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区域坚持抗战已有七年......在七年多的抗战中，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据发表，计有：豫、山东、晋冀豫、苏北、苏中、淮北，淮南、苏南，皖中，鄂豫皖，浙东，东江，琼崖十五个根据地。’”

　　1944年8月1日，在中国军民愈战愈勇，日本帝国主义气焰每况愈下的日子里，《新华日报》发表了《在敌后努力》的社论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5个根据地，颂扬了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所作的突出贡献。

　　从军事斗争、民主政治建设、经济生产等多个方面，《新华日报》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作了“全方位”透视，为这块因国民党封锁而不为外人所知的“神秘之地”揭开面纱。

　　“在敌后开展军事斗争，总得有个立足点，就像人要有个家一样，这个家，就是敌后根据地。”江苏省党史工办原副巡视员、江苏省党史学会副会长张衡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首要功能是军事功能，是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而服务的。

　　1938年6月21日，《新华日报》用第三、四两个整版刊发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章。这篇被誉为《论持久战》姊妹篇的文章，将游击战争从战术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提出“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斗争策略，对日后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实行全面、持久的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文中，作者单独用一章讲“根据地”，从“几种根据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等方面详细论述了根据地的建设方法和价值。

　　“毛主席对抗日根据地的类型和开辟发展，做了详细介绍，还进行了科学的预见，而这篇文章经过《新华日报》全文刊载后，在全国特别在抗日军民中间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衡说。

　　“根据地通常是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犬牙交错的复杂状态。”张衡介绍，抗日战争中，日军实施“点线战略”，沿城市点和交通线发动侵略、部署兵力，但对脱离城镇的广大农村、山地、湖泊地区则难以兼顾，“这些地方便成了广大抗日军民的天下，建立起敌后根据地。通过一次次游击战，我军也在不断扩大根据地范围，把边缘区变为游击区，甚至中心区。”

　　事实证明，以根据地为支撑的游击战战果显著。1939年3月3日，《新华日报》刊登战地记者石西民所写通讯《江南游击横断面》，其中写道：“我们的游击战士始终坚持在敌人的‘梅花椿’里活动着.....最近二月七日，团结支队又在东沟攻破了敌人据点，并且击溃了由天王寺来增援的敌军数百人，击毙了敌军四十五名。”

　　“苏南邻近上海，是日军统治的心脏地区，这篇报道让全国军民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敌人心脏创建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鼓舞了广大沦陷区的人民。”张衡评价说。

　　根据地与游击战结合的“非传统打法”，甚至吸引了外国媒体的目光。1944年1月25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美报论游击战》的社论，评论美国《纽约前锋论坛报》撰文赞扬我军平西游击队的作用。社论引用美报原文：“中国所应用的游击战，在打败日本的时候，其作用之大，超过了一般所预期的”“因为游击队的存在，使日本只能够进行渗透不能够实际上占领，一旦反攻时机到了的时候，游击队就会向侵略者证明：他们渗透得越深，结果会越惨”。

　　“国民党当局向来不准《新华日报》报道敌后军民斗争和建设事迹。此次报道，不仅是外国报刊，而且是‘中央社’1月23日自纽约转发‘合众社’报道，这就使国民党新闻检查当局无法检扣。《新华日报》抓住时机，不仅为这则电讯写了‘编者按’，还配了社论，堪称对边区和根据地的一次成功宣传。”《新华日报》报史研究所所长赵剑波说。

　　要巩固根据地的政权，就要建设民主政治。在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之后，边区政治实行代议制民主制，其纲领性文件便是1941年5月中国共产党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称“五一纲领”。

　　1941年6月8日，这份纲领颁布一个多月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里面写道：“这个纲领的内容，是在中共抗战团结进步的总方针下各方面政策的规定......这个纲领的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日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

　　“这份纲领文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三三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的重要原则。”张衡说。

　　1942年1月1日，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发表社论《发扬民主政治的一年》，对这种制度的概念和执行作了详细介绍：“各级参议会选举各级行政人员时......共产党员在政府委员中的成分只占三分之一，其他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三三制’既保证了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政权里的核心领导作用，又让非党员在政府日常工作中拥有足够的地位和权力，这表达出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团结争取爱国人士和各界人士的真诚意愿，党的抗日民主政权也就拥有了广泛的基础和强大的号召力。”张衡说。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还明确规定根据地的人权保障政策：“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

　　1944年11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M.武道在陕甘宁边区实地采写的通讯《我从陕北回来》，文中写道：“延安的负责人说，土地的充公和重新分配，在一九三七年就停止了；地主自愿减租减息的政策，正在完满地进行......”

