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总有美好记忆，好奇乃儿童天性。我写的第一首诗，居然与玩有关。那回，父亲和当代课教师的二舅难得一起喝了点小酒，突发奇想考考我，其实是想试试“鲤鱼跳龙门”的梦想而已。

　　灯火如豆，二舅和父亲的脸都有些恍惚。八仙桌上，酒干了，汤也喝完了。我被逼着做功课。二舅说：写首诗，表达一下真实心愿。那时，十一二岁光景，读村小，疯也似的痴迷着轴承车。

　　一听“真实心愿”，我来劲了，在往嘴里扔进一颗滚圆的炒黄豆后，下笔写下了平生第一行诗句：车迷爱轮车。似通非通，大实话。二舅瞥一眼，不作声。炒黄豆在齿间咀嚼，发散出原野的芳香，我的意马哒哒奔驰。第二句为“夜思车上坐”。二舅两眼发光，父亲的眼神寒似刀。

　　悬崖勒马，强抑着才升腾起的快感，竭力向“正业”靠拢。借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思路，我把最后两句写得不伦不类却斩钉截铁：“我今方醒悟，定辞轴承车。”明显是向父亲寒似刀的眼神妥协，也是向两眼发光的二舅表决心，邀功。

　　马马虎虎，算过了关。但做作业时，再不允许轻佻地往嘴里扔喷喷香的炒黄豆了。这让舌尖很难受，有时几乎让笔尖短路。

　　轴承车，要推着跑。这在坐汽车如坐飞机的年代，最大可能满足了乡间孩子的“极速”欲望。拥有轴承车，恰似拥有奔驰轿车。不过，轴承车没有厂家生产，都得自制。自制的关键是要有轴承。这在当时是极大的难题。好在镇上有一家轴承厂，厂里总有一些次品或淘汰品。得到一大两小的轴承，男孩子的头颅会昂得比得胜将军更胜一筹。一块木板，后端装上一横轴，轴两端安上两个轴承，即成车轮；木板前端中央挂上一竖轴，轴底配上大轴承，方向盘告成。人坐在木板上，双手紧扶“方向盘”，后背上小伙伴一发力，轴承车在水泥地上“轰鸣”起程，大有飞机起飞的架势。忠诚的小伙伴，一路奔跑，不断给力，轴承车便再接再厉，不断冲向前方。我与弟，天生合作伙伴，因此，我们的梦想之旅基本顺畅。一抵终点，自觉换座。而大多数的合作，不牢靠。有的小伙伴力气太小，耐力又不够，这般坐车，磨磨蹭蹭，老大不爽。于是，轮到另一小伙伴充当动力时，一肚子窝囊气就往歪处出，拼命用力，拼命追加，把车推得“飞”起来，叫驾驶员手发软腿发抖，不到目的地就告饶让座。更有甚者，起始一推就把车推倒了，这也得下车，谁叫你技术不过关。好在伙伴会不断更换，水泥场地上，有的是伸长脖子候补的啦啦队——情状恰似一只只争相引吭的小公鸡。接二连三的翻车、撞车，此起彼伏的奔跑、叫喊，满头是汗，满脸通红，呼啦啦轰隆隆，三五辆木板轴承车，让冷寂的空场平地升腾起“冬天里的一把火”。乡村的寒假生活，为之丰满而温暖。

　　不知道，成长岁月中，是否有人当起专职司机（奢侈演绎，当为赛车手）。有一点可以肯定，普遍拥有私家车后，当年的小伙伴准会念想起推坐轴承车的快乐一幕。

　　住校念初中，“定辞轴承车”成定论。每周往返往村镇，沿公路步行，总撩起某种驰骋冲动。以致，行走中逼真地做起一个白日梦：一辆吉普车，疾如飞鸟，洒脱掠过广阔舒展的麦田，驶向村庄，驶到当年的空场上。炊烟袅袅，母亲守望村口。

