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供销社这一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张响亮名片，最近又一次在媒体上火了起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缘于父亲担任区供销社主任的关系，我自幼在供销社院子里长大。记得当年的供销社依河而建，一个封闭的四合大院，靠河的南边是生活资料门市部，西边一排营业用房是农资生产门市部，四合院中间的大场上堆满了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各种物资，有木材、煤炭、农具等。供销社还下辖采购部、食品加工厂、煤球加工厂、铁木加工厂等，承担着义乌县城阳区数十万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资料采购和供应任务。数吃香、热闹的是生活资料门市部，依次设有百货、布匹、杂货、食品等专柜，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的货架上摆满各种商品。因为这里有各种好吃的，小时候放学，我和一些玩伴常常会来这里转悠，其目的是向叔叔阿姨们“骗吃骗喝”打点牙祭。

　　在上个世纪中后期，供销社是农村商业的主力军。父亲身为区供销社主任没有一点官架子，常年与工人们打成一片，脏活累活一起干。每年的腊月是供销社的销售旺季，父亲和他的工友们常常要忙到深夜。小睡一会儿，天刚刚亮便要开门迎客。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旺季则在春耕以后，大至农药化肥、小至钉耙锄头，在供销社都能买到。在父辈的耳濡目染下，刚上初中的我学会了打算盘、填票据、识皮张，乃至辨别假农药、假化肥等，每逢节假日和寒暑假，我便主动到门市部义务劳动，有时送货下乡我总是走在前，不仅从小磨练了意志，而且培养了热爱“三农”的感情。

　　上世纪70年代是供销社的黄金时期，看一个县乡的繁荣程度就看供销社的规模，一个家庭有一个人在供销社工作，便是全村人羡慕的对象。为此，父亲再三教育我做事要踏实，做人要低调，尊重农民叔伯是一种美德。

　　当年，父亲所做的几件事令我印象深刻。

　　父亲的宿舍在湖清门门市部楼上。门市部不算太大，但父亲在这里专门为农民顾客设置了一个休息区，里面有供人休息的桌椅板凳，还摆放着两个大号的茶水保温桶。每天早上父亲起床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顾客烧上一天够喝的茶水。父亲说，农民进一趟城不容易，有的是推着小车、有的是挑着担子步行十多里、甚至几十里进城来的，让他们进店歇歇脚、喝口茶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后来，这个休息区和两只茶水保温桶保持了数十年，父亲退休后，作为“为民办实事”的传统被后人继承下来，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另一件事是为农民新买的农具“号字”。父亲从小念私塾练就了一手漂亮又大方楷书。上班时父亲很少坐办公室，而是到一线门市部摆上一张桌子，研上墨，只要是农民顾客买了扁担、箩筐、畚箕等农具后，便会主动询问要不要“号”字。久而久之，父亲写得一手好字的消息传遍了县城周边的十里八乡。为方便农民兄弟，父亲会骑上自行车带上我走村串乡主动上门为大家新购买的农具“号字”。春节到了，农民家中需要春联，父亲便自掏腰包买来红纸，抽空写上一批“斗方”和“春联”，红彤彤的“福”字和春联铺挂在店堂，顾客需要自取，深受农民欢迎。

　　门市部前有一条不宽的小街，隔天便会聚集着一批前来赶集的农民，他们把自家种植养殖的农副产品拿到这里来交易，换点买油盐酱醋的钱和孩子上学的学费钱。然而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年代有人要取缔它，在县“革委会”会议上父亲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得到了县委书记的肯定和支持，被保留了下来。数年后，这里成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当年父亲的正义之举更是受到了后人传颂。

　　父亲晚年时我曾与他聊过供销社，父亲说，当年我为农民供应茶水，为农具“号字”只是表面现象，通过这些与他们聊家常了解农民的需求，搞好调查研究才是目的。廖廖数语，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供销社人对农民兄弟的真挚感情！

　　以上往事虽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在我脑海中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