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是指甲乙双方就某个问题达成的一种协议，它一般适用于国际关系，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签订，由两个国家签订的条约称“双边条约”，由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签订的条约称“多边条约”。条约包括公约、协定、换文、联合宣言、宪章，具有时效性，如果期满不再续签即视为失效。我国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城下之盟”等，究其实也是双方签订的一种条约，著名的如“澶渊之盟”就是公元1005年北宋与辽国签订的条约。

　　条约的名称一般由条约的内容、签订条约的地点、或签订条约的时间来命名。依照内容命名的条约，著名的有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１６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１７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简称“世界遗产公约”），我国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公约组织，成为“缔约国”，从此具备了申报世界遗产的权利，1987年我国成功申报了第一批世界遗产6个项目。依照地点命名的，著名的有1689年9月7日（清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有1858年5月28日（清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在黑龙江瑷珲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依照签订时间来命名的，著名的有1901年（中国农历“辛丑年”）西方列强11国与中国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近代社会，西方列强用他们的坚船利炮优势，强迫清政府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其中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清政府与英国政府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江宁（今南京）签订的条约。通过阅读《清史稿》，有春发现，这个条约长期被人们错误地称为中英“《南京条约》”，应该称为中英“《江宁条约》”才与历史真相相符，才符合条约命名的通常规范。

　　清王朝时期的今日南京称“江宁”，清王朝版图上只有“江宁”而没有“南京”。下面我们通过《清史稿》的阅读来对那段历史进行简单梳理，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一．清朝官员籍贯与仕宦经历中的“江宁”

　　《清史稿》（以下省略）卷三百六十九《邓廷桢列传》称，邓廷桢是嘉庆六年进士，“江苏江宁人”。同卷《林则徐列传》称，林则徐于道光六年由陕西按察使升迁“江宁布政使”，后因“父忧”归家守孝，道光十年回到工作岗位后，补湖北布政使，调到河南，后“又调江宁”任职。

　　卷三百七十二《海龄列传》称海龄是满洲镶白旗人，后累擢河北大名、正定两镇长总兵，“历西安、江宁、京口副都统”。江宁与西安、京口（今镇江）市并列，说明它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名称。

　　卷三百七十一《黄恩彤列传》记载，黄恩彤是道光六年进士，到了道光二十年，出为江南盐巡道，迁按察使，“署江宁布政使”。“英兵犯江宁”时，耆英、伊里布命令黄恩彤偕侍卫咸龄“赴敌舰议款，随同定约”，黄恩彤参加了当时在江宁举行的中英和谈。

　　卷三百七十五《何汝霖列传》记载，何汝霖是“江苏江宁人”，道光五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官至一品顶戴署礼部侍郎。卷三百七十七《鄂木顺额列传》称鄂木顺额是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道光十二年“乡试，往江宁考录遗才，卒于试院”。

　　类此记载甚夥，容不赘列。以下将围绕鸦片战争爆发来看清代“江宁”。

　　二．林则徐等人是“虎门烧烟”而不是“销烟”

　　道光十五年，江宁人邓廷桢任两广总督。当时的形势是“鸦片烟方盛行，漏银出洋为大患”。道光十六年，英吉利商人以虿船载鸦片烟，邓廷桢处于禁烟前沿，严令禁止不许鸦片进口，下令载有大量鸦片与英国商人的英国船只只准停泊在海岸线以外的“外洋”，并“严旨驱逐”之。

　　但英国商人与国内“沿海奸民勾结”，这些“奸民”如同现在的贩毒走私分子，致使禁止鸦片入境成效不大。邓廷桢就与“江南山阳人”（今江苏淮安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道，“整备海防”，共同阻止鸦片船只入境。他们在广东大屿山口、急水洋缴获一种体量小、驰行速度快的“蟹艇”，截获鸦片银款达“钜万”，破获囤聚鸦片烟土的走私犯罪分子，迫使停泊在外洋观望、企图踏上中国领土的英国商船上的“番男妇”即贩卖鸦片的英国男女商人500多人全部撤退到澳门居住，且很快又被“驱令回国”。

