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官者爱民如子现象充斥史籍，今天读来，仍有令人动容之处，同时也不乏现代榜样教育作用。本文将枚举几例，以证不妄。

　　第一．“躬履俭素，爱人如子”的裴侠。

　　据《北史》卷三十八《裴侠列传》记载，裴侠是北朝河东解人（今山西解县人），祖父裴思齐是秀才出生，官拜议郎；父亲裴欣官至西河郡太守，赠晋州刺史。裴侠小时候说话很迟，一直到七岁时，才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把话音发出来了。

　　这天，洛阳城的天空上，忽然出现一大群飞鸟遮天蔽日从西边天空飞来，正在外边玩耍的小裴侠吓了一跳，举起小手，指向天空，呀呀地讲出了话，说“快看，快看这么多飞鸟！”家里人见小孩会说话了，从此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孩子不是哑吧。都说“贵人语迟”，这话倒是应验在了裴侠身上。

　　裴侠小时候就“志识聪慧”，聪明的程度远远超过同龄儿童。关键是还很孝顺，十三岁时，父亲不幸去世，裴侠的哀伤程度比一般成年人还厉害，因为他太爱自己的父母了。他亲自选择父亲的墓地，正在左右为难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天空中突然传来声音，向裴侠喊话：“童子何悲，葬于桑东，封公侯。”这个声音让小裴侠吓了一大跳，赶忙跑回家告诉母亲。他母亲一听，觉得是个好兆头，就对他说：“孩子，这是神在向你说话。我听说鬼神是保佑善良的人有福报，你们裴家祖上未尝做过恶事坏事，所以神向你送来了吉祥的声音。”当时，裴侠家的住宅旁，确实有一片很大的桑树林，他就按照神的指点，将父亲安葬在桑树林的东边。后来，因为州里征招掌管文书的“主簿”，裴侠以秀才资格被选中。北魏正光年间（520-524年），由于聪明能干，工作出色，裴侠被任命为“奉朝请”，取得了参加朝廷朝会的资格，从此踏上仕途，不久就出任义阳郡太守。

　　到了西魏大统三年（537年），裴侠曾带领乡兵参加了由西魏大将宇文泰（即后来的北周太祖周文帝）指挥的“沙苑”战斗，裴侠在战斗中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受到了宇文泰的高度夸奖，称其“仁者必勇”。裴侠原来的名字叫“裴协”，后经宇文泰建议，或者说是宇文泰的嘉奖，将“裴协”更名为“裴侠”。自此在江湖上，裴侠声名远播。裴侠不仅作战勇敢，而且也很有文采与辩才，曾被宇文泰夸赞为“虽鲁仲连，无以加也”。鲁仲连是战国末期齐国的高士，其“义不帝秦”的事迹载入《战国策》。宇文泰称裴侠比鲁仲连还厉害，足见其文武双全，没多久，裴侠就被朝廷任命为河北郡太守，当上了地方一号长官。

　　裴侠为官，“躬履俭素，爱人如子”，是一个躬亲务实、为民办事、生活简朴、爱民如子的人。“爱人如子”这句话中的“人”应该是“民”，因为《北史》的编撰者李延寿是唐代人，要避皇帝李世民的讳，所以称“爱人如子”。唐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有“观人风者”语即为“观民风者”，指考察民情的人。

　　裴侠平时饮食“唯菽麦盐菜而已”，十分简单，所以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怀念他。

　　按照河北郡的原先执行多年的干部待遇配备标准，郡太守享有30个渔夫、猎夫来专门负责他的饮食营养来源，以保证太守天天有鱼肉山珍野味吃。裴侠到任后，觉得不妥，太搞干部待遇特殊化了，就对身边的人说：“只因自己的口腹之需，就动用这么多人力，这是我坚决不做的。”下令将这30个人全部遣散回家。

　　按照当地当时干部待遇规定，郡太守的安全要配有30个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青壮年家丁来昼夜护卫。裴侠也取消了这个特殊待遇，让这30个人去专门负责为政府衙门养马。一年下来，果然是骏马成群，既增加了政府的办事能力，又减少了政府的行政开支。

　　裴侠离开河北郡太守一职时，什么也没有带走，两袖清风，所以当地老百姓通过歌声来表达对他的敬佩爱戴之情，人们唱到：“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

　　有一次，裴侠与其他郡太守一道去拜谒丞相宇文泰，实际上是宇文泰召见他们。当着众太守的面，宇文泰请裴侠单独出列，站立在离他最近的显著位置，对其他太守们说：“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对裴侠廉洁从政、执政为民的好行为表示褒奖。宇文泰接着又说：“你们当中如果还有人认为自己跟裴侠一样，可以出列，与裴侠站在一起。”众人被宇文泰训斥教育得大气不敢喘，没有一个胆敢应声的。宇文泰以大丞相的身份专制西魏朝政长达22年，为了对裴侠的“清慎奉公”行为进行表彰，他以朝廷的名义，号召其他官员向裴侠学习，同时“厚赐”裴侠。朝野上下，一片赞扬声，裴侠从此也被人们称之为“独立使君”而加以颂扬。

