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可法孤军血染扬州城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日，清军压境，兵临扬州城下。

　　扬州城是长江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扬州城被拿下，清军就可以顺利过江，打到南京，端掉南明小朝廷的老窝。所以扬州注定要有一场恶战，而史可法作为督师淮、扬一带军事的朝廷命官，已经被推到了硝烟肆虐的战争前沿。

　　四月二十一日，面对清军的强大围城攻势，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二凤”拔营出降，南明军队出现分歧。这样一来，扬州城中，抵抗清军的力量更加单薄，军心动摇现象开始出现。但在史可法坐阵“督师”下，誓死抵抗的将士们全部上阵，依据城墙拒守，同时层层布防，严守街巷，准备与清军决战到底。

　　扬州城主要从唐代开始营建，唐城在今天瘦西湖以北的平山堂一带；到了宋代，扬州城南移，出现宋大城、宋小城、宋夹城之分，主要是为了适应城市安全防御需要。城墙规范着城市的走向和大小，到了明代末年，扬州城格局主要是宋元时期的走向，所以史可法当年率领扬州城军民抵抗清军时，依凭的城墙应该是宋元时期延续下来的。扬州城的西面比较险要，史可法就亲自带兵把守。

　　作为督师统帅，史可法平时与将士们相处，行不张盖，食不重味，坚持只吃一个菜；“夏不箑shà，冬不裘，寢不解衣”，夏天不用扇子，冬天不穿裘衣，睡觉不解衣带。由于他坚持与普通士兵一样生活，深得士兵爱戴，士兵也乐为之效死力。

　　由满族游牧民族为主组建的清军，与当年元代蒙古族组建的军队一样，骠悍而嗜杀，清军屯扎在不远处的“班竹园”，随时会扑过来对扬州城进行炮轰攻击。史可法向南明小朝廷请求支援，但根本无望。扬州城成为孤城，史可法的军队陷入孤军奋战恶劣局面。史可法自度难逃一劫，就给母亲和妻子写信，信中有“死葬我高皇帝陵侧”之语。这里的高皇帝就是指朱元璋，再次表明了史可法忠诚于大明王朝的铁定心志。

　　史可法四十多岁时还无子，妻子准备为他纳妾。史可法叹息道：“王事方殷，敢为儿女计乎！”国家正处于危难关头，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去做，哪里还有什么精力考虑儿女之事。但史可法生前还是留下遗命：以副将史德威为自己的后代。

　　又过了两天，清兵离扬州城墙更近了，直接用大炮先轰毁城墙的西北段，城墙倒塌，城门被破，清军潮水般杀了进来。史可法率领将士们视死如归，誓与扬州城共存亡，与清军展开了巷战、肉搏战。有一个叫马应魁的副总兵，史可法让他负责旗鼓号令，每次出战，他一定是穿着白色铠甲，在背上大书“尽忠报国”四个大字，要向当年的岳飞学习，最后在与清军的巷战中壮烈战死。当时有许多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等官员都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在巷战中格斗身亡。

　　史可法见扬州城失守，准备自刎谢国，被身边的人夺下了刺刀。情急中，在一位参将和几名士兵的护拥下，准备从小东门逃跑出去，不料刚出城门，就被清兵一下子活捉了。

　　史可法大声疾呼：“我是史督师也！”希望清兵刀下留人。但杀红了眼的清兵还是不由分说，将史可法乱刀砍死。

　　扬州城的这个“小东门”位置，在今天扬州市广陵区的甘泉路上。元代在建设扬州城时，将原来的宋大城西南隅纳入城墙体系，这一地段面积虽狭小，但交通位置重要，成为扬州市当时五座城门之一。到了明代，“小东门”已经成为繁华胜地，民间有“小东门，人挤人”之说。谁料想，一代英烈史可法最后是血洒在了扬州城的小东门。

　　与史可法同时殉难的还有扬州知府任民育及“同知”曲从直、王缵爵，江都知县周志畏、罗伏龙，两淮盐运使杨振熙，监饷知县吴道正，江都县丞王志端，赏功副将汪思诚，幕客卢渭等。

　　扬州城是清军入关以来首次遇到的南方城市顽强抵抗清军的第一座城。为了对扬州城进行报复，杀一儆百，清军头领、多尔衮的同母弟弟多铎下令，对扬州城烧杀抢掠。清军的残暴屠杀行径，据当时幸存者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和明末史学家计六奇的《明季南略》记载，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又称“屠城十日”。（也有七日、五日之说）昔日繁华的扬州城内，顿时出现了“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城中积尸如乱麻”的惨不忍睹状况。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仅被和尚收殓的尸体就超过80万具。