　　由此可见，当年清政府官员中最早站出来抵制鸦片泛滥成灾的是现今江苏籍的两位官员邓廷桢与关天培。

　　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朝廷“禁鸦片烟”，禁鸦片烟开始成为国家行动。道光皇帝“下中外大臣议”，让在京师朝廷任职和在地方任职的“省部级”以上高级官员们都来讨论这件事。此时，已经于道光十七年被擢升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疏皇上，主张“用重典”即加大处罚查处力度来严禁鸦片。他说：“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鸦片让中国大量的黄金白银外流，政府财政收入面临严重危机；鸦片犹如毒蛇在噬啮中国人的身体，长期以往，军队将会招募不到身体健壮的士兵。

　　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担忧很有同感，立即召林则徐进京面圣，先后与林则徐就这一问题交谈了19次，最后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

　　道光十九年，林则徐到广东时，发现两广总督邓廷桢已经严申禁令，捕拏烟犯，并已取得成果，非常高兴。从此，邓廷桢与林则徐同心协力，加上关天培“忠勇可用”，三驾马车上阵，一场更大规模的禁烟行动开始了。

　　林则徐给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查理·义律送去信函，希望他按照大清王朝规定来协助查缴烟土，停止英国商人向中国贩卖鸦片。林则徐在外交上做到先礼后兵。

　　经过一段时间密集追缴，驱逐了英商虿船，缴获鸦片烟土2万余箱，全部集中到虎门海滩边。再经查验无误，于道光十九年四月廿二日（1839年6月3日）将其“焚于海滨”。大火在虎门海滩燃烧了“四十余日始尽”；据统计，共焚烧了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达2376254斤。这就是著名的“虎门焚烟”或曰“虎门烧烟”。

　　行文至此，我们必须对长期以来的“虎门销烟”一说予以纠正。

　　汉语“销”字可以组成“销售”“销毁”等意义完全不同的词组。《清史稿》中没有“销烟”一词，只有“焚烟”“烧烟”之说。如果与“烟”字组合，在汉语中，偕音的有“硝烟”一词，如“硝烟滚滚”“冒着硝烟战火”等等。我们在古汉语中也没有见过“销烟”一词，因为“销烟”极易给人造成“销售香烟”“销售鸦片烟”的简称歧义，如果用“虎门销烟”来表述林则徐他们在虎门焚烧鸦片烟的壮举，极易造成“在虎门销售鸦片烟”的误读，极易让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上当受骗。联想到《清史稿》中曾明确记载1900年德、奥、美等“十一国联军”侵略中国，“辛丑条约”是中国与列强11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却被史学界长期误导淡化为“八国联军”。笔者曾撰有《是“八国联军”还是“十一国联军”》一文予以澄清。历史上曾出现秦始皇“焚书坑儒”，如果将此说成是“销书坑儒”，那将是何等滑稽可笑。

　　对于历史，我们应该尊重前人留下的历史文献，尊重历史原点表达，不贴时代标签，更不可造成歧义。当年的林则徐他们，是在“虎门烧烟”“虎门焚烟”，绝不是“销烟”！我们再也不能上建国以后的文化汉奸的当了。

　　三．“虎门烧烟”之后的英雄落难与香港被英国人占领

　　再说林则徐在“虎门烧烟”之后，第一步是制定专门的禁烟政策法令，如果洋商夹带贩卖鸦片，将对犯罪外籍商人按照中国法律予以“正法，货物入官”；第二步是照会各国领事，使之知晓。结果是“他国皆听命，独义律枝梧未从”。英国领事查理·义律不接受中国对贩卖鸦片的制裁措施。清朝政府与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处于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

　　虎门烧烟虽然大快人心，但已触及到了国内靠贩卖鸦片为生的那些“奸民”们的既得利益，“奸民因失业，遍腾蜚语”。那些烟匪“豪猾之徒”为了泄愤，就到处给邓廷桢造谣，说他“纳贿营私”。邓廷桢只得向道光皇帝上疏陈情表白，道光皇帝专门下诏“慰勉”。最后考虑到邓廷桢已不适合呆在两广地区工作了，就将他调任闽浙总督，由林则徐就地接棒，任两广总督。