　　裴侠后来不断被朝廷提拔重用，官至大将军，拓州刺史，征拜为雍州别驾。

　　宇文泰病逝后，他的儿子宇文觉继承他的太师、大冢宰职位，护辅朝政，第二年即公元557年，取代西魏政权而建立北周政权，是为孝闵帝。裴侠继续得到新政权的重用，被任命为司邑下大夫，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又迁任户部中大夫。

　　当时户部有一项职能就是对政府粮食仓储的管理。在裴侠未到任时，户部出现奸吏监守自盗和失窃现象，致使国家每年损失上千万斤粮食。裴侠到任后，“励精发擿”，整顿行风，征戒贪腐，几个月之后，“奸盗略尽”，官风民风全部好转，使国库避免了重大损失事件发生。

　　由于廉政治安工作出色，朝廷又调任裴侠为工部中大夫，专门负责国家建设项目等职掌。有一个名叫李贵的大司空，专门掌管朝廷的钱和物，听说裴侠来主管他们的工作，吓得在家里悲泣不已。有人问他没事哭什么，李贵回答说：“我掌管的政府官方钱和物，有许多被我消费掉了。裴公是个清明而又严厉的上司，我害怕被他追责查办，所以在家想想后怕，就伤心哭了。”这件事很快传到了裴侠耳朵里，他觉得这个官员能够害怕，说明他还有一点做人的良心，还可以教育挽救，于是就让人去传话，允许他去自首，主动坦白交待，可以宽大处理。李贵感激万分，主动到吏部自首，承认自己贪污了五百两黄金，并主动退了出来。李贵得到了宽大处理，这是裴侠爱民如子、帮助犯了错误的官员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典型反映。

　　裴侠爱民如子还表现在对家人的严格要求方面。他曾经自己动手，撰写九世伯祖《贞侯潜传》一书。裴潜是裴侠的九世祖，在曹操平定荆州时，裴潜归附曹操并出任丞相府军参谋，历任三县县令，后入京任丞相府仓曹掾，代郡太守。继任沛国相、兖州刺史。曹丕篡汉建魏后，裴潜出任散骑侍郎、魏郡太守、颍川典农中郞将、荆州刺史，后又晋封为关内侯。魏明帝时，裴潜出任尚书、太尉军师、大司农、尚书令、光禄大夫。到了晋时，又封清阳亭侯。死后追封太常，谥号“贞侯”。裴侠通过对祖先裴潜的传记描写，宣传裴潜的“清公”为官品德，希望裴氏的后生们能够向前辈中好的人物学习，因为在这个传记中，除了重点介绍裴潜外，还将裴氏家族中的其他知名人物全部在书中得到记载反映。他的堂弟裴伯凤、裴世彥都在丞相府当差做府佐官，见裴侠将刻印装订好了的书送给他们，就笑着说：“人生仕进，须身名并裕，清苦若此，竟欲何为？”对裴侠的清贫为官表示不理解。

　　裴侠耐心地对这两位堂弟说：“是啊，你们问这个问题很正常，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清者，莅职之本；俭者，持身之基。我们是大户官宦人家，世代享受朝廷优渥俸禄，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我们保持了清白廉洁为官、爱民如子的好传统。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为历代朝廷所重用；我们死了，也能够在国家典策中留下好的名声。我是个平庸的人，但却得到朝廷的重用，享受许多我认为不该享受的生活待遇，但我仍然坚持要过那怕被人们认为是穷困的日子，这并不是为了自己要获得好名声，而是志在自修，害怕辱没祖先的名声。我把祖先好的为官为人的做法整理出来，装订成书送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以祖先为榜样，没想到还被你们嗤笑？你们现在该知道我的用心了吧？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裴伯凤、裴世彥二人被这位官职比他们高、年龄比他们大的堂兄一顿教训，连连称是，非常惭愧地离开了。

　　裴侠后来生病，他的两个“司空”部下来看望他，发现他“所居第屋，不免霜露”，居室简陋，生活清苦，就把这事报告给了皇帝。皇帝“矜其贫苦”，下诏为他起新宅，并赐良田十顷，配备专人负责他的生活。裴侠后来在任职期内去世，朝廷赠其为太子少师、蒲州刺史，谥曰“贞”。

　　第二．起草“六条诏书”的苏绰与被尊为“民父母”的薛慎。

　　苏绰也是当时积极倡导“为国之道，当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的人，同时也是一位得到宇文泰极度赏识的人。