　　关于清军在扬州的暴行，在文字狱盛行的清王朝，由清朝人撰写的《明史》无疑是刻意隐去不录的。据说《扬州十日记》也是辛亥革命前夕才从海外传回中国。

　　战后，人们开始寻找史可法尸体，但由于天气气温已高，满城尸体堆积，到处腐烂发臭，根本辨认不出哪一具是史可法的尸体。

　　过了一年多，史可法义子史德威用史可法当年上朝时穿的“袍子”和手执的“笏板”为史可法招魂，并将袍笏葬于扬州城郭外的梅花岭，形成现在人们所见到的“衣冠冢”。史可法本来是希望自己死后能将尸体运回南京，陪葬在高皇帝朱元璋明孝陵周围，但最后连尸体也没有找到，魂魄永远留在了扬州那片土地上。

　　六．“南明”是一个流亡政权

　　从史料上看，史可法抗清事迹在清初并不知名。

　　顺治九年（1652年），清政府曾对前代忠臣进行表彰，当时受表彰的有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等20人，并要求有司（有关部门）各人给予划拨70亩土地，用于建祠致祭，并且给这些人予以美谥赞誉，让国人向他们学习。

　　这些受清政府表彰的明朝大臣，应该都是在京师北京任职的朝廷重臣，他们在面临社稷覆没、王朝崩溃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与皇帝同生死的英勇气概。他们与史可法的死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因李自成攻陷京师、为明王朝殉葬而死，一个是为了抵抗已经取代明王朝的清政府军、为“南明”小朝廷效力而死。

　　《明史》对因李自成“贼军”攻陷北京而为明王朝尽忠殉国的20人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抉择，作了悲壮式描写，至今读来，仍有荡气回肠之感。仅举三例：

　　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范景文在皇宫被李自成军队占领后，在道路旁的一座庙里留下绝笔：“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然后跳进双塔寺旁的古井而死。

　　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倪元璐知道事情无济，就整理衣冠向皇宫拜了拜，在几案上大书：“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

　　左都御史李邦华在投缳上吊自杀前，留下绝笔诗：“堂堂丈夫兮圣贤为徒，忠孝大节兮誓死靡渝，临危授命兮吾无愧吾。”

　　相比较而言，史可法是在大清王朝已经建立的背景下，在由福王朱由崧组阁的“南明”小朝廷范围内效命，其活动范围在扬州及淮河以南这一带，其影响力与知名度在清初不被看中是正常的。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朝廷才追谥史可法为“忠正”，扬州人才对史可法的衣冠冢重视并加以保护展示起来。

　　史可法为之效命的“南明”小王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

　　我们先来看看“福王”世家。

　　据《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传（五）》记载，“老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儿子，封地在中州洛阳一带。万历皇帝宠爱儿孙，致使诸王贪腐成性，福王朱常洵尤最。到了崇祯朝，朱常洵是整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秦中流贼四起，河南大旱蝗灾，“人相食，民间藉藉”，尸横遍野，民间有“先帝耗天下以肥王”之说。身处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拥有的财产是“富于大内”，比朝廷大内还要富。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造反时，政府军讨伐路过洛阳时，看了无不震怒：“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一方面王府拥有巨额财产、享受荣华富贵，一方面朝廷又让士兵们饿着肚皮去打仗，社会的不公平不仅表现在体制外，也表现在体制内，必然引起人们对朱家王朝的不满，谁还肯为这样的朝廷去卖命?

　　崇祯十四年，老福王朱常洵被起义军杀死，王府被起义军一把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都没有熄灭。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崇祯帝又下诏，让朱由崧来袭封福王爵位。这位“小福王”朱由崧，就是在老福王的温柔乡里、用民脂民膏喂养大的。

　　朱由崧“性闇弱，湛于酒色声伎”，就是一个性情灰暗、有严重人格缺陷而又沉迷于酒色之中的王爷。由这样的人在南都组阁“南明”政权，不仅不具备号令三军的能力，更是把权力主要委托给马士英及其同党阮大铖等人，是不可能给朱氏王朝带来死灰复燃希望的。

　　到了1645年的清顺治二年五月己丑日，清军在拿下扬州后，渡过长江，先占领了南京城北，“南明”小朝廷根本无力抵抗，“文武官出降”。这时的福王朱由崧已经外逃至安徽芜湖，潜入到左柱国黄得功的大营中了。

　　黄得功见福王朱由崧逃出南京，知道大势已去，惊泣道：“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促至此！并且，臣正在应付敌人，与敌人交战，又如何扈驾呢?”

　　朱由崧说道：“除了你，我没有可依仗的人了。”

　　黄得功听了后很是感动，还有不死战的道理?

