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传记作家，必须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笔下那些活泼泼的文字，绝不是履历书或类似起居注之类的东西，而是藉助对传主与传材的筛选、择取，通过其独到的叙述方式与对史料的解读方式，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智性空间——也就是说，要通过传主这一载体，充分表达自己的人文精神、文化立场、价值取向、心性体悟以及他的现实关怀，进而找到“与历史相对应的智慧与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传记理论家艾德尔才强调指出：“传记家同传主的关系是传记活动的核心。”

　　通观邵盈午的《石涛传》，我们发现，邵先生所秉持的正是此一理念。全书共60万字，由30个章回组成，作者以其独特的石涛观与诗化文体来呈现石涛那被千重劫难万般泪血所穿透的传奇人生，绘制出一幅幅明末清初时期的复杂世相，展现出那一代画家独特的、孤绝而又痛苦的心灵史与精神史。分章来看，各有警策；连贯起来，更见波澜。诚如邵先生所言：“历代画坛上虽流派纷呈，作手如林，然真正出类拔萃、垂辉千春者，不过数人而已，由是益知天之笃才之难。而石涛则无疑是一位不世出的‘全能型’天才：诗文书画兼擅并能，山水花鸟色色精工。……大贤哲的妙悟，大诗人的风华，通人式的博综，从而实至名归地成为清初以来最伟大的画家，为后人矗立起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但愈是旷世的天才，愈有着某种奇异的情结，有着其独特的成长历程、个性气质与精神追求。《石涛传》正是围绕于此层层展开，并对传主作出直取本心、直溯本源的努力。欲达此境域，无疑需要作者具备作为诗人特殊资质禀赋的直觉、特殊的敏感，甚至内在地要求作者深刻的个体生命体验与石涛身上的某些非理性的东西产生共鸣，同要求作者具有学才的渊深周谨；而在这些方面，邵先生因难见能，理足机圆，且时有妙笔出焉。如十六章“妙论诗画神思渺渺，雅集秘园风骨铮铮”，通过石涛在“秘园雅集”中的种种奇言异行，充分彰显石涛孤傲狷洁的个性。“目睹庙貌乱象丛生，接管寺务祖庭重振”一章，则通过石涛的登坛说法，尽显其深厚的佛学修养。又，在邵先生看来，石涛那种既尊重传统又自拓衢路的创新活力，守正出新、法法我法的独到笔墨范式，出幽入明、控古勒今、“独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诗家之心”，皆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不断生长的遗产。为充分展现石涛在艺术上大胆否弃旧我，借古开今的非凡胆略与卓识睿见，邵先生又特辟“独运匠心恭绘罗汉，但凭我法传写黄山”（第七章）“受邀赴京终难遂愿，运笔如山化古开新(十八章）两章，月眼镜心，卓见明论，感悟的灵光与理性的洞悉在此高度融合，且时有掣胜之笔，如：

　　石涛的出现，是一个天才与一种传承千年的笔墨语言命定相遇的奇迹！如果说，一部艺术史其实就是一部彻底的天才史，那么，其中的区别仅在于：一类天才代表着一种流派，一种艺术宗尚、文化理念；而另一类天才则以惊世的才华一下子涵盖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艺术发展历程。从表象上看，一部美术史由于历代画家的参与，总会呈显出一个个热闹、喧腾的时段，但相对于石涛那横空而起的天才创造，这一切不啻是过眼云烟！

　　笔端振风，辞成廉锷，非怀文德之勇，史识之力何能臻此！再如：

　　在任何一个时代，所谓的副本、摹本与复本都是廉价的，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是那些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不朽文本；作为生命个体来说，所谓“独一无二”，其真正的意涵应当是——只要他存在，世界就会感受到他的魔力与神奇；如果他一旦逝去，世界就会出现一处缺口！

　　在石涛身上总是呈现出一种“未完成式”，他总是会有新的想法、冲动、灵感与激情以及新的意象云团在心中翻涌。越是深入认知领域的纵深地带，前面展开的天地越是广阔，风光越是迷人；而与此同步的未知领域亦随之扩大，无法解开的认知谜团也就越多——这正是天才艺术家无可避免的痛苦与宿命。可发一慨的是，谁又曾对此投以起码的关注呢？而更要命的是，我们所忽略的，恰恰是我们必须正视却又根本搞不清楚的！