　　据《北史》卷六十三《苏绰列传》记载，苏绰是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人，其九世祖苏则是曹魏时的侍中，累世二千石，父亲苏协是武功郡守。苏绰年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有王佐之才。开始为官，任宇文泰的行台郎中。一次，宇文泰与公卿们前往昆明池观看捕鱼，走到城西汉代仓库遗址，宇文泰回头问左右有关此地的故事，没有人能回答。有人说：“苏绰博识多知，可以问问他。”苏绰详细作答后，宇文泰十分高兴。两人谈得投机，宇文泰就又进一步询问苏绰善于天地造化之由来，历代兴亡的轨迹。苏绰满腹经纶，应答如流。宇文泰与苏绰并马缓行到昆明池，边走边谈，天色渐晚，最后竟取消了这一次的捕鱼活动，大家空手返回。

　　宇文泰又把苏绰留下来，向苏绰询问治国之道，直到深夜。开始，宇文泰是躺着听他说；当苏绰陈述帝王之道，并讲解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治国精要时，宇文泰立即起身，“整衣危坐”，不知不觉中，又把膝盖靠近了苏绰。苏绰滔滔不绝，慢声细语，一直说到天亮，宇文泰一点也不感到厌倦。次日，宇文泰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预决定国家机密大事，从此对苏绰的宠爱礼遇越来越优厚。

　　苏绰创制“朱出墨入”文案程式，用红黑两色分别书写出、入公文，又制定计账、户籍之法，对治国理政作出了重要贡献。西魏大统十年（544年），苏绰被朝廷任命为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

　　宇文泰要革易时政，强国富民，苏绰就积极出谋划策，减官员，置屯田以资军国。更为重要的是，苏绰把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总结为六条，上奏后作为诏书颁行，史称“六条诏书”。其主要内容，一是“先修心”，二是“敦教化”，三是“尽地利”，四是“擢贤良”，五是“恤狱讼”，六是“均赋役”。宇文泰很重视“六条诏书”，当作自己为官的“座右铭”。同时又令百官习诵照办，严明规定：各地郡守令长不通晓“六条诏书”者，“不得居官”。“六条诏书”成为西魏各级政府官员施政的纲领和准则。政府还开设学校，选拔中下级官吏学习其内容。当时西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措施都是依据“六条诏书”制定，对西魏政治的整饬及国力的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使原来弱于东魏的西魏迅速转弱为强，从而为承继西魏的北周统一北方，以及后来的隋朝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

　　西魏大统十二年（546年），苏绰因积劳成疾病逝，年仅四十九。宇文泰极为哀痛惋惜，放声痛哭时，酒杯也从手里掉下来，其哀哭之声感动左右随从。安葬当天，宇文泰又派使者以牛、羊、猪三牲祭奠，并亲自撰写悼文。到了北周明帝二年（558年），苏绰配享周太祖(宇文泰)庙庭。开皇元年（581年），追赠邳国公。

　　再说薛慎，他在北周武帝宇文邕保定初年（561年）出任湖州刺史，也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据《周书》卷三十五《薛慎列传》记载：当时湖州界夹杂着许多蛮夷人种，专门做劫掠别人财物的勾当。薛慎到任后，把地方上的诸多豪帅都集中起来，宣传朝廷的旨意，同时命令这些首领们每月来汇报并参加一次会议；如果有要紧旱情须汇报，可以不限时节。薛慎每次与这些豪帅们见面时，能够做到殷勤劝诫，推心置腹，以理服人，同时还赏赐他们酒食。一年下来，当地风俗翕然从化，民风得到明显改变。诸蛮相互之间说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大家无不欢欣喜悦。就这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扶老携幼者来到湖州落户的，竟达一千多户人家。

　　当地蛮俗规定，年轻人婚娶之后，父母虽在，也要与父母分居。薛慎对当地太守县令们说：“牧守令长是教化民众的人，岂有其子娶妻便与父母离析分居的道理！这种情况不仅是民间习俗之失当不妥，当地的牧守领导也有罪过。”薛慎乃亲自诱导，示以孝慈，并派遣守令晓喻所部，广而告之，要改变这种不赡养父母老人的不良习俗。政策下达后，有许多人家虽然分家数年，还是回到了父母身边，侍养敬孝父母。

　　薛慎对这些年轻蛮夷后生能够如此从善如流，感到很高兴，就将他们的事迹进行大力宣传，家喻户晓。同时对这些孝敬老人的人家，实行蠲免赋役政策，深得民心，社会风气大为改观，“风化大行，有同华俗”，与中原华夏地区倡导的“孝悌”习俗相一致了。

　　第三．唐代韩愈及宋代吕夷简、李周、杨简的爱民如“赤子”情怀。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做地方官时，也有爱民为民的好名声。

