亦作“郑经”）在澎湖与乳母私通、并且用郑芝龙当初封号自称“平国公”时，大病中的郑成功感到内外交逼，“狂怒啮指”，愤怒到了极点。也就在这一年的农历五月中旬即6月23日那一天，郑成功依靠在“胡床”上受诸将拜谒时，带着无限的遗憾离世，临死前曾痛苦地说：“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遂抓破脸面而死，年仅39岁。

　　郑成功的一生，始终是以明朝政权的臣子身份来行事的，死前都不忘明朝流亡皇帝们对他的知遇之恩。从这一点来讲，郑成功的人格是多么高尚伟大！尽管他的事迹不见载于《明史》而由《清史稿》来反映，但我们仍然应该将他定格为“明朝郑成功”，是明朝的郑成功收复了台湾岛。

　　郑成功去世后，由儿子郑锦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仍然奉南明永历帝即桂王朱由榔的明朝政权为正朔，郑氏历经三代统治台湾的时间前后有23年。1683年7月，在清政府强大的攻势下，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shuǎng）率众归顺清政府，至此台湾在清政府直接统治之下。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台湾作为地名并且指称全岛就被固定了下来。

　　郑成功的墓原葬于台南近郊的洲仔尾（今属永康市），1699年迁葬至福建南安的郑氏祖墓园中。

　　“明朝二郑”，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登上台湾岛，与台湾岛发生了联系，并对台湾岛产生了久远的历史影响。郑和更多的是以一个国家大臣的主人身份凌驾于台湾岛的土著之上，他的惩罚手段最后竟然是无意插柳柳成荫，演变为台湾地区的一种崇尚服饰美的民俗文化；而郑成功在他人生陷入绝境的情况下，攻下了被异邦长期占领的中国领土台湾岛，本意只是为了生存发展，但却成为将台湾岛从异邦手中夺回来的中华民族大英雄。

　　郑和因七次出海远航“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而使人们淡化了他与台湾岛关系的认识，郑成功因收复台湾岛的丰功伟绩而使人们淡化了对他誓死效忠朱明王朝、至死也绝不为清王朝效力的高尚品格的认识。

　　我们通过他们与台湾岛的关系了解，将使“明朝二郑”的形象更加丰满伟大起来。他们的业绩彪炳史册，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的精神也必将激励着我们，为早日实现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圆而不懈奋斗。

　　束有春 2021年9月14日定稿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