　　此时，刘良佐已经向清军投降，并且还帮助清军大声招呼劝降。当黄得功责问刘良佐时，一箭飞来，射中黄得功喉部，但偏左了一点，差点封喉丧命。黄得功知道事情已无法逆转，就拔箭刺吭而自吻了。

　　中军田雄遂挟持福王朱由崧向清军投降。福王被押回南京后，又被押到北京，第二年被清朝处死，年仅40岁。从时间上来看，“南明”政权在南京仅存不到1年时间。

　　“南明”政权虽然在南京不复存在了，但原来的一些明朝大臣在向南方逃跑过程中，仍然在不断地立新皇帝，其情景类似于南宋政权当年被元军追杀过程中出现的三位末帝。与南宋不同的是，这些南逃的明臣们各怀主意，都想拥立自己身边的王爷为“南明”皇帝，自己也好顺势把官位提高许多，他们甚至相互之间为争夺地位，不惜互相开战，搞自相残杀。

　　也就在福王朱由崧被清军擒住的同一年，郑芝龙、黄道周等人又扶持唐裕王之子朱聿键于福州登基称帝，改元为“隆武”，后世称为“隆武帝”，也称“唐王”。隆武二年(1646年)即清顺治三年，清军入福建，隆武帝在汀州被掳，绝食而亡，享年44岁，在位1年多一点。

　　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桂王朱由榔被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王化澄与旧臣吕大器等人在肇庆正式推举“监国”，到了十一月，又自立为帝，改号“永历”。

　　朱由榔的母亲开始是对自己的儿子来当这个流亡皇帝表示不同意，说：“吾儿不胜此，愿更择可者”。但拗不过这些表面上看来是效忠朱氏大明王朝、但实际上也在捞政治资本的逃亡大臣们。毫无疑问，丁魁楚、吕大器、瞿式耜等人被朱由榔任命为东阁“大学士”，进瞿式耜为吏部右侍郎，其他人也依等级授官。

　　也就在顺治三年的十一月，唐王的弟弟朱聿粤（“粤”有“金”字偏旁）从福建来到广州，被福建旧臣苏观生、布政使顾元镜、总兵官林察等拥立为帝，改元“绍武”。这个唐王政权就是为了同桂王朱由榔建立的“永历”政权相对抗，争在流亡政府的首席地位。

　　永历帝（桂王）劝阻绍武帝（唐王）立国无效，就派兵讨伐，绍武帝就派遣陈际泰去抵御，双方开打，结果桂王派去的军队大败。但不到三个月，唐王绍武帝所在的广州城因叛将李成栋里应外合，被清军攻破，绍武帝被俘自缢，苏观生等死难。朱聿粤的“绍武”政权仅存在了41天。黄宗羲在《行朝录》一书中曾赞扬绍武帝从容遇难，“亡国而不失其正”。

　　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才灭亡，前后存在了15年，并且是一直在逃亡中流动存在。据《明只》卷一百二十《诸王列传（五）》记载，朱由榔后来一直在云南、贵州西南一带抵抗清朝，到了永历十五年即清朝顺治十八年，清军分三路攻入云南，朱由榔逃到缅甸，被缅王收留。后来，清军又攻入缅甸，缅王将其献出，朱由榔被带回云南。顺治十九年（1662年）4月，朱由榔在昆明被绞死，年仅40岁，前后当了16年南明政权流亡首领。此时的清王朝已要快到康熙皇帝时代了。

　　综上不难得出结论，“南明”政权充其量就是个“流亡”政权。它是在历史大潮汹涌澎湃的浪涛声中，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风驰电掣的鸣笛声中，朱姓封建王朝为了统治集团利益而作出的垂死挣扎和呻吟。明朝暨南明政权的灭亡，是对朱姓封建王朝末期出现的政府体制腐败、皇室贵族生活奢侈堕落、置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的必然回报。崇祯三年（1630年），在陕西、山西一带因大灾荒而连续数年出现百姓“无所得食，俱从贼，贼转盛”的严峻形势下，兵部郎中李继贞曾上疏奏请崇祯皇帝，告诉他延安一带的老百姓因饥饿“将尽为盗，请以帑金十万赈之”。但崇祯皇帝根本不听，相反，采取的政策就是派军队镇压。到了崇祯七年，朝廷特设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总督，“专办贼”，彻底站在了人民对立面。殊不知，前贤圣哲早已告诉过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史可法在内的无数封建士大夫出生的人物，他们为行将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殉葬，为抵御强大的新生敌对势力而不顾一切，赴汤蹈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些在今人看来，虽然有些难以理解，但绝无可厚非，其精神是永远值得称赞和弘扬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标准，每一个人对自己做人的底线也有不同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君报国”理念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那些封建士大夫身上，尤其是在史可法们的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只是不惜无数无辜生命而造成大量流血牺牲，不惜城市经济文化繁荣而造成城市残垣断壁，让生命在白骨旁低吟，让文明在废墟中夭折，掩卷而思，总觉于心不忍。战争，无论冠以什么样的头衔，就是野兽和魔鬼，因为它最终是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是以牺牲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生命为代价，我们多么希望战争这头野兽和魔鬼被永远冰封在十八层地狱下，不要与人类见面。

　　但历史已经一次次地告诫我们，历史的发展不是以善良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你必须时刻准备着，你必须让自己先不断地强大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让正义永远压倒邪恶，让宝塔永远镇伏恶魔，才能最终避免战争的发生。（完）

　　束有春 2021年3月10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