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史，读到《宋史》卷四百二十一《李庭芝列传》，其中有一段文字记载，让我联想到了扬州城及扬州“宋大城”问题。

据《李庭芝列传》，李庭芝的祖上是汴京人，12代人同堂，当时号称“义门李氏”。随着中原宋金战火不断，北宋王朝丢掉了汴京而南逃，李家也不断南迁，最后在今湖北的随州落了脚，李庭芝就出生在随州，那是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李庭芝出生的时候，“有芝产屋栋”，他家的屋梁上竟然长出了灵芝草！乡亲们都前来聚集观看，认为这是生男孩的吉祥之兆。出生后，果然是个男孩，于是父母就以“庭芝”来作为这个儿子的名字。

李庭芝少年时就特别聪颖，喜欢看书，每天能诵读数千句话，因此，他的智慧和知识储藏量总是在一般的长者、老者之上。由于当时战事吃紧，科举制度受到影响，国家不能正常招生，李庭芝报国无门，就主动向当时的荆州将帅孟珙递交书面“策论”，阐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请求为国效力。孟珙这个人除了领兵打仗，还会给人看面相，这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手下车骑将士告诉他：李尚书来拜谒。第二天，李庭芝果然来了。孟珙很欢喜这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回头又对他的儿子们说：“我相过很多人的面，没有像李庭芝这样的。他的名位将来一定会超过我。”当时四川军事警务方面都吃紧，孟珙就让李庭芝去到施州的建始县去当个知县。

初入仕途的李庭芝就表现出了不一般的领导才能。他“训农治兵，选壮士杂官军教之。”除了抓好正规军训练外，让农民平战结合，并选择身体强壮者参杂在军营中，让官军教会他们武艺和作战技能，这样就极大地提高了地方自卫能力。过了一年多，当地民众都知道如何进攻和防守，善于骑马打仗，无事则带着武器耕作，敌寇到了，则能全部参加作战。他的这种做法，被周边的夔州等地区的将帅们效仿，得到了推广。淳祐初年，20岁出头的李庭芝终于考中了进士，开始正式步入仕途，担任孟珙的幕僚，主管机密、文字事宜。孟珙死后，上遗表举荐贾似道自代其职，同时又向贾似道推荐李庭芝。李庭芝感恩孟珙知遇之恩，于是扶送他的棺柩葬于兴国县，随即弃官而归故里，为孟珙服丧三年。

由此可见，李庭芝是个十分重情重义、懂得感恩的人。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命运定下了基调。

据《宋史》本传，李庭芝及其与扬州城的关系，至少有四方面值得关注。

一．在战火间隙做好扬州城的重建和经济文化复苏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贾似道担任京湖宣抚使，让李庭芝留守扬州，暂时当扬州的“知州”。李庭芝第一次当上了扬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治所当然在扬州城。但时间不长，由于巴蜀一带战事吃紧，蒙元的军队已经从西南面压过来了，李庭芝又被调任峡州知州，以防守巴蜀长江出口。由于朝廷用将不当，加之大暑天热，宋军将士“暍死者数万”，致使宋军被蒙元大将李璮率领的军队击溃，许多城池失守。李庭芝在战乱过程中，又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遂“丁母忧去”，向朝廷请假，要回家为母亲服丧守孝三年。此时，朝廷议论选择驻守扬州的将帅，宋理宗说：“无如李庭芝”，即没有哪一个人比李庭芝更适合。于是“夺情”，强行让李庭芝脱下丧服，披挂上阵，主管两淮制置司事，治所仍在扬州。于是，李庭芝率宋军反击，打败了李璮的元军，杀死其将帅厉元帅，平定南城（在古山阳县即淮安县与阜宁县之间）后，返回治所扬州，这是李庭芝第二次成为扬州城的最高长官。景定元年（1260年），李庭芝又在乔村打败元军李璮军队，攻下东海、石圃等城邑；景定三年（1262年），李璮投降。为保障民众安全，李庭芝将从蒙元军队手中夺回的涟水三城（大城、东城与西城）民众全部迁徙到通州、泰州之间。

当初，李庭芝初到扬州时，扬州城刚刚遭受元兵火灾之罹，房屋全被烧毁。扬州当时的经济主要依靠盐业来获得利益，但制盐“亭户”大多因避战乱而逃走了，公私盐业一派萧条景象。李庭芝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敢于承担责任和风险，全部由政府贷款给民众，借钱给老百姓修房子；房子修建成后，又免除居民所借的钱。不到一年时间，官府民居都修好了，城市的规模也得以恢复。

此外，李庭芝还组织民力，开凿运河四十里到金沙、余庆盐场，以节省车费运输。同时还疏浚其他运河，放免亭户负盐二百多万，使“亭民”（产盐户）没有车运之劳苦，又能够免除所负之盐债。这样一来，逃出城的人都回来了，扬州的盐业得以迅速兴盛起来。扬州的盐业兴盛与运河疏浚及整个城市出现的兴旺景象，给饱受战争之祸的扬州人民带来了一线生的希望，也为战后扬州城重建和发展积累了经验。