　　据《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韩愈列传》记载，韩愈在任武宁节度使张建树推官时，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后被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惹怒了皇帝唐德宗，被贬为阳山县令（今广东境内）。

　　在任阳山县令期间，他关心民生，体恤百姓，爱民如子，史称“有爱在民”。当地老百姓在生了小孩子后，大多以韩愈的姓来作为小孩子的“字”，以此来表达对韩愈的感激与敬仰怀念之情。

　　宋代的吕夷简在进士及第后，曾任綘州军事推官，后又任通州、濠州通判，再迁太常博士。据《宋史》卷三一一《吕夷简列传》记载，宋真宗时，当时河北发生洪涝灾害，吕夷简被朝廷调任知滨州，他向朝廷呈奏，其中有“农器有算，非所以劝力本也。”意思是说，政府在征收农民税收时，农民用于种田生产的家具是不能算作收入而来征税的，这不符合鼓励农民种田、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神宗皇帝根据吕夷简的建议，立即诏令“天下农器皆勿算”。

　　吕夷简后来又被提拔为两浙刑狱提点，迁尚书祠部员外郎。当时，京师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来到南方砍伐木材，负责施工的政府官员期限卡得很紧，致使许多工徒过度劳累死亡。这些死亡的人不但得不到政府抚恤，反而被有司诬蔑为是逃亡了，又把这些人的妻子抓捕起来，以此掩盖有司残害人命的罪责。吕夷简作为两浙地区的刑狱提点，虽然官职不大，但他决心要出面制止。于是上疏朝廷，希望工期不要逼得太紧，让工徒们能够有生命保障。朝廷接纳了吕夷简的建议。

　　吕夷简后来又上奏朝廷：“盛冬挽运艰苦，须河流渐通，以卒番送。”意思是说，要将南方的木材运到北方去，供京师建造所用，但冬天的水路许多已经结冰，天寒地冻，运输非常困难，希望等天暖和了，水路可以通航了再运送。朝廷也接纳了吕夷简的建议，宋真宗夸赞吕夷简：“观卿奏，有为国爱民之心矣。”提拔吕夷简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夷简后来官至宰相。去世后，追尊太师、中书令，配享宋仁宗庙。

　　宋代的李周在考取进士后，曾被朝廷任命为长安县尉。据《宋史》卷三四四《李周列传》记载，李周刚入仕途，就碰上了饥荒年，长安府决定“施粥”以救饥饿者。由于嗷嗷待哺的人太多，极易赞成相互踩踏伤人事件，县令就让李周来负责此项工作。李周指挥吏卒们，找来许多木条，在府衙前设置成“梐枑”栅栏通道，让男女老少有秩序地排队领取米粥，无一乱者，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李周后来调到洪洞县任县令，对于政府没收那些没有后代的老百姓财产一事进行纠正，把这些人的财产遗券全部还给生前所在的家族。当时有些官吏出来反对，李周对他们说：“利民，所以利国也。”李周后来被宋神宗下诏调到朝廷为官，到了宋哲宗时，官至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工部侍郎等，年八十而卒。

　　又据《宋史》卷四0七《杨简列传》记载，杨简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考中进士，后来在当温州知州时，十分廉洁自律，生活勤俭朴素，领的薪水也很少。他视老百姓如“赤子”即刚生的婴儿一般。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我岂敢以赤子的膏血来肥自己啊！”

　　在他的精心治理和率先垂范下，当地社会治安稳定，社会风气纯正，邻里闾巷之间，关系雍睦和谐，无忿争之声。“民爱之如父母”，老百姓把他当父母一样爱戴，都在家中挂杨简的画像，“咸画像事之”。后来杨简被提拔到京城临安，到朝廷任驾部员外郎。离开温州时，“老稚扶拥缘道，倾城哭送”，老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纷纷来到杨简要经过的道路两边，为他送行，人们拥挤着，呼喊着，整个城市哭声一片。老百姓舍不得这样的好“知州”好领导离开。

　　杨简在上朝入对时，向皇上和众大臣禀报，自己之所以如此受老百姓爱戴，除了皇上英明领导，自己“尽扫喜顺恶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的为官正道是关键因素，只有做到了无私奉献，我将无我，就可以达到“民怨自销、祸乱不作”的为政效果。杨简后来官至工部员外郎、将作监兼国史院编修、宝谟阁学士、太中大夫等职，世去后被赠“正奉大夫”以作褒奖。

　　为官执政者理应怀揣一颗爱民如子的赤子之心，全心全意为民谋福祉，为民排患解忧，做到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这是中国古代吏治文化的主流，无疑也更是现代吏治文化的主旋律、主色调。我国优秀吏治文化传统正是在代代相传、又不断融入时代特点中得到发扬光大、赓续绵延。

　　束有春 2021年11月28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