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情思长

□ 凌子

　　《古诗十九首》系乐府古诗，汉代无名氏作，最早见于萧统所编《昭明文选》。钟嵘《诗品》谓其“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刘勰《文心雕龙》誉之“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魅力，通过特具艺术魅力的“五言”，让读者为之“中心摇摇”。清代沈德潜把《古诗十九首》悉数收入《古诗源》，以为“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言或显言，反覆低徊，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此《国风》之遗也”。明代陆时雍推崇《古诗十九首》为“风余”，为“诗母”，以为“深衷浅貌，短语长情”。

　　从传承与影响上讲，大致可以诗意地表述为：《古诗十九首》，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蓬莱”（取李白诗句“蓬莱文章建安骨”）。

　　时局动荡、门阀限制，让许多有志之士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羁游难归。人生苦短，韶光易逝，行乐难再。于是，化为寄托，身份便是“游子”，对应则为“思妇”；抒发的形式则为“游子之歌”，对应则为“思妇之词”。

　　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的闺中怅望，构建成《古诗十九首》的基本意象。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写作角度看，大凡有三种，一是游子思乡，二是思妇怨离，三是第三人称抒写。事实上，诗是一个整体，最动人的思念从来都是双向的，充满体贴。这种写法，《诗论》中谓“从对面写来”，唐代诗人杜甫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即为代表。以这种写法解读《古诗十九首》中的思念诗，既解决了一个角度问题，也让“游子诗”与“思妇诗”得到有机的统一，同时，可进一步把夫妻之情“上升”到更高层次的伦理寄托。《行行重行行》一诗可谓代表作。

　　比兴乃《诗经》之传统手法。比为比喻，兴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笔者以为，比兴是融通的，正如通感；又是关联的，正如双关。兴，更多缘于寄托，缘于触景生情而情不自禁。《古诗十九首》显然受《诗经》《楚辞》影响，在比兴方面卓然。《冉冉孤生竹》可作范例。

　　“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形式为内容服务，得体而独特的语言表现形式使《古诗十九首》意韵悠长。其中叠词的运用当为一大奇观，几至“超凡入圣”境界。叠词系叠字，理论上讲，属联绵词一族。联绵词在声韵与摹状上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特具一色。《古诗十九首》的叠词运用，显然发扬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不经意中，把叠词的神奇功效发挥到极致，以致后世不时泛滥叠词诗、叠词联。叠词的第一妙用，在于极大地唤起“美妙感”，唤起“美妙感”的体验。无论拟声还是绘色，无论摹状还是拟态，叠词都是直流的，直通感官。《古诗十九首》中，叠词运用几乎通篇的有两首，一为《青青河畔草》，一为选入当今中学课本的《迢迢牵牛星》。而这两首也基本可谓经典中的经典，十九首中的代表作。

　　《青青河畔草》系闺怨辞。“青青”对“郁郁”，一绘色一拟态，让人自然联想到多情与别离、无情与眷恋。“盈盈”对“皎皎”，一拟态一绘色，让人不免触景生情，感同身受。“娥娥”对“纤纤”，绘色兼拟态，让人怎能不怜香惜玉，而诗中女主人公又怎能不自怜自怨自艾。有了这般“浓妆淡抹总相宜”的铺垫，以下的“交代”与“感叹”水到渠成，痛入骨髓——“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迢迢牵牛星》系相思词。“迢迢”对“皎皎”，一言距离遥远，一言颜色皎洁。“纤纤”对“札札”，一写手之娇美，一写织之娴熟。如此铺垫，按常理当引出“顺理成章”、愉悦欢畅，但结果竟是“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何故？诗之奇趣，亦如小说之奇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于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遂成千古名言。“盈盈”对“脉脉”，水与情感，就像水与血，原来都是那么多情那么深情却又那般无可奈何。是状形态，也是状情态，可谓血浓于水、天衣无缝。

　　叠词通过摹拟、渲染声色形态情，往往起到一咏三叹、由此及彼、推波助澜的神奇功效。试咏如下叠词与比兴联袂的起句，感觉如何？——“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