李庭芝在抓好扬州城复苏工作的同时，积极恢复扬州文化教育事业。据《宋史》本传记载，他又大修学校，教以《诗》、《书》，让人们学习俎豆祭祀礼仪，让士大夫们修行习射之礼，以儒家思想来教化扬州百姓，使扬州城的文脉在战火中得以残存。郡中发生水旱灾荒时，他就命令打开官方粮库赈济；如果官方粮库储备不足，就让当官的和富裕大户拿出自家的私人财产来赈济灾民。扬州的民众对李庭芝是感恩戴德，敬之如同父母。

一次，朝廷大臣刘槃从淮南来到临安（今杭州），入朝拜见皇帝宋理宗。当皇帝询问他淮南的事情时，刘槃回答说：“李庭芝老成谨慎，军民相安。现在边防不感到惊惧，百事都已做好准备。都是陛下委任的人选得当所取得的成效啊。”

二．为抗击元军而建设扬州三城之“宋大城”

扬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其城市发展最早与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6年开挖邗沟、建设邗城有关。历经隋唐发展，根据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所记载，扬州城的规模已经达到“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 隋代在蜀冈上筑江都城，唐代在江都城基础上，又在蜀冈上筑子城，并在蜀冈下筑规模更加宏大的罗城（即“唐大城”）。所以，唐代的扬州城是“两重城”即双城格局。杜牧诗句中有“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即指蜀冈上下连成一体的隋城和唐城，亦可指是唐代专属的大城（罗城）和子城。

江都城、子城、大城（罗城）可谓是“隋唐三城”。

五代时期，扬州城被南唐李璟为防后周世宗柴荣的攻打，派人放大火烧毁，并将扬州城的居民强行迁移到江南；当后周世宗柴荣的军队进入扬州城时，“城中仅余癃病十余人”。后周政权只好在扬州故城的东南隅重建一座城周二十余里的“周小城”。北宋时，以周小城为扬州城，又命南唐时迁移到江南的扬州居民全部返回原籍，让这个新建起来的扬州城重新有了活力与生气。

到了南宋，扬州出现了 “宋三城”，即：宝祐城（又名“堡城”、“堡寨城”、“堡城寨”）、夹城、宋大城。

本节主要讨论“宋大城”源于何时及地点问题。

文物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扬州城——1987-1998年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考古报告》）前言P6中，根据《甘泉县治》引《宋朝言行录》，认为“宋大城”是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由郭棣知扬州时所建。引文是这样的：

“绍兴中，郭棣知扬州，以为故城凭高临下，四面险固，初李重进始夷之，而改为今城，相距二十里，处势畀渫，虏来袭瞰，易在股掌，请即遗址建筑。无几时役竣，与旧城南北对峙，中夹甬道，疏两濠，缓急足以转响，谓之大城。” 根据这段记载，《发掘报告》解释为：

郭棣知扬州时，看到州城北面的蜀冈上，原唐代故城（子城）地势险要，是防守要地，因而在故城址上筑城，与州城南北对峙，两城之间夹甬道，以联络南北二城相互支援。

根据《发掘报告》对《宋朝言行录》的理解，扬州“宋大城”应是建在蜀冈上了？

《发掘报告》同页接下来的描述，又十分令人费解：

在蜀冈故城遗址上建的城，名曰“堡城”，联络州城与堡城的甬道，名曰“夹城”，从此，宋代扬州有了大城（与堡城和夹城相比而言的宋大城）、堡城和夹城，成了南宋王朝在江北的战略据点。

在这里，又将前面郭棣在蜀冈上建筑的城称为“堡城”了！

《发掘报告》P50继续将郭棣干的这趟活称为：“可据以防守来犯之金兵，所以在蜀冈故城址上修筑‘堡寨城’或‘堡城寨’，又名‘堡城’，与宋大城南北对峙，在两城之间又筑夹城，至此，扬州形成宋三城。”同样将郭棣在蜀冈上建的城直接变成了“堡城”，并且继续生硬地循环论证“宋大城”的存在，使郭棣所筑的真正“宋大城”不知去向。

《发掘报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逻辑混乱现象，根本原因是要想方设法回到明代《嘉靖惟扬志》卷首所附《宋三城图》的坐标方位上来，其思维被《宋三城图》所牵制。因为这张图反映的是宋大城在南，宝祐城在北，夹城居中。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历史时空中去找答案。

第一，郭棣所建之城不在蜀冈上。如果《甘泉县治》引《宋朝言行录》不虚，那也只能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即：南宋绍兴年间，由知州郭棣所建的城应该称为“宋大城”，并且这个城不是在蜀冈上，而是在与蜀冈“故城”“相距二十里”的老城即“周小城”所在方位。只有在这种情形下，称郭棣在蜀冈上又建“堡寨城”“堡城寨”、又名“堡城”（见《发掘报告》P50）方可理顺得通。《发掘报告》将郭棣时期建筑的“宋大城”、“堡城”全部置于蜀冈上，显然是违背了常理，难以自圆其说。

