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这行业有点像蜜蜂，职业记者一生都丢不了手中好笔。九八翁吴友松先生现在还在不停地写。
南京老小区的晨光总比别处慢半拍，窗玻璃凝着的秋雾散去不久，吴友松已经坐在书桌前了。台灯拧开一小圈暖光，照见他手里那支派克钢笔。这是1956年工资改革时买的，当时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他增加的薪金幅度较大，除了买这支派克笔，还花九十多元买了一块“三多士”手表，又买了一件毛线衣，这三样是他平生第一次享用。他摩挲着笔杆，忽然想起当年那支破旧钢笔漏墨，把中山装口袋染成了蓝黑块，忍不住嘿嘿笑出声。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一个声音较响的呵欠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其时他才吃新闻饭六七年，他想把过往以及往后的新闻日子都留在纸上，遂决定把采访本保存起来。
1927年腊月，吴友松生在宜兴一个农民家里。有趣的是，他是母亲跪在地板上，父亲抱着她的腰出生的。哇的一声，父亲拎着他的两条小腿出世，因他在孩子中排行老十，忍不住轻声地叹息道：“啊哟，你还来干什么，太迟了。”（意即他们年高照应不到他了）。谁也没想到他后来竟成了省报的记者，不仅不要他们养育，还能照应到他们。
吴友松当记者是有来由的。他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区里开学生运动会，区长指明学校派两名“小记者”去采访出简报，老师派了作文写作好的两人，吴友松是其中之一。运动会结束，区长宴请裁判等人，两名“小记者”也身在其中。从此，吴友松萌发了当记者的念头。
1948年，他考取了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翌年，在上海迎接解放。不久又考入我党举办的华东新闻学院，结业后被分配到泰州苏北日报社。报社在旧祠堂里，编辑们围着煤炉写稿改稿，吃着供给制的“大锅饭”，竟比家里的饭菜香。
半年左右，领导叫他到苏北农村采访生产救灾（涝灾），到达湖荡地区高邮，第一次见到那种一片汪洋的情景，他坐着放鸭船在湖中游曳，吱吱呀呀地摇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官垛区。区长吴越听说，暂停了会议出来迎接。船到目的地薛家舍村庄，住农民家，吃混浊水，喝糁子粥，夜晚在桐油灯下写稿，鼻孔熏得漆黑，他毫不在意，农民说：“吴记者哪像城里来的，比我们还扛造”。稿子见报那天，尽管是个“豆腐块”，他却比得了大奖还开心。
在苏北日报社他兴趣广泛，是个多才多艺的多产记者，忙里偷闲翻译一些英文作品，又向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投稿，都能谋得一些稿费，赶忙寄给农村父母度日。当时的苏北广播电台，也曾邀他们去演播歌剧，他饶有兴味地拉着二胡。
1952年，他调到省城新华日报社，地址在新街口中山路55号一座四层的老楼，原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旧址。24岁的他，跑政法口，就得与公检法、纪监委打交道，同时又跑统战口。这种“软硬兼施”的日子倒也乐趣频频。有一次，省纪委副书记朱溪东带着省委处长、科长们到泰兴查办一个违法乱纪案件，临走的前一天晚上，讨论到对违法乱纪者要否开除党籍，朱书记还征求吴友松的意见，他真啼笑皆非，因为他还只是一个没有表决权的共青团员而已。
198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霍英东先生率港澳代表团来南京。据吴友松说那次采访真叫费难。霍英东在南京只呆一天，吴友松对霍不熟，霍又是个大忙人，不可能坐下来与他交谈。怎么办？只能见缝插针，在霍爬上中山陵台阶以及马上去藏经楼的汽车里采访。想在他下榻的金陵饭店采访，他外出了，直到下午四时回来后，又在本店游泳，追到游泳池，只见他一人戴着防护镜在蛙泳，喊他吧，不礼貌，不喊吧，又采访不成，凭借他的智慧，让霍英东很乐意地停泳上岸，最终趁他换衣服和从泳池去下榻处的片刻边走边谈。当谈到中山先生在南京的遗迹时，引起了霍的兴趣，聊着聊着已到下榻处，许多记者蜂拥而上，可惜几分钟工夫，谒陵代表团秘书长来宣布，只能采访十五分钟。记者们面面相觑，十五分钟，又是大呼隆采访，即使字字珠玑，也采访不到什么。吴老心细、眼尖、手快，成功写出了《访霍英东先生》，刊登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
