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春读史》，今天要告诉你“不一样”的王羲之。

　　据《晋书》卷八十《王羲之列传》，王羲之，字逸少，是东晋司徒王导的侄子。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曾官任淮南太守，在晋元帝司马睿过江、在建康（南京）建立东晋政权过程中，还是王羲之的父亲王旷“首创其议”的，说明王旷与王导等人一样，对东晋王朝的建立是有功的。

　　王羲之所以很出名，为历代人们所崇拜，可能主要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艺术，但除了书法造诣，可能与发生在王羲之身上那种平常人所难遇的种种趣事较多也有关。

　　第一件事：啖牛心炙。王羲之小时候“讷于言”，不喜欢讲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13岁那年，王羲之因为朝廷要员周顗yǐ亲自捡菜给他吃而在士大夫阶层传开、在社会上传开，一下子出名了。

　　这天，王羲之可能是随着父亲一道，来到尚书左仆射周顗家去拜访。

　　这个周顗就是当年“新亭对泣”的主角之一。周顗、庾亮等人在“衣冠南渡”、来到建康生活后，虽然已经在新建立的东晋王朝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仍思念在西晋国都洛阳的生活。每次遇到美好日子，他们就互相邀请，在新亭（今南京江宁区境内）这个地方聚集，边赏花边饮酒作乐。这天，周顗在朋友中间坐着，不由自主地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意思是说：这里的风景与洛阳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北方的大好河山被外族人占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家听了都相视流泪。此时，只有王导义气豪迈地说：“我们应当戮力效忠朝廷，早日光复河山。怎么可以作楚囚相对而泣呢？”王导一席话，惊醒了大家，使大家重新鼓起了信心，增添了力量，要为建设新王朝努力工作。

　　再说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当13岁的王羲之来到周顗家串门时，周顗觉得这个小孩子很有灵性，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找好东西给他吃。当时人们喜欢吃“牛心炙”，实即一道卤牛心的卤菜，周顗在招待客人时，当然有这道大菜了。在其他客人还没有品尝到卤牛心的时候，周顗就亲手用刀先割一块牛心肉片给王羲之吃。在座的达官贵人们都觉得这孩子太有面子了，能够被当朝尚书大人周顗如此高看一眼，亲手割熟牛心肉片给他说。从此，少年王羲之的名字开始在上层人物的“朋友圈”中传开来了。

　　“牛心炙”典出《世说新语·汰侈篇》。是说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王恺有一头能快走的牛叫“八百里驳”，王恺极为珍视，牛蹄、牛角经常磨得晶莹发亮。一次，王恺和晋文帝司马昭的女婿王济两人比射箭技艺，结果王济赢了这头牛。只见王济“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王济“一脔便去”。王济赢了一头牛，但只吃一块牛心肉片。说明从西晋开始，门阀大族生活豪侈、斗富成风，“王恺与石崇斗富”也是当时出了名的。

　　“牛心炙”典故虽然发生在西晋时的洛阳，但到了定都建康时的东晋，上层社会仍然享用着这道用牛心做的佳肴，让这道菜的做法也过了江。今天南京市的卤菜业之所以发达，诸如盐水鸭、六合猪头肉、干切牛肉等，说不准就是受“牛心炙”启发而逐渐形成。

　　第二件事：垣腹东床。东晋王朝当朝太尉郗鉴的女儿已经到了谈婚论家的年龄，当然要讲究门当户对了，郗鉴一心想与王家结一门亲。东晋王朝虽然由司马氏执掌，司马睿是东晋的第一位皇帝，但前期主要由王导、王敦、王旷等一帮王家人帮他创建、打理江山，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郗鉴已经是太尉官职，在朝中也是掌握要害部门，如果与王家结亲，将会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年的夏天，郗鉴让得力门生去向宰相王导报告。说明来意后，王导就让来人只管到东厢房去挑选，看中谁就是谁。

　　王家的公子们一听说郗太尉家要来选拔“乘龙快婿”，大都有些小激动，梳洗整洁一番，等待来人相亲。来人将王家的东厢房各个房间巡视了一番，对王家公子们有了大致印象，回去后对郗太尉说：“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意思是说，王府的小伙子个个都很帅气阳光，但听说太尉家要来选女婿时，大都显得拘紧、不自在，惟有王羲之没当回事的样子，光着上半身，露出肚皮，躺在床上吃东西，“独若不闻”，好像从来没有听说郗家要来相女婿这回事。