　　似此高论崇议，在《石涛传》中随处可见。限于篇幅，兹不具引。

　　又，石涛一生曾两迎圣驾，并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遂萌发出像他师父那样欲做“国师”，或以画入仕的强烈意愿，这是石涛思想的重要转捩点，也是石涛历来遭人诟病之处。对此，邵先生特辟“受邀赴京终难遂愿，运笔如山化古开新”（十八章）“以画入仕忽遭棒喝，乞食诸方绝意南还”（十九章）两章，通过种种历史细节的描述，将石涛进京后由热切入仕到梦幻破灭的心理变化过程作出了精妙的阐释；尤其是博尔都在酒席上的长篇训语，使得石涛幡然醒悟，这也正是石涛决意南下，定居扬州以卖画终老的重要契机。尤须指出的是，以上两章的种种细节设置、情景对话、心理刻划，皆无现成的文献资料可依，只能以虚构之笔出之。但由于邵先生始终将“史”为经脉、“信”为魂魄奉作圭臬，对历史语境与传主各个时期的精神特征、心理发展轨迹有着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深刻体认与精准把握，故这种“虚构”却遂构成了一种将历史提升的东西——一种更高的历史真实。

　　写至此，我忽然想起石涛当年的如下自评：“余画当代未必十分足重，而余自重之。”“我也无如之何，后世自有知音。”如今，300多年过去了，石涛的伟大，并未在21世纪因文化时空的巨变而减弱其夺目的光芒。诚如邵先生所说：“相反，其超越时空、无远弗届的文化辐射力、影响力及作用场，仍在以一种‘令世人换新耳目’的方式，穿越时空的藩篱，汩汩不断地为后世知音提供着不竭的创作能源——石涛的先锋性活力正在于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是石涛需要一部《石涛传》，因为他的生命已然转化为辉煌的艺术文本，并长存于时间的深度里。倒是置身于文化失范、道脉丝悬的当下语境的我们，亟需一部石涛传，藉以重新激发我们的文化自省与艺术自信，进而找到一种“与历史相对应的智慧与力量”，从而使我们的生命由飘忽变得坚定，由偏狭变得博大，同稚嫩变得成熟。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邵先生已然达成了他为石涛作传的以下几个努力目标：

　　一、通过石涛在艺术上“借古开今”“法法我法”的卓绝努力与“屡变屡奇”（黄宾虹语）的成功的笔墨实践，已然为我们树立起一种高逸绝俗的精神标格，一种光前裕后的文化传奇，这就为当代中国的美术建设、创作实践提供了广泛的参照。至于诸如“何为传统”“何为大师”“何为经典”这类在美术界争论不已的论题，亦皆可从中寻求答案。

　　二、通过对石涛这一具有无限生动与无尽复杂的独特生命个体的追本溯源与立体观照，建立起一种创作主体、文本主体（即传主）与阅读主体（读者）之间的同构互动关系，从而保证了传记的学术性、可读性以及它的审美品位与美学理解上的多重张力。微言以达旨，隐义而藏用，进一步扩大了传记在传播领域的学术效应与社会效应。

　　三、石涛身上那种守正出新、翕辟成变的创发精神，那种鸢飞鱼跃、诗意盎然的生命样态，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非凡胆识与以守正创新为基质的“精气”，逮至今日，犹昭然而未失，潜行而不绝；它将与石涛那一系列“笔墨当随时代”的奕奕煌煌的艺术文本，共同凝结成为一个完整体系，支撑起古典中国的艺术版图，也支撑着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与文化精神——由于这一切皆在邵先生的《石涛传》中丰绕地展开，故我们可以从石涛身上发现一种全面“复活”了的中国文化艺术的优异传统，并坚信这种传统会因每个人才华的注入而大放光芒。

　　（作者黄君为当代著名书法家、学者、诗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中国诗词学会理事兼书画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常务理事兼高等书法教育分会顾问。为北宋黄庭坚的35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