1988年春天，吴友松趁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工作的间隙，听说福建省驻京办事处与住着江苏代表的江苏驻京办事处毗邻，连续两个晚上插空采访了陈景润。他屋里堆着演算纸，陈景润在埋头演算。他谈话很吃力，口齿也不清，他有病，而且不轻，但他两年多写作出版了《组合数论》《初学数论》等书，还带三个研究生。吴友松夸道：“你与王进喜一样是个铁人呀”。他谦逊地说：“不能比，不能比”。临走时，陈景润叫吴友松明日再来，还有话要说。吴才五十几岁，陈却一口一个“吴老”。他不谈《哥德巴赫猜想》，谈的是对党的感激之情，谈着谈着他从身边摸出两张照片说：“这是我与儿子陈由伟的合影，还有一张是新华社记者专为我拍的，送给吴老留个念想。”吴边听边说，这报道在《瞭望》海外版发表，海外华人来信说，从陈景润身上看到了中国科学家的轴。
本想采访华罗庚，可他在1985年即仙逝了。吴友松连续四年在全国人大会议采访，都是1986年以后的事了。无奈，转而采访华罗庚的师母陈淑（王维克夫人）。
人们只知道熊庆来是华罗庚的伯乐，不知道还有个王维克是华罗庚青少年时期的伯乐，并且是华的开导者、资助者、鼓励者。华家开的花席小店入不敷出，经济上困难，眼看初中都不得毕业，是王维克对他的父亲说：“你家罗罗是个人才，日后有大发达的，要继续给他读书”。学杂费不够，王先生资助，所以华罗庚享有盛誉后常说：“我能取得一些成就，全是我的王老师栽培，也有王师母、淑老师的一份功劳。”
王维克是著名的翻译家，陈淑老师早年就读于上海东吴女子大学专科，是当年金坛县初中的第一位女老师，华罗庚的夫人吴筱元和姐姐华青莲是她的学生。陈淑老师对华罗庚的资助、鼓励，华一直记在心里。王维克1952年就病故了，但华老对师母的尊敬从未减退。陈淑老师亲口说：“华先生成了名人，成了国家领导人，始终没有忘记我。”
1980年5月，华老到江苏推广“优选法”与“统筹法”，又回到金坛故乡，他直率地对人说：“我这次回金坛，第一件事是看望陈淑师母，第二件是去母校看看”。他刚住下就托人把双目失明的师母请来，一见面就亲切地喊道：“师母好，淑老师好”。并扶着师母摄下了愉快的镜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华日报的电话响得勤。吴友松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有时穿着毕挺的西装，领带打得十分优雅，身上带着党报记者的沉稳。
有次他连续采访并写了三位著名的统战人士，总编辑樊发源值夜班看到他写的稿子，自言自语道：“这种稿子只有吴友松写得出来。因为他与他们（指统战人士）交朋友，知道他们的过往与今日，能抓得住紧要处。”
采访赵朴初这位共产党员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时，他是到南京来为栖霞寺僧伽培训班讲课（是他倡议开办的）。据说他与南京栖霞寺住持茗山是好朋友，常常和诗，交流书法作品，而吴友松与茗山法师又是朋友，于是吴与赵慢慢熟悉起来。有次采访到赵朴初，他拿下吴的采访本写了四个字，是佛家语，吴说他已忘记。吴只记得赵回到北京后，给吴寄来了他自拟的诗书作品：“苍苍郁郁紫金山，意态何穷烟雨间，今日国中无鼠狗，神州到处是龙盘”。这幅精妙的作品，吴友松珍藏至今。
那些年，他还采访过丁光训、吴贻芳、袁晓园，每次采访前，功课倒未做足，但采访时不抢话，就静静听、认真记。有人问：“见这么多大人物，不慌？”他说：“慌啥？他们也是普通人，你真心想听故事，他们就愿意说。”
离休后，他干了件让大伙佩服的事——把四五十本采访笔记捐给新华日报报史陈列馆。那些本子，封面磨破的，纸页带茶渍墨渍的，记满见闻、感悟，还有随手学画的空心字，每一本封面上还记着提要。捐赠那天，他像送老朋友一样摸着那些采访本，深情地说：“这些本子跟着我跑了半个多世纪，当年我们咋跑新闻的，也算留点东西。”
后来他开始写书，《人物春秋》《忆海腾波》（上下册）《耄耋记趣》《从心，所欲集》，听说最近又出版了第二本《人物春秋》，每本里都藏着新闻故事。写《人物春秋》时，他翻遍老笔记，为核实个细节，给外地老朋友打电话，等对方查清楚才罢休。有人说：“吴老师，这么大年纪，较啥真？”他说：“写东西就得较真，不然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自个儿。”
如今吴友松九十八了，耳朵背，眼不花，可有时还动动笔。身旁放着工艺大师送的紫砂壶。有年秋天，写宜兴紫砂壶，著名画家傅又新陪他回了趟老家。在工坊蹲大师身边，看揉泥、拉坯、刻花，手里还拿笔记本，时不时问几句。大师们见他这年纪还较真，感动了，特意送把小壶。他回来连夜整理素材，见报后，读者说从字里行间闻到了紫砂壶的喷香，也见着了老记者的执着。
家里人怕他累，劝少写点，他不听：“只要还能握笔，就想写下去。这辈子没别的好，就爱写东西。把见的、听的故事写下来，传给后人，就是最大的福分。”
吴友松最喜欢的事，是拿起自己的稿子读。声音不高，却有底气，像跟老朋友聊天，又像跟自己的新闻日子对话。纸墨香混着紫砂壶里飘出的茶香，成了最入耳的调儿。他这一辈子，就像张写满故事的旧报纸，每个字、每句话，都藏着对新闻的爱，对日子的热乎。这张“报纸”还在写着——只要笔尖不停，故事就没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