　　郗鉴在听完门生的汇报后，马上敲定：“正此佳婿呀”。意思是说：就选那位露出肚皮、躺在床上吃零食的小伙子。

　　派人再去一打听，门生们看到的那位若无其事的小伙子就是王羲之。

　　郗鉴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王羲之。

　　青年王羲之又因为“坦腹东床”、被当朝太尉选为乘龙快婿一事，佳话又在朝野上下、街头巷尾传开了，成了全国的名人。

　　第三件事：为鹅痴狂。在鸡鹅鸭兔猪狗羊等家禽家畜中，王羲之天性喜欢鹅。他在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离开了京城建康，听说会稽郡的乡村中有一位孤居的老太太养了一只鹅，可能是雄性的，鸣叫声传得很远。那时候，可能养鹅的人家很少，王羲之就派人去，要把这只老鹅买来，但那位老太太不肯卖。于是，王羲之就带着亲朋好友，一路来到老太太家，要去亲眼观赏，大家来一次美丽乡村游。

　　那位老太太听说王羲之等一帮大官要到她家来看鹅，还以为他们是要来吃乡下土菜呢，但又苦于没有好的菜肴招待，就一动脑筋，现成的菜就在眼前，他们不是喜欢鹅吗，干脆把鹅杀了，来一个“红烧老鹅”招待这帮尊贵的客人。

　　等到王羲之一行赶到老太太家门口时，多远处就闻到了香味，进入老太太屋里一看，红烧老鹅正冒着热气，已经上桌，只等客人王羲之他们来品尝。

　　王羲之见状，哭笑不得，其他人只管大块品尝，王羲之心里却不是滋味。因为他喜欢鹅，反而让喜欢的对象成了美味佳肴，他“叹息弥日”，一整天高兴不起来。

　　王羲之喜欢鹅，一来是鹅的形象是雪白的身子与红色的脚掌、红色的鹅脑袋俗称“鹅瘤”相对应，红白相映，色彩鲜明；加之鹅的颈项又呈高曲弧形，造型优美大气；鹅又有团结合群的秉性和勇猛警惕的品性，是平民居家的安全卫士，如遇特殊情况，会发出“嘎路”、“嘎路”的鸣叫声。

　　王羲之继续在关注着鹅的事情。听说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有一个道士养了几只鹅，王羲之很快安排时间前往观赏，感觉很好，特意向道士请求，希望能把鹅卖给他。

　　道士说：“你为我写《道德经》，留下墨宝，我就把这些鹅全部送给你。”

　　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道士也想收藏，今天终于找到机会了，以鹅换书法。王羲之听说用自己的字可以换那么多只鹅，当然同意喽，就让道士拿来笔墨纸砚，认认真真地“欣然写毕”，自己喜欢的鹅就这样到手了。

　　老子的《道德经》有五千言，即有五千个字。王羲之如果当场全部抄写，那工作量一定是很大的，估计要写也只能是写其中的一些章节吧？写完后，王羲之也不客气，一手交书法墨宝，一手“笼鹅而去”，用竹笼子把鹅装好带走了，像调皮的小孩子一样“甚以为乐”，开心得很。

　　关于王羲之当时为道士写的是《道德经》还是《黄庭经》，目前有两个版本，《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道士讲的话是：“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请王羲之写老子的《道德经》。但后来到了唐代，李白的《送贺宾客归越》诗中提到的却是《黄庭经》。诗是这样的：

　　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

　　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这是李白写给“四明狂客”贺知章的赠别诗。《黄庭经》又名《老子黄庭经》，是讲道教养生修仙的，内容包括《黄庭外景玉经》和《黄庭内景玉经》，内容也很长。

　　由此看来，王羲之与山阴道士的这段交往佳话，给后人留下了三个疑点：一是王羲之当时写的是《道德经》还是《黄庭经》？二是是全部书写还是摘要书写？三是当时王羲之是把道士养的鹅全部“笼”走了还是“笼”走了几只？

