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 29 日，南京博物院推出跨年特展“归流——‘江淮地区楚文化的东渐’”，展期3个月。展览以楚文化东进江淮的历史进程为主线，分为“发源、东渐、滔天、合流、润泽”五个部分，展现楚文化与长江文明的紧密联系，探讨、阐释这一文化交汇如何归流于宏大深厚的汉文明的伟大历程。

　　展览撷集了来自南京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徐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淮安市博物馆、安徽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随州博物馆九家文博考古机构的300余件（套）珍贵文物。

　　周礼中的鼎，是身份等级与周王朝礼制的象征。周王室日渐衰微，楚王问鼎，已有僭越之野心。从楚国礼器的演变中，明显可见新的社会层阶正在形成。

　　展览第一章“发源”就以“问鼎”展开，通过沉睡千年的青铜器展现那段礼崩乐坏、人才辈出的历史阶段。

　　第一章中展出的太后匜鼎为安徽博物馆藏，1933年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其形制与鼎相似，腹部一侧伸出一流，因此称为匜鼎。腹上部饰一周凸弦纹，足根作兽面状。口外刻铭九字“铸客为太后脰官为之”。铸客即楚国掌管冶铸的官名。

　　记者注意到，展览中把器具的铭文及纹饰放大后在展示柜旁展板上予以呈现。策展人、南京博物院副研究馆员高杰告诉记者，展览注重光的运用，尽量让观众可以看清器具上的铭文，并加以注释，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当时的语言。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鼎的器型特征主要是竖耳、鼓腹、兽蹄足。而楚式升鼎在春秋中早期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是楚国先民在融合中原文明与汉江地域文明的基础上独创的铸鼎形制。升鼎平底束腰，用于盛放祭肉，配以羞鼎（又称陪鼎）和煮牲肉的镬鼎。展览中也展出了多件升鼎，“升鼎是春秋战国时期楚系青铜器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只有国君级别的高级贵族才能使用。”高杰介绍。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音乐要求和谐，因此被引申用于教化，礼治之外用音乐来调节人伦是中原文化的传统。楚人完整继承了中原的八音之制，铸造出体量巨大、气魄宏伟的编钟，更将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与浪漫主义融入传统乐器中，创造出许多独特而华丽的乐器。

　　展览中的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它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两只背向踞坐的卧虎四肢屈伏于六蛇缠绕的长方形底座上，虎背各立一只长腿昂首、引吭高歌的凤鸟……这件精美无比的虎座鸟架鼓来自湖北省博物馆，2002年出土于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2号墓，通高约136cm，宽134cm。

　　背向而立的鸣凤中间可以悬挂一面大鼓，两只小虎后足蹬踏凤鸟背脊，前足上托鼓框。该器物通体髹黑漆，饰有红、黄、银白多色彩绘，稳重的虎座与飞扬的凤架彰显了楚文化的浪漫与神奇。

　　不久前，这件国宝还在湖北省博物馆文保中心进行修复。“这次是修复完成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高杰介绍。

　　有研究者认为，楚简文字是中国最早具有自觉的审美创作意识的文字形态之一，是中国真正意义上“书法”的一个源头。楚简用笔率意洒脱，劲健多姿，颇具灵活性，显得波谲云诡，美不胜收。

　　1983年12月，在江陵砖瓦厂（今属荆州区）发掘的张家山247号西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不但是书法精品，也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展览中展出的《盖庐》是其中一篇，共有55支竹简。全文分为九章，各章皆以盖庐的提问为开头，申胥的回答为主体。

　　专家学者对此书研究后认为其为失传的伍子胥的军事著作兵书，即《伍子胥兵法》。盖庐就是阖庐，申胥即是伍子胥。伍子胥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传奇人物，楚国人。这批竹简的发现为研究吴越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每一次简牍的出土，都代表着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可以补正甚至改写当时的历史。”高杰告诉记者。

　　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剑工艺，堪称尖端技术，是关系到战争胜负的兵器。越失地于楚后，大量铸剑师被掳至楚腹地，楚的铸剑水平得以大幅提升。越王剑，则是春秋战国兵器中最为珍贵的品种。

　　历史上有4把越王剑最为著名，分别是越王勾践剑、越王者旨於赐剑、越王朱勾剑、越王不光剑。展览中的这把越王不光铜剑1974年湖北省江陵城西门外张家山战国墓出土。剑的主人是越王不光,是越王勾践(即菼执)之世孙。剑身纵轴起棱脊，腰部靠近前锋段的两侧略弧收，菱形薄剑格，圆管状剑柄，宽边圆形剑首。

　　“许多越王剑出土于楚墓中，其原因可能是双方联盟关系时的馈赠，也可能是战争中的掳掠。”高杰介绍。

　　江南时报记者 钱海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