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石涛立传诚非易事，尤其是传主作为一位不断“跨界”的不世出的天才，集画家、书法家、诗人、哲学家、画论家、佛学家、造园家于一身，乃一罕见的“复合构成体”，其艺术上的开张性、开合度如此之大，在历代画家中罕有其匹，从而实至名归地成为明末清初以来最杰出的画家。有鉴乎此，欲为石涛作传，一个显见的难题是，作者必须拥有与石涛大致相埒的文化积累、学养修为、器识知见，如是方能实现创作主体与传主之间的“视界融合”。但由于历史条件与文化语境的悬隔，欲臻此境，岂易倖致？

　　然而，当读罢邵盈午的《石涛传》后，笔者深感作者着实拥有多种跨学科知识的丰厚积累；正是这种“积累”，使得邵先生足以游刃有余地通过他独到的审视眼光与对史料的读解方式，赢得了他的自主空间。随着文本的渐次展开，作者往往会不断地变换视角，从而充分展示出作者的多重“身份”。

　　首先，作者是著名诗人。唯其如此，他才能以诗人的方式去阐发石涛的“一次性生存”和“一次性创造”（也实际上是在强调石涛的不可模仿性与复制性）。在作者看来，石涛精神追求的边界与他生命经验的边界是高度重合的，包括它生前未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他伟大的艺术理想却因之此得以实现，从而成为一种传奇，这些都构成了他命运的一部分。他用自己燃烧的生命见证并阐发了伟大艺术的真谛。

　　在邵先生的笔下，石涛正是以这样一种特立独行的生命样态展开，在遵循传记求真、典型化等原则的基础上，作者又力求凸显全书的诗性效应。所谓“诗性”，不仅指全书具有史诗的质性(包括恢宏的结构、深厚的历史内涵与鸿大的篇幅等），也包括作者从整体上对石涛的诗性观照方式以及高度诗化的审美书写，从而形成史与诗的融合并存，力图使二者交相映发。

　　如所周知，“搜尽奇峰打草稿”是石涛一贯秉持的重要艺术理念；若迹其由来，此一理念的形成，未尝不可追溯到他的“三上黄山”。至于石涛“三上黄山”的游历过程，史书上只是一笔带过，而邵先生却因难见能，用了数万字的篇幅展开表现黄山带给石涛的审美震撼、艺术激动与心灵感悟。兹例举如下——

　　……来到黄山，我才发现，造化的大手笔最忌雷同，你看这眼前的奇松，或如老僧俯，或如仙鹤立，或踞如虎狞，或屈如盘螭；或伸臂邀客，揖让多情；或蟠若龙腾，翻云作雨；或矫夭欲拿空，化龙飞舞。它们不与繁花同凋谢，但与烟云共死生，这是何等雄强的生命力啊！”

　　“造化”是浑朴、齐一的、无待的。当画家将此付诸笔墨表现时，如果过分雕凿则伤其自然，过分陈腐则缺失生气，过分拘泥则缺乏天趣，过分牵连则弊乱壅塞，这都是画家不悟“一画”大法、不知一切皆从氤氲中化来、不解分辟混沌之理所造成的。

　　此皆高度诗化的精妙笔墨。由于作者的诗人身份，故他始终以诗人之心体物，以诗人之眼观物，灵思飞扬，神与物游，在灵感的闪电下与石涛眼中的万物合而为一，从而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最终提升到“神动而天随”的创作境界，进而揭示出石涛所醉心的那种“天地之大美”。此类看似无关宏旨的笔墨，作者之所以以高妙的诗笔出之，旨在具体呈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石涛究竟如何从“黄山”这一“历史现场”挹取自然法象与创作灵源，进一步强化其生命的见证感 ，并由此生发出巨大的意义场（这实际上也为石涛日后的笔墨实践以及“一画论”的创发构成了隐秘的内在关系），匠心在焉。