　　但无论如何，通过对鹅的痴迷喜欢及“笼鹅而归”的神态，王羲之任性率真而又散淡的品性已经彰显无遗，至今让人仍觉得可爱。

　　第四件事：为姥mǔ书扇。有一次，王羲之在绍兴一座名叫“蕺jí山”的山村办事，见一位老姥即老太太手持六角竹扇子在卖。王羲之发现老太太的生意很清冷，几乎没有发现有人来买，于是，他就上前，将老太太的扇子拿来，拿出随身携带的笔墨，在每一把扇子上面写上5个字，又全部交还给了老太太。老太太见这人不但不买自己的扇子，还在上面写字，可着急要发火生气了。

　　王羲之笑着对老太太说：“你把扇子拿去卖，告诉人们，上面的字是王右军写的，每把扇子要卖一百块钱”。

　　老太太虽然不一定知道王羲之到会稽任职时就是“右军将军”，所以又叫“王右军”，但她看见眼前这位先生儒雅可亲，是个读书人，不像是坏人，就试着按照王羲之的说法去做了，扯开生意人的嗓门吆喝起来：“快来买，快来买，这是由王右军大人题字的竹扇哎！”结果没多长时间，老太太所有的扇子被一抢而空，“人竞买之”。

　　谁知老姥尝到了甜头，这天，又拿了许多竹扇子过来，想请王羲之再如上一次那样，帮她在扇子上题字，好卖个大价钱。王羲之“笑而不答”，委婉地拒绝了老姥的要求，心想再那样干，我们不是成了合伙人了吗？大家是不是还要来个利益分成？

　　王羲之帮助别人，也是兴之所致，没有考虑那么多，虽然散淡洒脱，但在分寸和度的把握上还是恰到好处的。

　　第五件事：兰亭作序。王羲之的书法，最早擅长的是隶书，时人称为“古今之冠”，其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堂伯父王敦、王导十分器重这位“佳子弟”。王敦曾经称赞王羲之：“汝是吾家佳子弟”，与当时已经有“重名”即声名远著的阮裕不相上下。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在后世名声最大的，不是单纯的隶书，而是全面发展，兼隶、草、楷、行各体，广采众长，冶诸体于一炉而自成一家，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行书，其中以《兰亭集序》最为著名。

　　王羲之自从离开京城建康、来到绍兴任职后，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片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并打算在这片土地上养老。当时的许多名士都在山间筑室居住，如谢安在未当官前就如此。当时的名士如孙绰、李充、许询与和尚支道林等都与王羲之关系较好，相互往来于山水之间，吟诗作赋唱和，饮宴酬唱，好不惬意。

　　东晋穆帝司马聃dān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上巳节”，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要走出蛰伏了一个冬天和初春寒冷的家门，开始到户外踏青，祈求幸福吉祥。

　　早在周代，政府就规定，在三月三日这一天“令会男女”，大龄未婚男女可以到户外的水边草地上踏青相会，双方互相看中了，可以私定终身。《诗经·郑风·溱洧》就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场面。如果说中国有“情人节”，农历的三月初三就是中国的情人节，而决不是传说中的七月初七“牛郞织女”鹊桥相会。如果硬要给七月初七牛郞织女相会挂上一个节日的头衔，那也只能称为是离散家庭的“团圆节”，并且是凄苦的短暂团圆，是对社会的一种变相控诉。其实，这一天除了是牛郞织女全家短暂团圆传说之外，其真正的节日名称应是女儿专属的“乞巧节”。女性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在月亮底下祭拜月亮，祈求自己能够心灵手巧。

　　让我们从“七月七”再回到“三月三”吧。

　　到了晋代以后的李唐王朝，三月三日“上巳节”到郊外踏青的风俗更是盛行，杜甫的《丽人行》诗开篇有这样四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这首长诗描绘当时皇宫贵族的贵夫人们到郊外踏青的盛况，反映朝廷外戚势力“炙手可热势绝伦”的社会现实。

　　再说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这一天，王羲之与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军政要员来到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修禊”活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文人雅集。这个活动有个特点，一定要到水边去嬉戏，通过流水来祓fú除不祥、祈吉纳福。王羲之他们当时是做了“曲水流觞”的游戏，并以此饮酒作诗助兴。活动过程中，大家吟诗作赋，最后结成诗文集《兰亭集》，王羲之为文集作序，这就是作为书法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的《兰亭集序》（简称《兰亭序》）的产生。

