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你们一切都好吗？教师节又将至，请允许我提前送上最诚挚的祝福。还记得那所曾经浸透了您青春与汗水的小学吗？

　　低矮的灰砖围墙，圈着几排灰瓦矮房。白灰刷的墙，蓝漆的木门，晒谷场般大的泥地操场，和教室里的土地面连成一片。操场中央，一根旗杆擎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整个学校不过三十间房，二十位老师——这便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北农村小学最典型的模样。质朴，甚至简陋，却是十里八村的孩子们眺望外部世界的最初窗口，承载着无数家庭沉甸甸的希望。学校虽土，却有一个格外清新、甚至带着些时代气息的名字——“雨露小学”。

　　最初的老师们大多三十多岁，没有谁真正毕业于师范院校。他们凭借自身识文断字的基础，买来教学书籍，边学边教，就这样一笔一划地为孩子们启蒙。直到几位二十岁出头的代课老师从城里到来——他们仿佛一抹鲜亮的色彩，骤然点缀了我们那片灰蒙蒙的童年天空。她们穿着时髦的裙子、漂亮的红色小皮鞋，嘴唇上还抹着淡淡的口红，走在那黄土操场上，分外显眼。

　　学校的条件极为艰苦。四位老师挤在教室旁的一间耳房里，上下铺一搭，便是宿舍。连个像样的食堂都没有，老师们往往是从家里带点干粮咸菜，或者轮流用一个小煤油炉煮点简单的面糊糊。

　　在我小学一年级那年，父母带着弟弟远赴大城市求医，我便与年近八旬的爷爷相依为命。那时的我，常常衣衫不整，头发凌乱。数学老师仲老师细心地注意到了我的窘迫。在我生病的那段日子，她毫不犹豫地将我接到了她们的宿舍。那间小屋成了我的临时港湾，四位老师谁没课，谁就留下来照顾我。记得即便在白天，屋里也总亮着一盏40瓦的白炽灯，光线昏黄，却温暖无比。

　　我尤其记得仲老师结婚那天。中午就要办喜事了，上午她竟然又穿着一身大红喜服来到了学校。正在上课的语文陈老师惊讶地望着她：“你怎么来了？”“放心不下孩子们呗。”她笑着说。因为那天下午，正是我们数学期中考试。我至今还记得，她那身喜服又红又亮，头上的粉色头花随着她板书的身影轻轻摆动，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最美的一抹红色。

　　一年级的班主任陈老师，不仅教我们语文，还兼着四年级的算术课。他常常对我们说：“将来你们走出这里，一定要学会三样东西——电脑、英语和开车。”这些话语在当时如同天方夜谭，却像种子一样撒进我们心里。许多年后的今天，我都一一学会了，每每想起，心中总是涌起对陈老师的无限感慨。

　　清晨，天刚蒙蒙亮，通往学校的各条田埂小路上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嬉戏打闹，挎着书包奔跑，给宁静的乡村带来了无限的生机。教室里常常早早亮起蜡烛，班主任总是最先到达，钥匙在他们手中，他们永远来得比我们早，走得比我们晚。

　　后来，“雨露小学”这个名字，或许是因为显得“土气”，渐渐不再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高大上”的校名。矮小的教室和泥土地操场被崭新的教学楼和塑胶跑道取代。十里八乡的孩子们终于在更优越的环境里学习、成长，然后走向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而这背后，正是你们——敬爱的老师们，用青春为他们垫下了第一级坚实的台阶。

　　而我，由于种种原因，再也没能回去过。听说仲老师和陈老师几年后，因为不是正式编制，未能躲过清退的命运。陈老师去了更偏远的村小继续教书，仲老师则回到了乡下。从城里来支教的张老师也回去了，继续教她的画画。一晃三十多年，没有了音讯。

　　可那些曾经洋气、鲜活、无私的你们，从未在记忆里褪色。你们是真正的雨露，在我们那代孩子贫瘠的土壤里，悄无声息地浇灌着未来。每当教师节，一定会有很多如我一样曾经的学生，对你们有着牵挂，在心里深深地问候“老师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