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的一天，古城海陵像这躁热的季节一样，弥漫着“大跃进”的热浪。景幼南先生从南山寺附近井儿巷老宅背着几大包软软的包裹悄无声息地拐上海陵路，至坡子街南端的“福音堂”时，汗水已经湿透，这时他可能会心一笑，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景先生当然知道新成立的博物馆，设在旧时收养弃婴的“福音堂”，而他背来的包裹也如背着婴儿一般使他格外小心谨慎。“福音堂”旁边的大华电影院尚未开门，他脑海里却过着电影：1948年白米苏思培先生的临终转赠在肩，十年了，当时的情景如同“托孤”还历历在目……但景先生一旦从深宅里走出，态度是决然的：他要将这批国宝无偿地捐给家乡刚成立的博物馆。在这躁动的夏季，没有多少泰州人晓得景幼南，更不可能知道他身上背着中国明、清沉重的历史，当然也背着他离新中国已渐远的个人史。这年，景幼南55岁，刚戴上“右派”帽子。

　　余生也晚，当我根据史料努力还原这个历史现场后掐指一算，这年我才两岁，刚从天䘵街一个叫着“娣子”的奶妈那里吸完最后一口乳汁被我外婆果断地抱回西仓街。是名副其实的乳臭未干。1980年我从南京返乡乞食，分配在市第三中学教书，时年22岁。机缘巧合认识了景幼南的侄女景士顺老师和忘年交吕沧浩先生，那时，吕沧浩先生大约与我同时间从甘肃调回江苏与我同一校共职。他教高中语文，吕先生旧学功底极好，大军渡江时他随军进入上海，任《解放日报》记者，编审，与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对面坐办公室。被发配到黄河边是因为“内定右派”的帽子。他性格逋峭，为人不趋时流，自然有点“怪”，但吕先生对我却友善，仿佛有天然的启迪后昆，有教无类的厚道。他初来乍到，喜欢拜访本城的名儒硕彦。故常听他月旦人物，倒对受访者评价公允。比如说某老，他说读书甚多，几乎任何冷僻的书都读过，比如说某老，仅是书库，但无见识，思想还在原处，并未生长云云。我曾问：依你看哪位先生最有学问呢？他说：以我之见，真有学问或担得起学问这个词的，就是本校景士顺老师的伯父景幼南先生。这大约是我第一次听说景幼南这个名字。然而，景士顺老师似乎很平静，每提及她只是说省泰中一位先生或老先生罢，而吕老如学问评价之严苛，大约有他性格因素，所谓“淮海之士，傲气不除”。听着终究如入云雾，过耳不思。直到之后若干年，尤其是近几年学界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笔记渐多的互连网时代，吕先生高评的景幼南之形象才在我视野里逐渐清晰起来。

　　上世纪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风云激荡的时代，对于一些人是主动投身，而另一些人则是被动卷入，弱冠之年的景幼南属于后者。噢，他那时应叫景昌极，幼南是他的号。卷入时代风暴的直接原因便是他的导师柳诒徵。即历史上所谓“《学衡》派”。多么传统而典雅的刊名，加之坚守以旧学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很自然地遭到猛烈的讽刺与打击，在“打倒孔家店”的喊杀声中，“学衡”一下子成了敌对的营垒。海陵人景幼南从南高师毕业且将研究哲学作为毕生志趣时，正是“柳门”弟子，大敌当前，既有师生关系，又涉及真理之辩，景幼南断不能漠然处之。据史料记载，当时《学衡》发表文章最多的，除了旗帜性人物柳诒徵、吴宓之后便是弟子门生的景昌极。真是上阵师徒兵。现在看这段历史，景昌极即使不算所谓“死党”，算是中坚恐怕难逃。

　　吴宓在1922年的日记中记述：“半年后（1922年），除胡先骕、邵祖平君与柳诒徵、缪凤林、景昌极君外，《学衡》社基本成员，无复有过问社务或谈论杂志内容者矣！”景幼南一方面在《学衡》先后两次面临停刊时主动捐款作为办刊津贴，一面在文化观点上与师长保持一致。以白话文指出讽刺者仅抓住细枝末节而对主旨大义不能理性批评。景文主要所指是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幼稚与偏颇。但凡轰轰烈烈的革命往往都伴随着冲动过激，尤其是青年先锋。从现在披露的史料看，作为旗手的胡适先生与柳诒徵在某些观念之争时，倒用词颇严谨、慎言，态度还相对温和，这可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式人物。主帅人物当然离不开陈独秀先生，但当我看到陈独秀先生晚年在孤独中的四川江津完成他的古典学术著作《小学》时，又不免唏嘘：职业革命家在生命的迟暮居然又重拾中国旧学？