　　1943年7月20日的《陕甘宁边区米脂县积极建设 国共两党同志及士绅均愿协力建设新县政》中也提到：“除民政工作由共产党员担任外，其他财政、教育、建设民事调节及粮食等部门工作，则由该地士绅XXX、XXX等参加工作。”

　　“这些报道反映出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刻团结各阶层，共同为抗战胜利而努力，不仅驳斥了国民党的污蔑，也让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敌后根据地以更加清晰、立体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满足了外界长期以来对这片‘神秘之地’的好奇，更将根据地建设的积极经验和做法传达给外界，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积极贡献。”赵剑波说。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既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又要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作斗争。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已由50万人减少为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000万人以下。有些地方的抗日军民没有衣服穿、没有菜和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毛泽东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搞“大生产运动”。

　　这是一场党政机关、军队、学校全民参与的生产运动。1939年4月18日《新华日报》社论《论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中这样写道：“党政军各部门生产任务的分配，各级政府机关拟完成一万六千五百石粮食；军事机关及所属部队学校，拟完成二万五千石粮食；党中央机关及领导的学校，拟完成一千石粮食......鲁迅艺术学院也担负起了细粮一百三十石......”

　　“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这句国人耳熟能详的歌词，歌唱的正是八路军三五九旅深入南泥湾屯垦自给，让荒山野岭变为沃土良田的故事。《新华日报》1944年12月14日刊发的《八路军怎样养活自己 介绍南泥湾屯田政策》开头写道：“这里，百年多来就是人迹少见的一片森林，野猪虎狼出没其间，真是一个恐怖世界的所在，而今天的南泥湾，被称为‘陕北的江南’。”“当X团二营的营长带领弟兄们最初来到南泥湾时，这里没有人，到处是森林荒山，他们开始时要靠烧火驱逐野兽......第一年，种了小米，也种下了菜，一共开了六七百亩地，打下的粮食只够全营三个月吃的......第三年，有了生产经验，再加上大家加油干，就做到了全部自给自足，共开了荒地六千六百三十亩。”

　　“大生产运动开展后，各根据地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显著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张衡举例，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民能做到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从1943年起，各敌后根据地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乃至半年的粮食、蔬菜，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从《新华日报》老报纸的斑驳文字中，我们依旧能体会到当年丰收的喜悦和自力更生的豪情。

　　1943年2月3日的《边鉴》专栏发表社论《自力更生的实践》，其中写道：“去年陕甘宁边区在农业生产方面，增加了耕地面积四十九万亩，完成原定开荒计划百分之九十，修成了水利六千余亩，共增产粮食十万余石......在边区很少产棉的地区，完成了植棉计划百分之八十二，植棉九万四千余亩.....”

　　“在恶劣的环境中，让根据地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这不仅需要投入生产的满腔热情，更需要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和科学的方法。”张衡说，《新华日报》对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也给予了关注。

　　1944年1月6日，《新华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论合作社》，文章指出：“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合作社如何组织？1944年5月13日刊发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剪影》就有详细描述：“洪泽县的合作社员，共有六百多人......联合成立了三签合作社，由三个乡的理事会，推出四个营业委员......只卖香、油、盐、洋火、纸烟、布、纸七种用品，货价比市场便宜......因为货价比较低，连附近的临淮一带物价也降低了。”

　　在自力更生的生产进程中，根据地军民立足实际，总结出了一系列与根据地条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方法。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在“新华副刊”刊发边区生产建设专版，《科学技术和工人群众结合》一文写道：“如果我们有挑也挑不动，拿也拿不起的所谓‘理论’，而不去与群众的创造性相结合，那我们的事业就不会成功。”

　　“《新华日报》作为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战斗中一支鼓励前进的号角，所有有关抗日事业、民族统一战线、边区建设的主题都是其宣传的范围，而根据地正集这些元素于一身。”赵剑波认为，通过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媒体传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一种光荣的、向上的、充满希望的姿态呈现于世人面前，从原先的“神秘之地”变为了“神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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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金亦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