　　童年的第二大游戏，滚铁箍。那是个技术活，有窍门，如同玩呼啦圈，一旦“呼啦”起，则游刃有余。铁箍就地取材，不像轴承稀罕难求。农家木桶，从农具到家具，铁箍是必配件。桶总有毁损时，铁箍便在孩童手中彰现“剩余价值”。个别精灵鬼，搞到粗钢丝，央求家长仿造圆箍，一上场，银光锃亮，音质脆响，特显摆。

　　滚铁箍用“叉”，“叉”极简便。或在竹竿前绑一铁片弯钩，或直接用一根粗钢丝一端钳出一个浅槽。玩耍时，铁箍往地上一投掷（手法高雅，竟与当今贵族保龄球如出一辙），“叉”顺势“推”上。接下去，你走箍也走，你跑箍也跑，功夫全在叉上，而一切皆在掌控中。纯熟的境界，箍、叉、路、人合一，心想哪儿箍往哪处滚动。记得当年，玩箍最拿手的是绰号叫“小山羊”的小伙伴，个矮，头大，目光炯炯。轴承车没他份，但铁箍到了他手里，那真是玩具一个——就像赶着的山羊与牵着的猎狗，乖乖，须臾不离身。水泥场上，“小山羊”能躲开横冲直撞的轴承车，把他的铁箍滚到轴承车前生后世都不可能抵达的边缘地带，安然无恙且稳稳当当。村道，弯弯曲曲，有陈旧的砖石路、原生态的硬泥路，以及零星断续的水泥路。“小山羊”滚着铁箍上学去。出发迟，作冲刺状，铁箍铁叉摩擦得嚓嚓响；时间宽余，则“闲庭信步”，铁箍铁叉缠绵得如鱼儿喋呷、儿女昵语。

　　我玩得平庸，一度迁怒于铁箍劣质。我用的箍，是粪桶旧箍，锈迹斑斑。玩过一阵，略生光，然箍圈表面终究凹凸不平，如村头麻子好婆的笑脸，慈祥有余美欠缺。我把心事告诉给同班一好友，想不到，那小子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竟打起家里一对新粪桶的主意。粪桶一般上中下箍三个箍，一个都少不了。底端的一个不起眼，但承重，往往最先脱落。一脱落，粪桶也就不管用了，这叫“脱底”，引申为“完结”。当我俩一人一只新铁箍兴高采烈登场时，同学的父亲拄着一根扁担出现了。雷声轰鸣，拳头与雨没落下，谢天谢地！

　　兴致蔫了。从此，我们不玩铁箍了。花明总在柳暗后，春风再度玉门关。过大年，掼洋片。这游戏掺杂了若干“赌博”成分，非但来劲，还上瘾。“洋片”为香烟包装纸，折叠成小方块。玩耍时，每人出一张，面值最大者拥有最先“开掼”权，依次轮换。开掼后（把一摞“洋片”面朝上往地上一掼，覆面赢进），余再“开拍”（用手掌拍击地面，掌风吹覆者赢进）。：：

　　说实在，掼洋片与清纯的童年氛围极不吻合。但每个时代的游戏也总存在某些“灰色地带”，反过来，也折射出某种特有的时代印记。

　　计划经济，国家包办一切，香烟凭票供应。记忆中，能拥有或赢到的，顶级为“红中华”；其次为“牡丹”；中等为“大前门”“上海”；往下是大众的“飞马”；再下便是不入流但仍有相当市场的“劳动”“勇士”。依稀还有一个“胜利”牌香烟，大概处“飞马”“劳动”间。总之，乡村地面上掼得啪啪响的烟壳子，脱不了一个评判——低档。好在，全国人民的消费层次也就一个“低档”。告别掼洋片后，竟有人落下了一个“雅病”——收藏烟标。亦喜亦悲，就凭那点掼洋片的资本，演绎成“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高雅，当属“缘来如此”的意外？