第二，“宝祐城”与“夹城”建设时间有先后。如果郭棣在绍兴年间既修建了位于蜀冈上的“宝城”和蜀冈以南的老城“周小城”，扬州第一次出现“宋大城”，那么根据《发掘报告》P50关于“夹城”的研究，是郭棣第二次于淳熙二年（1175年），为连接宋州城与堡城，在两城之间筑甬道，修建了“夹城”。到了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由两淮宣抚使贾似道指挥，对原“宝城”花了三年左右时间重新营建。所以在《宋三城图》中，就出现了“宝祐城”而没有了“宝城”。如果我们不强行认为郭棣在绍兴年间是在蜀冈上干的活，那时还没有什么“堡寨城”“堡城寨”，而认定郭棣是在“周小城”基础上筑“宋大城”，那么，“宝祐城”的最早建筑者应是贾似道，而不是他人。所谓“堡寨城”“堡城寨”“宝城”之说，都是后世文献所为，不足训。

第三，南宋时，扬州应该有两次营构“宋大城”。第一次营构的“宋大城”是由宋高宗绍兴年间的扬州知州郭棣所建，如前所说。第二次营构的“宋大城”是由宋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年）的扬州知州李庭芝所建筑。两次“宋大城”营构，前后时间相差100年左右。

据《宋史》李庭芝本传记载：“始，平山堂瞰扬城，大元兵至，则构望楼其上，张车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筑大城包之，城中募汴南流民二万人以实之，有诏命为武锐军”。

由于在蜀冈的平山堂上能鸟瞰到扬州城，元兵至时，会在平山堂上构筑望楼，摆开车弩阵势，向城中猛烈发射弩箭。鉴于这种对主城区易造成威胁的地型地貌，就如同后来明代在营建南京城时，曾出现“紫金山上架大炮，炮炮打到南京城”不利地理条件一样，明王朝是加强对主城区的城墙建设，筑高墙，而不是去毁掉紫金山。李庭芝为了保障蜀冈脚下“扬城”（即周小城方位）的安全，决定对“扬城”采取“筑大城包之”的防御手段，尤其是正对着平山堂的“扬城”北面，修筑的城墙要更高大结实，只有将“扬城”用高墙再围挡一周，不仅让从蜀冈平山堂上飞来的弩箭被高墙挡住而飞不到城里，还可以对敌人攻城时起到更好的防御作用。新筑城墙与老城之间，无疑是会实现城门与道路贯通，建筑物之间相互照应，这样，终于在原来老城的基础上，又筑成了一座“宋大城”。

为了充分利用好这座空间更大、平战结合、功能更全的宋大城，李庭芝募集汴京以南的流民二万多人充实城中的人口。朝廷又下诏，将这批人组建为“武锐军”，以进一步加强扬州城平战结合、全民皆兵的能力。这座“宋大城”坐落在远离蜀冈平山堂的南部，在扬州宋三城的最南部，与位于蜀冈上的“宝祐城”相距多元？根据《发掘报告》P51可知：考古实测显示是1200米，崔与之《扬州重修城濠记》中为“相距余二里”。不到2公里，较为可信。至此，扬州南宋三城由北向南的关系就顺了，依次是：宝祐城——夹城——宋大城。后人据此制作成真正意义上的“宋三城”图，并流传至今。

但是，《发掘报告》（P6）将《宋史》中的这段记载理解为：李庭芝“为阻止元兵控制蜀冈中峰平山堂，乃加大城包平山堂于城内，紧紧控制蜀冈中峰、东峰两个制高点。”“扬州博物馆网站”“学术研究”刊登的《浅谈扬州宋代平山堂城与堡城的连结》一文，也将《宋史》中的这一段记载误读为：李庭芝是在平山堂所在的蜀冈上筑大城，要将平山堂城给包起来，让它更加高大坚固。

这种对历史文献的误读仿佛告诉我们，李庭芝是要在平山堂高地上把城筑得更高更大些，好更加便于元军来了后，能够居高临下，痛痛快快地向“扬城”万箭齐发，让扬州城早日荡平。这显然是违背了历史常识，也不符合宋代扬州城空间布局的合理走向。

必须指出的是：《浅谈扬州宋代平山堂城与堡城的连结》一文在引用《宋史》李庭芝本传中这段记载时，将史书中的“扬城”写成了“大城”，讹成为：“始，平山堂瞰大城，大元兵至，则构望楼其上，张车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筑大城包之。”“扬”与“大”，一字之差，意义完全不同，如果是有意径改历史文献，或间接引用错误历史文献为我所用，那就值得深思了。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平山堂城的修建及改建历史，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欧阳修建平山堂、贾似道包平山堂、李庭芝筑平山堂城等三个阶段”。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也与他们所从事的扬州“宋大城”考古工作完全背道而驰。我们必须肃清这种对扬州历史文化名城误读造成的影响。（未完待续）

作者束有春，文学硕士，研究员。长期从事我国文化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先后发表有关古代文学、历史文化、文化遗产、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理学古文史》《感知风骚时代》《传统与现代》《江苏戏曲文物研究》等学术著作多种。现为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文化》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