　　英国领事馆领事查理·义律的真实身份是英国海军上将，1834年7月，他以上校军衔随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开始任秘书，1836年升商务总监督。他长期在英国殖民地压迫和奴役当地人民，来中国后积极从事侵略活动，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现在因鸦片贸易及鸦片被焚烧，竟代表英国对清廷宣战，仗着武器大炮、枪枝弹药和船舰的先进，指挥英国舰船开炮攻打我沿海军事设施，引发鸦片战争。

　　道光十九年七月，英舰突然袭击九龙山口，遭到关天培的中国水师们英勇抵抗；十月，英舰久泊尖沙嘴，向中国军队再次发起炮击。到了道光二十年春天，由于关天培指挥反击得当，英国船舰虽不敢贸然前进，但仍然“招奸民，分路载烟私售”。说明当时禁烟形势严峻，要外防鸦片输入，内防毒犯走私贩卖。

　　道光二十年六月，英国船舰侵占厦门、攻陷定海、掠夺宁波。七月，查理·义律到天津，投书直隶总督琦善，认为广东“烧烟之衅”是由林则徐、邓廷桢二人引起，要向清朝政府索赔。

　　琦善趁机告状。道光皇帝听信谗言，认为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自查办鸦片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沿海各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实属“办理不善”，所以把林则徐召回北京，让琦善去接替林则徐任两广总督。同时将邓廷桢“与林则徐同夺职”，将林、邓二人一道撤职。

　　林则徐后来又以四品卿衔大员身份，于道光二十一年春被派到浙江镇海去协防，但是到了这一年的五月，道光皇帝再度斥责林则徐“在粤不能德威并用”。朝廷同时又回过头来追究邓廷桢在两广任上“废弛营务”之责，最后将他与林则徐一道“同戍伊犁”。

　　历史告诉我们：当年林则徐与邓廷桢一道被发配到新疆伊犁，而不是如电影《林则徐》里所呈现的林则徐一个人的“特写镜头”。

　　再说琦善到任后，“一意主抚”，对英国人采取抚慰态度，将沿海兵备全部撤除，仅留三分之一水师，又将原先招募来的“乡勇”全部遣散，使清王朝完全失去了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海上防御能力。

　　查理·义律代表英方向清朝政府索赔烟价一千二百万，美国商人趁火打劫，无理索要数额是英国的一半，并要求把香港全岛割让给英国。在索要赔款数额巨大而又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英军先攻占摧毁了虎门外的沙角炮台、大角炮台，致使虎门危在旦夕。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英军发起对虎门关的炮击，清军守炮台的将士只有数百人，又没有援军相助，关天培拿出自己私人积蓄来激励将士们与敌人死战，关天培“身被数十创”，最后被英军炮火击中，尸体有一半被烧焦，壮烈殉国。

　　至此，“虎门烧烟”三位功臣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全部罹患或罹难。

　　也就在道光二十一年即1841年1月26日，查理·义律率先派英国军队占领了香港，查理·义律亲自出任香港行政官，只是仍留在澳门办公。一般认为，香港自当日起就成为英国属土了。翌日，英军又在香港岛上升起了英国国旗。

　　四．英军攻打江浙沿海沿江城市的三次“改犯”

　　这里的“改犯”不是指英国军队改正自己所犯罪行错误，而是指改变进攻中国沿海沿江城市的路线。

　　卷三百七十三《宗室奕经列传》记载，道光二十二年三月，攻占宁波的英兵忽然退去，留舰招宝山海口，改犯乍浦（今浙江嘉兴境内），并攻陷了乍浦。奕经不能赴援，而以收复宁波奏报皇上，以掩盖自己过失。道光皇帝下诏斥责其不先事预防，将其革职留任。既而英兵开始侵犯江南，“陷镇江，逼江宁”。这是英军第一次“改犯”。

　　卷三百七十一《刘韵珂列传》中有：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乍浦陷，钦差大臣伊里布往说英人退兵，英国军队根本不予以理睬，“改犯吴淞，入大江，乃于江宁定和议”。这是第二次“改犯”。

