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江村经济”的时代境界

□ 凌龙华

　　一

　　从实求知，费老的一生，始终与“乡土中国”紧密关联：通过“江村”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通过“江村经济”来求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费老认为，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行行重行行，费老的学术生涯或可概括为：贯穿一个主题——志在富民，书写两篇文章——农村与民族；思想贡献——文化自觉，理想构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936年出版的《花篮瑶社会组织》、1939年在国外出版的《江村经济》，以田野调查与研究文明社会，奠定了费老一生的学术方向。《江村经济》成为“人类学实地调查与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让费老赢得世界性声誉，也让“江村”成为社会学中的中国标识。“四十不惑”前，费老剖析了“乡土中国”的组织结构与社会属性，在家国磨难中创造了第一个辉煌的学术生命期。费老自述：“如果限于狭义的学术经历来说，我觉得可以用《生育制度》一书来作为我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文化意义上的江村是费老学术研究的田野与源泉。

　　二

　　乡村振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富起来，二是富起来后怎么办。富起来，涉及“三农”与“三生”（生活、生产、生态）全面振兴；富起来后怎么办，则由生态而心态、由经济而文化，需要文化自觉。

　　江村是费老研究的立足点与出发点，“二十六访江村”是足迹，也是学术思想的印记。值得关注的是前三访，可以说是费老乡村振兴思想的形成期。一访，1936年，感受“从改进农村里的副业和工业，来帮助农民提高他们的生活”，蕴含了工业下乡实践与乡土工业化理念，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写出了名著《江村经济》。二访，1957年，发现“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而还是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一针见血指出“问题出在副业上”，结果被打成右派。三访，1981年，看到“我几十年前所想象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此时乡镇企业萌芽，而费老喜获“第二次学术生命”，准备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贯通产业、连通城乡，必不可少。因此，乡村振兴始终与城镇化推进同步，与实现“一体化”“现代化”呼应。

　　1980年代，改革开放大幕拉开，挣脱束缚，农民从“离乡不离土”到“离乡又离土”，农村副业迈向个体户与乡镇企业。伴随小城镇建设轰轰烈烈推进，市场要素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通过考察与比较，费老提炼出三种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并主张“因地制宜，多种模式”。代表作有1983年《小城镇大问题》、1986年《小商品大市场》、1991年《吴江行》、1996年《吴江的昨天、今天、明天》等。对家乡吴江乡镇企业的发展，费老了然于胸，形象指出“左右开弓，两个市场”。今天，吴江民营经济一马当先，世界百强赫然有名，可看作继替与跃迁。1990年代，“庭院经济”别开生面，费老及时总结出两个公式：科技+传统，公司+农户。

　　费老坦言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是和农村工业化的全面推进同步展开的，而中国农村工业化，是中国农民找出来的道路，搞出来的中国的工业化。沿着“江村—小城镇—城市—区域格局”路径，费老把改革开放后“富起来”课题做成了可行的三部曲，即“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区域一体化发展”，以“全国一盘棋”的大格局，谋划区域经济发展，通过“社区”审视“社会”。“走一趟，写一篇。”1995年《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一文体现了这一阶段费老的学术轨迹。

　　1990年代，以社会活动家与民盟中央领导身份，费老组织对珠江、黄河、长江等著名三角洲进行跨越行政区划的持续调研，擘画出一张张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蓝图。其中长三角一体化的构想，瑰丽而踏实：“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以‘南方丝绸之路’和西出阳关的欧亚大陆桥为尾闾。”今天，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吴江与嘉善、青浦率先成为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

　　三

　　费老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三级两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学术探索也涵盖了三个层面——生态秩序、社会秩序、心态秩序，破解了“怎样富起来”这个老大难问题（费老把功劳归结于中国农民，称“中国农民创造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国农民的大贡献，是他们自己干出来的工业化”），又以全球化、现代化视野，求解“富起来后怎么办”这一棘手问题，建构起“文化自觉”这一宏大课题。

　　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文化自信，更离不开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自知之明”，不忘本来，开拓未来。在文化自信基础上，“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个人的“文化自觉”便是学术反思。费老晚年对自己的学术历程作了系统回顾，明白“所由”，看看是否有道理，也中肯表示自己的研究存在“见社会不见人”的弊端：“我做出了乡土经济的文章，同时也可能被乡土文化束缚住了。中国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我是‘被乡土束缚的费孝通’。”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与襟怀，费老才能基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而胸怀全局、放眼世界，与时俱进，发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倡导。1993年《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清晰梳理了一生的学术历程，无疑是费老最彻底的一次自我“文化自觉”。

　　有了文化自觉，才能讲清楚“中国特色”，才能在这“世界性的战国时代”找到中国站位。新儒学、新孔子，不光是要弘扬乡土中国的优秀传统，更是要走出小农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富而后教”，“培养文化自觉的人”。2002年费老最后一次访江村，勉励师生“热爱家乡”“做一名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学术生命的最后一章，是2004年的《“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江村是中国的，江村也是世界的。

　　四

　　《江村经济》的发表与影响不同凡响，它是由世界而回归到具象的江村，由“中国农村的生活”而落实为“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今天《乡土中国》被教育部列为高中生必读书目，可见文化之厚重。

　　1947年的《乡土中国》，是讲稿，是论文，还可看作是文化性的散文（此前1946年的《乡土重建》可看作姊妹篇，但更像论文）。“差序格局”“熟人社会”显示了农耕文明的基因。1936年的江村调研，是费老学术生涯的开启；1996年“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年欢聚会”上，费老指着台下满头银发的费达生，大声说道：“她是我的姐姐，是她把我引上了我走了一生的这条道路！”《开弦弓村志》这样评价：“费达生、费孝通姐弟‘以农民为本位’，不断探究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是符合国情民意，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桑梓情结、家国情结，凝结成小册子《爱我家乡》（1996年，群言出版社）。

　　“依然不尽太湖水。”在走向富裕的道路上，费老敏锐感觉到保护和利用好水的迫切性，特别强调“要懂得水”。他告诫当地干部，水是“天堂”的本钱，需要多注意利用这个本钱，“下力气整治太湖，开发太湖，整治运河，利用运河”。晚年卸下领导职务后，费老表示，要为水乡经济做一篇“小”文章——中间一“竖”是长江，左右两“点”是太湖和洪泽湖，目的是“以水兴苏”。1996年，费老到访江村，凝望太湖水，发问“开弦弓现在没有走到前面，是因为没有找到一个生长点”，而答案就在眼前，“靠水吃水”。今天，长三角“江南水乡客厅”横空出世；江村依托水，把乡村振兴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老来依然一书生。”费老一生始终保持“士”之本色，又与时俱进扛起“士”之担当。“费孝通”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文诠释——“孝”乃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这是文化自信；“通”乃通达，江海相通，开放外向，这是文化自觉。费老父亲当年应张謇之邀到南通，后任江苏省视学。费老自言早年深受父亲影响，包括实地调查这一方法。费老晚年还归纳过“太湖精神”，为“汇纳百川，润泽万民”。

　　一滴水中见大海。费老谦逊而幽默地自我小结：“我这些年，从1980年开始，是第二次学术生命，一直在用这次生命做‘小’文章。小商品、小城镇，都是‘小’。现在做水的文章，还是个‘小’字。”

　　费心费力，上下求索，把论文写在热土上。江村恒在，乡村振兴不停步。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张冠生记录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苏州市吴江区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