　　说过了土不拉叽的“地面玩”，再来有点文化气息的“台面玩”。这不多，说来可怜。绝不像网络时代虚拟世界——不缺精彩，只欠玩不过来的心跳。

　　第一是打乒乓。上世纪七十年代，寰球小小而乒乓球大大，绝对“国球”，男女老少都玩；而国手庄则栋、李富荣们，更是家喻户晓。乡村小学操场总有几块水泥板，课间见缝插针，一片球起球落的嗒嗒声。

　　同伴中只有一副乒乓板。单面，圆柄，粘一张薄薄的粒子胶皮，这在乡村小学生眼里无疑是最高配置。乒乓板的主人比我高一级，与我邻居，父亲在外当工人，常给家里寄钱人则不常回家，系村中稀有的“四属户”。一到星期天，天高皇帝远，我们便聚集一起，卸下门板作乒乓桌；门板中间搁两块砖，砖上横一根竹竿，充当球网。老鼠接尾巴，一边一串，比赛。人多，“乒乓桌”只有一个，因而，没上场的总催上场的，且极不光明地祈祷“选手们”快快下台。谁都不耐烦，谁都不痛快。因而，打过一阵后，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纷纷自制乒乓板，另辟新天地。一时间，几乎人手一板。那些球拍，奇形怪状，五花八门。我的大致呈圆形，略大于巴掌，原材料有一个木疖，怎么都规避不了。于是，就像苹果被咬一口，不圆满。而今调侃，或可与最时尚的某国际名标识产生联想？

　　第二是拆钟表，这是私密的事，美化的表述为科学探索。如果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么好奇就是最惹事的顽童。十一二岁，怪念头与想法不可扼制勃发。经受了几次“丢钥匙”的灾难后，我学会了躲进小楼成一统。补充注解一下，那时，农家孩子都有一枚家门钥匙挂在脖子上或藏在某个地方，玩疯了，钥匙忘了、丢了在所难免，惩罚也就在劫难逃。这几乎是农村孩子，特别是早当家的贫家男孩共同的梦魇。家里有一个闹钟，珍贵如公主，摆放在父母床头，滴答滴答娇响。这让我辗转反侧且百思不得其解。里面有些什么，是什么让指针不知疲倦不停跳跃。能装起来的东西一定拆得下，而拆得下的东西也一定能重装上。不知是哪来的信念驱使我动手了。拆下钟壳，一看，里面挺空荡，齿轮、发条尽现眼前。于是，这儿摸摸，那儿拧拧，我把能拆下的都拆下了。破坏与建设从心理学上讲，可能都是一种潜意识。拆到高潮处，一声雷鸣，父亲回来了。天色瞬间漆黑。昏昏沉沉，在惊悚与不可饶恕的自责中，潜入梦乡。

　　梦醒，冲动犹存。一看见那小闹钟，一听到它清脆的走针声，手指忍不住发痒。铤而走险，再拆卸。一路挺进，竟把个小闹钟搞得一如五马分尸。弹弹指针，敲敲齿轮，探索的快感阵阵潮涌。糟，上学要迟到了！糟，复原没辙了！

　　痛定思痛，金盆洗手。当收音机里传出京剧唱词“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时，我再也鼓不起“革命”的勇气。收音机饭盒大小，红灯牌，外观线条分明色泽乌亮。守着收音机，父亲一副陶醉模样。“红灯高举闪闪亮”，而红灯半导体中的奥秘，我是注定猜不透了？！怎样的无奈，怎样的沮丧。多少年以后，当我自觉好奇心淡漠，生命之轮早已滑过童年时光。父亲的手艺极佳，而我的动手能力极差，这与“深度玩”的夭折，是否关联？

　　童年的生活很贫乏，童年的游戏也很匮乏。但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我们玩过了一回，玩过了一程。这是成长的财富，也是探索世界的历练，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当“神童”还值得。

　　岁月不停留，跑得快的当年伙伴，开始跃迁为“老一辈”。童玩的专利与特权，也将接力传递。“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的朋友在哪里？”但愿，记忆深处还留存着一份原初的童玩音像。

　　没有游戏的童年是不完整的，只有虚拟游戏的童年是不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