　　这两次“改犯”均属英军战略上调整，由海入江，但其终极目的地是“江宁”。

　　第三次“改犯”是放弃攻打扬州而直接攻打江宁。

　　卷三百七十一《牛鉴列传》记载，道光二十一年，英兵侵犯浙江时，两江总督裕谦于是年八月殉于镇海（浙江宁波市境内），朝廷命牛鉴为两江总督。十月，牛鉴来到苏州受事，检阅视察海口，偕佐提督陈化成治防，缮台增炮，沿海以土塘为蔽，驻四营居中策应。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英兵既陷乍浦，遂窥吴淞口。五月，敌舰七十余艘来攻，牛鉴与陈化成督战，虽击沉贼船三艘，但我方西炮台及战舰皆被毁。英舰聚泊吴淞口外，“扬言将北伐天津”，迷惑清军。五月，吴淞失守。六月，英军突入长江，乘潮上驶，直越圌山关，攻陷镇江，占踞瓜洲。

　　牛鉴由京口退保江宁。提督齐慎、刘允孝迎战京口不利，只好退守新丰（江宁境内）。

　　镇江沦陷后，驻守镇江的1500名八旗兵与英军展开激烈巷战，死伤惨重，副都统海龄战死；全城遭受焚掠，一片废墟。敌舰又“分薄瓜洲”，将长江瓜洲段水面全部封锁。长江对岸，“扬州震动”，惶恐万状。

　　这时，扬州盐运使但明伦听从了绅商江寿民计谋，贿赂英国军队“六十万金”作为不占领的条件。英军得到这笔财富后，改变了攻打占领扬州计划，“遂犯江宁，舰泊下关”，兵临江宁城下。

　　耆英、伊里布先后奉命来到江宁，英国人索五处通商口岸及赔偿款。诸臣未敢遽允，英国军队遂登岸，在钟山顶上“置大炮临城”，准备炮轰江宁城。耆英、伊里布等人“合疏”联名奏请道光皇帝，希望以保全民命为重。内容是这样的：

　　“江宁危急，呼吸可虞。根本一摧，邻近皖、赣、鄂、湘皆可航溯。彼所请虽无厌，而通市外无他图。与其结兵祸而毒生灵，曷若捐钜帑以全大局?厦门敌军虽退，尚未收复。香港、鼓浪屿、定海、招宝山仍未退还。使任其久踞逡巡，不如归我土地。既愿循例输税，即为悔过向风。此后彼因自护租岸，我即以捍蔽海疆，未始非国家之福。所请平礼虚文，不妨假借。事定之后，亦应释俘囚以坚和好，宽协从以安反侧。”并附详细条目以闻。

　　权衡利弊，道光皇帝只得同意大臣们的呈请。

　　五．英军迫使清政府在“江宁”签订条约

　　卷三百七十二《陈化成列传》记载，早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英吉利（英国）船舰就驶入闽、浙、江南、山东洋面，朝廷命陈化成督师巡逻，“以备不虞”。道光二十年，英舰犯闽，陈化成率师船击之于梅林洋，英军退去。朝廷又调陈化成任江南提督。陈化成“枕戈海上凡二年，与士卒同劳苦，风雨寒暑不避”，总督裕谦、牛鉴“倚为长城”，视陈化成的防线如海上长城。

　　道光二十一年，英兵侵犯浙江，两江总督裕谦于是年八月在镇海（浙江宁波市境内）战役中殉国，他是清朝皇室在鸦片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最高级别成员了。

　　道光二十二年，英国将查理·义律撤回国，以濮鼎查代之。从此，英军开始了大举侵犯浙江、江苏的军事行动。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舰在试探我方实力后旋即离去，以“水牌浮书”给中国军队下挑书战。过了几天，敌舰衔尾进，陈化成麾旗发炮，毁敌舰三，歼毙甚众。由于武器装备差距太大，在宝山、上海保卫战中，中国军队遭重创，部将守备韦印福，千总钱金玉、许攀桂，外委徐大华等皆战死；陈化成亦中弹，“喷血而殒”。宝山、上海相继沦陷。