　　《兰亭集序》全序28行324字。从书法艺术角度看，气韵生动流畅，每个字的大小参差不一，长短相间，错落有致，有的字似楷书却不呆板，有的字看似草书却又不张狂怪奇，一篇序就是一幅完美的书法艺术珍品，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书法艺术价值之高、其影响之深远，不仅被历代学书者奉为学习行书的典范，在普通百姓中也享有一定的知晓度。

　　通过以上五件事，我们可以想见，王羲之作为东晋门阀大族中走出来的风流人物，其知名度与大众关注度是达到了彼时的最大时空范围。今天我们通过这五件事，还可以进一步领略到王羲之为人的“散淡”“豁达”与“超然”的优良秉性。

　　长期以来，书法艺术家王羲之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人们常常忽略了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王羲之人格形象的另一面，王羲之为官从政的政治才能也是值得人们关注了解的。

　　日常生活中，王羲之首先是一个由王氏门阀家族走出去的官场中的一员，是一位政府官员。他的《兰亭集序》一文，通过书法艺术来对士大夫雅集一事进行记叙，同时也反映了他在东晋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如何“俯仰一世”、“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生死观。《兰亭集序》通过这短短的三百多个字的或隐或现，体现了他感性中的理性一面，充斥着艺术氛围中的政治要素。两年后的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王羲之因政治理想难以实现，遂称病弃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

　　王羲之的政治军事才能及其忧国忧民的胸怀，我们除了在《兰亭集序》中读到，最直接的就是通过他“右军将军”这一头衔就可以得到解释。秦、汉以来，军队中有前、后、左、右、中将军不同设置，但他们都是领兵打仗的军官。王羲之的右军将军头衔，至少相当于一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吧？

　　王羲之的政治才能，很早就体现在他主动协调殷浩与桓温的矛盾方面。

　　殷浩早年富有见识广博、清明高远的美誉，酷爱《老子》，隐居十年不仕。后来接受实际掌握政权的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征召，拜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当时，大司马桓温因为消灭了十六国中的“成汉”政权，势力逐渐做大。为了抗衡桓温，司马昱有意栽培殷浩，令其参预朝政。因此，桓温和殷浩的两股势力，加剧了东晋朝廷内部矛盾激化。

　　王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写信给殷浩，进行劝阻和调停，但殷浩“不从”。

　　永和五年（349年），十六国中的“后赵”皇帝石虎病死，诸子争位，关中大乱。东晋朝廷决策趁乱北伐，拜殷浩为中军将军。王羲之认为此番北伐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他指出：“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自寇乱以来，朝廷中掌握要权的人，“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但却使国家的“根本”疲竭不堪；他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王羲之书信虽然讲得明白有理，但殷浩根本不听。

　　王羲之同时又给会稽王司马昱写信，重申自己“不宜北伐”的主张。他指出：“庙算决胜，必宜审量彼我，万全而后动”；“今运无还期，征求日重，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时!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叹悼而莫敢吐诚”。他劝司马昱“更垂三思，解而更张”，不要发动北伐，做好江淮防御，筑牢国防线。但王羲之的意见并未被采纳。

　　永和八年（352年），殷浩奉命北伐，出兵攻打许昌和洛阳。永和九年（353年），殷浩中计，兵败许昌。桓温趁机上表弹劾，朝廷将殷浩废为庶人，流放东阳。从此，朝廷内外大权尽归桓温，司马氏政权进一步被架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进一步了解，会使我们对《兰亭集序》中出现的“老庄思想”就不难理解了，其中暗含了王羲之报国无门的无奈心声。

　　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羲之卒于会稽金庭（今浙江绍兴），享年58岁，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朝廷当时要追赠王羲之为金紫光禄大丈夫，但王羲之的儿子们遵从父亲生前的嘱咐，拒绝了朝廷的追赠。

　　通过王羲之对东晋政权“北伐”问题的认识及协调化解朝廷要员之间的矛盾这两件事，从国家利益和关注民生角度审视，我们心目中的王羲之，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位“大书法家”而已，他还是一位富于理性思考和战略眼光的“右军将军”，是一位关心国运昌盛和民生福祉的政治家。

　　束有春

　　2020年11月8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