　　其次，作者是渊博的学者。从《石涛传》看，作者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心理学诸方面都有着深湛的修养（这正是这部传记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若溯言之，在我国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所谓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与诗学，其实都是一体化的，原无此疆彼界之分。具体说来，若无哲学的眼光与深度，诗人只能是“赋诗必此诗”，吟风弄月、顾影自怜而已；反过来说，若无诗人的激情与灵性，哲学家恐怕只能是从事逻辑推理的思维机器。再具体到书画家，若无哲学意识与诗家灵悟，恐怕只会沦为一个其俗在骨的匠人。正是从此一悟解出发，邵先生在《石涛传》中，绝不满足于单纯的史料整理以及常见的那种年谱长编扩展式的写法，而是通过各个章回间的秘响旁通，伏采潜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出石涛作为一位罕见的“复合构成体”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诗性诸方面的综合创化力——他不宗一家而博采众长，不求新异而奇气盘郁，不逐时流而生面别开，法法我法，守正出新。有鉴乎此，作者钩深探微，擘肌分理，宏微兼用，直析骨肉以还父母。从这里，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种久违了的将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一体化的源远流长的传统，一种历史的穿透力，一种“吾道一以贯之”的大手笔、大境界。

　　复次，作者又是一位颇具见地的艺术理论家，著有《<诗品>解说》《<画品>解说》《<书品>解说》《<书谱>研究》等学术专著。这种豁蒙导滞、抉隐发幽的理论功力，无疑大有裨益于《石涛传》的撰写。例如石涛的“一画论”，一直以来，泽惠历代画家甚多，影响綦巨。对此，邵先生作出了自出机杼的精妙读解——

　　流贯于《苦瓜和尚画语录》中的种种般若飞花般的灵智之语，以及无一字凡响的识力笔力，无不是以“圆识”、“圆通”、“圆融”为前提的，它具有从文字般若到实相般若的一切观照妙用，体性坚凝，常住不坏。它无疑是石涛“化书卷为吾性灵”的一大奇迹，是从“画法”向“画论”、从艺术向哲学的又一次“跨界”。它再次证明：石涛的天才性就体现在他具有远逾时人的高度哲学意识。画法、画理、画论，在石涛那里，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哲学思考方式，是一种洞彻一切的圆照。它使人回归本体，回归自然，从而获得神光的普照。石涛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奕奕煌煌的珍贵文本，更以其“侔诸后世其论不刊”的哲学深度与理论价值而穿越时空的厚壁，进入人类文化的经典殿堂。

　　“一画”大旨，尽归于斯。立论警切，光气迸出，此等无一字凡响的识力笔力，足征作者具有万卷蟠胸的旷观达识，故能透过表层肤象而直逼本源，斩截透辟，浚人灵思。再如作者对“法”的论述——

　　“大道如夷，而民好径”。如今从艺者，只一味临摹，学古，不依道而行，而好用智巧，然庄周之著书，李白之歌诗，皆无所用其智巧，而天下之智巧莫能及也。故知法可言，而法之意则不可言。大匠之运斤，率然不经意，而轮扁之巧无以过，从知法必须“近乎道”，余则不足论矣。

　　简括弘深，锋发韵流，化书卷气为一己之性灵。作者胸中若无通观卓识，断难发出如此掇皮见真的悟道之言。

　　写至此，我忽然想到了曹子建所言：“有龙泉之利，然后议于断割”。我过去一直认为“石涛传”是一个不能轻易染指的大题目，若无扛九鼎扫千军之手笔，难免枘凿。读罢邵先生的这部因难见能的《石涛传》，我的这一隐忧总算涣然冰释了。全书文采斐然，陈义高远，加之作者融通综赅的学养，再辅之以诗性盈溢的笔致，终使此书成为当下传记中不可多见的上乘精品。快读之下，情难自已，遂援笔分述所感。至于当否，殊未敢自是。倘使读者能夠直叩原作，自在取宝，此正笔者寸衷之所愿。

　　（作者叶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出版人，叶圣陶先生之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