　　在裕谦殉国后，皇室成员、专门督办浙江洋务的耆英与扬威将军奕经成了钦差大臣，他们奉皇上命“督师往剿”。道光皇帝在勤政殿训示方略，特别诏谕强调要“申明军纪，凡失守各城逃将逃兵，军法从事”，发放内库花翎等件，有功者立予懋赏，勉以恩威并用，整饬戎行。

　　耆英、奕经先后奏请朝廷，力主“羁縻招抚”，但已不起效果。“七月，英兵薄江宁下关”。镇江失守后，钦差大臣伊里布“奉命偕耆英赴江宁议和”。

　　英人索要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银元，并要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要求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以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

　　过了三日，耆英至，对英国人的苛刻要求稍稍驳诘。英国军队见清政府对条约不从，就突然在东郊钟山顶上升起红旗，“置炮钟山上临城”，准备炮轰江宁城。

　　耆英等清朝政府谈判官员急忙制止英军准备炮轰江宁城的挑衅行为，耆英派遣侍卫咸龄、江宁布政使恩彤、宁绍台道鹿泽良，偕同伊里布家丁张喜“诣英舟”，来到英国人停泊在长江下关码头的舰船上，先期与英国人协商，希望允许他们向皇帝奏闻此事。

　　道光皇帝闻说此事，只能“愤甚”而已。

　　耆英与伊里布、牛鉴等与英将濮鼎查、马利逊“会盟于仪凤门外静海寺”。双方签补充条约：“先予六百万，余分三年给，和议遂成”。这一天是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

　　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也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但一直到九月份，英兵才“尽数驶出吴淞”。

　　以往在广东的洋商只准居住在澳门，贸易有定界，赴洋行发货，不得擅入省城。谁知“自江宁和议，有省城设立栈房及领事入城之约”后，粤民攀比，竟出现众议汹汹、不受官吏约束现象。当时的江宁在外贸通商方面，已经开了让洋人进入省城办事的先例。

　　《宗室耆英列传》末尾，史家点评到：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由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

　　中英鸦片战争最终以中方失败而告终。如果排除双方军事实力悬殊差异，清朝政府决策失误的罪魁祸首当推琦善。英国军队依仗其船坚炮利，先后攻陷镇海、舟山、虎门、厦门、宁波、吴淞、上海、镇江、江宁等地，并霸占香港岛。中国从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六．《清史稿》主撰赵尔巽及其他

　　《清史稿》主撰赵尔巽属清末汉军正蓝旗，是奉天铁岭（今辽宁铁岭市）人，清末民初政治家、改革家。民国三年（1914年）3月，袁世凯下令成立清史馆，聘请人员编撰《清史》，确定赵尔巽为馆长。

　　民国六年（1917年）后，在经费几乎到了毫无着落的情况下，赵尔巽对清王朝心怀眷恋之情，认为事关一代国史，“失今不修，后业益难著手”，再困难也不敢诿卸。他一方面节约开支，敦促同仁加快进度，多尽义务，一方面以其资望向各军阀募捐，并言：“不能刊《清史》，独不能刊《清史稿》乎？”民国十六年（1927年），赵尔巽花费大量心血的《清史稿》终于付梓。同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1928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由此不难理解，我们今天阅读到的《清史稿》是由清朝遗老们撰写，这部长达529卷的清朝史虽然是进入民国时期才开始起动撰写，但对民国已经将“江宁”改为“南京”的清朝之“江宁”称谓仍然予以保留，体现了老一辈史学家对历史的尊重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历史告诉我们，清朝只有“江宁”，没有“南京”；只有《江宁条约》，没有《南京条约》。

　　著名史学博士卢海鸣教授在他的《南京历代名号》（南京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中也告诉我们，今日之“南京”称谓始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到了清顺治二年（1645年），今日之“南京”改称“江宁府”，清宣统二年（1910年）又称“江宁道”。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江宁”，始改江宁为“南京”；民国二年撤南京府，置“江宁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定都“江宁”，又改江宁为“南京”，一直沿用至今。

　　以上种种，我们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我国近代第一部不平等条约是清朝政府与英国政府在当时的江宁市签定的“中英《江宁条约》”。所谓“中英《南京条约》”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其提法可以休矣。

　　束有春 2022年2月16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