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达艺思五十七

言恭达

　　▲中国书法简洁而丰富，古雅且豪迈。随手万变，任心所称，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书法美传神生动，可以愉目、愉耳，可以动情。“无色而有图画之灿烂，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沈尹默语），其五光十色的神采，轻重徐缓的节奏，就是笔墨的魅力。书以韵胜，而风格则随之而生。古人感叹，“书法唯风韵难及”！张怀瓘《书议》评说，书法“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书贵在得笔意。书之韵味取决于用笔与用墨，两者结合生发所体现的即为书家的本命气韵。今人不少书作平板乏味，雕琢鄙陋，浮薄浅易，丑拙粗俗，究其因，均因不懂笔墨所致，只求“个性之张扬”“形式之新奇”，中国书法的艺术精神与本体价值在一片对传统的叛逆声中失落了。

　　▲书法本于笔，成于墨。古来书家重视笔法的同时，也无不重视墨法。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中指出：“盖笔者墨之师也，墨者笔之充也；且笔非墨无以和，墨非笔无以附。”鲜明地阐述了笔墨之间的辩证关系。纵观中国书法史，如果说，魏晋六朝书家开始对用墨的追求是自发的，那么到了唐代则表现为自觉。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晋人书法重于对笔法的追求，对用墨的关注则注重于入纸度，王羲之为使笔毫挥洒自如，故“用笔着墨，不过三分，不得深浸”。晋人用笔以使转为主，“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力圆则润，势疾则涩；紧则劲，险则峻；内贵盈，外贵虚；起不孤，伏不寡”，此用墨入纸产生圆润达到力圆的审美，特定的运笔方式决定了“晋魏六朝，专用浓墨，书画一致”（黄宾虹语）这一“浓墨如漆”的审美观照与艺术风格。到了唐代，书体的演变已终结，楷书日臻规范成熟，书论渐入高峰，名家辈出，辉映千秋。欧阳询、褚遂良、孙过庭等各家对书法用墨论述精到绝伦，启示后学。欧阳询《八法》中“墨淡则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孙过庭《书谱》中“带燥方润，将浓遂枯”等论述，已将墨法理论上升到技法论中的十分重要位置。尤其在力追二王的行草书中增强笔墨的杀纸力度，得以燥中见润，浓中显劲，于笔法中力现墨彩与墨调，增强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力。笔者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观赏到颜真卿《祭侄文稿》真迹，笔与墨浑然一体，其墨极浓与极干用在一起，燥渴之笔将墨调推向深润。这种笔墨技进乎道的境界，令人叫绝！宋代由于文人水墨画的兴起，用墨打破原有的程式，墨色层次丰富，书家在创作上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谈到，“北宋浓墨实用，南宋浓墨活用，元人墨薄于宋，在浓淡间”。北宋浓墨实薄于唐，南宋浓墨破水活用实胜北宋。元代文人画已达高峰，追寻晋人风韵，清简相尚，虚旷为怀，故用墨之清淡为其特色，达到水墨不渍不燥、浓淡自然的清远境界，完成艺术本性的回归理想。元代之后，董其昌是承赵孟頫独开淡墨一派的代表人物。“至董文敏以画家用墨之法作书，于是始尚淡墨。”董其昌由参禅而悟到庄学的最高意境——淡，一种自然平淡虚静的境界。董氏又以山水皴法的用墨参于书法，这种用水破墨活用，淡墨枯笔求润，开创一代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