　　景幼南先生当然不是革命家，一地域文化毕竟与此地域人相关。他不可能象山东人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前列，更不可能爬上火车从南京赶到北平去火烧赵家楼。景幼南只是海陵城一个家道中落而发愤读书做学问的青年人。民国风云际会，但民国也给当时做学问的人提供了某种宽博，经过新文化运动的逆向洗礼，他到是一路开挂，先是吴宓推荐去东北大学教授历史，同时还兼教西洋史，想当年西南联大时闻一多先生要教历史，是向校方主动自荐，而景先生教历史西洋史都是校方以专业学识安排教职，第一年薪酬200大洋，第二年薪酬近400大洋，东北形势日紧，次年春经柳诒徵介绍又任成都大学哲学教授。1931年景先生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1936年竺可桢从中央大学调任校长，这个竺校长的宝贝疙瘩景幼南又随调浙江大学。抗战胜利后，景先生又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安徽大学。直至1961年重返高校到扬州师范学院任校。过去有个说法：哲学教授很多，哲学家很少。但学界认为景幼南是大学里的哲学家和佛学家。翻检景先生的成果和学术贡献，真非浪得虚名。譬如景幼南居成都凡两年半陆续完成哲学讲义五种，最终以《哲学新论》的名义，成书是1932年。查阅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出版（1933年）竞还早一年。读书当然多多益善，但高境却不在多寡而在通透，我以为景先生有如“陆地神仙”，他的治学（指哲学领域）就有“六项基本则”（不详述）甚至有惊世骇俗之语，他提出：“哲学之为学，大类于数学而远于史地，有待于深思而不必博考。”深而思之，真有醍醐灌顶之感！

　　景幼南先生博学是得到学界共识的，除了哲学，还兼通史学、文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柳门弟子”中他还在被称为“著译颇丰”，他翻译的《文学评论之原理》译文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史上定论是“国内第一本翻译成书的西方文学基础理论原著。”此外地还翻译了《苏格拉底自辩文》，《苏格拉底对话集》《柏拉图之埃提论》《柏拉图理型说略评》等。这一阶段的翻译可算是歪打正着，本心是以翻译西方文化的经典的方式，来回应着西学与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冲击。未曾料到译著本身倒成就了西方文学理论译著的“开先河者”。《学衡》派已渐退去颜色，本应“折柳”却成就了另一领域的“折桂”。命也？运也？景幼南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哲学和佛学——尤其是“唯识学”，用功甚勤，现今网络语必要冠以“出圈”之名，其实中国旧时学术的最大优点恰恰是据说所谓“文史哲”不分家，景先生的“唯识学造诣，得力于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一代宗师的指导后，景幼南的《见相别种辩》《见相别种未释之疑》以及《印度密教考》纷纷出笼。惊动佛学界。仿佛又是一次“无心插柳”，除了引起意大利学者多谦的关注，其《见相别种辩》则直接引发了现代中国佛学界三大学术公案之一：即唯识学中见与相的关系问题。民国史多有记载，“唯识学”的这场争论如火如荼，景幼南年纪轻轻就成了普罗米修士式的的盗火者，最后连一代高僧太虚大师也按捺不住著文参辩，有个情节颇有意思，泰州沦陷期间景先生在家闭门读书，因声名显赫曾应光孝寺主持苇宗之邀为寺中所办佛学院的学僧讲授逻辑课，这课的内容便是他的名著《名理新探》。海陵史上出和尚，地方热衷乡邦文献者也无比执念于写和尚，却总是不解佛缘。殊不知儒、释、道里的佛学首先是一种学问，但更是一种情怀，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弘一法师在泉州庙里修行律宗时还能抽空为厦门大学写校运动会会歌。

　　仿佛是由于一个作家的一本书名，现今多了一个词汇：人生海海。“海海”是闽南语，如果说人生只是一片海浪，绝大多数人随波逐流，极少数人由于机缘才会成为被推向冲向礁石的那一波激荡。景幼南告老还乡后还与历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扯上关系。1921年北洋政府曾把装入麻袋的明清内阁大库部分档案卖给送纸厂，幸被罗振玉及时抢救，王国维曾在《清华周刊》撰文，把八千麻袋清宫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简和敦煌汉唐写经，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四大发现”。写甲骨文的罗振玉不是政府行为，王国维大师之言，当然也不是“最高指示”，一路浪迹的“八千麻袋”准确地说分成四份，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而本文开头还原1958年景幼南先生走向“福音堂”捐赠的宝物正是另一只“麻袋”，计750件档案。老宝物原是白米文化人苏恩培当年在北京某达官家坐馆授课时偶尔在路上从一堆废纸中发现的。回乡后带回如古董收藏者，景幼南因与之过从甚密便常往赏玩，谈古论今。苏公曾有诗句：“上谕抛残同废纸，老苏搜集重公文”。这何尚不是苏、景二人的共同心声。苏恩培临终之际，最终将此宝物交给了最值得收藏的景幼南。

1958年7月的夏天经常会让我浮想：康熙十七年“博学鸿词”广招天下英才修明史时会看到这批大内档案吗？王国维先生对“八千麻袋”的发现评价之高。他地下有知这个58年仲夏景幼南先生的壮举，会让他再次吟颂他发明的治学三重境界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吗？我还会想到前总理温家宝因《富春山居图》全卷的两岸分离在电视上伤感而动情地说：“情何以堪”？……“八千麻袋”何时能跨越海峡合为“一袋”呢？至少，近在眼前的泰州博物馆能否专辟一室陈列景幼南先生的捐赠，立一尊小小的铜像呢？景先生没有剃度为僧，甚至也不在什么居士林吃斋念佛，但却是严格意义上的佛学家。他也未必想成为收藏家，但机缘巧合，其收藏一经出手，山河震动。由此，回想笔者每每检索前辈乡贤故事，常有两个感想，一曰“余生也晚”。后辈学人写这类文字往往有一句“余生也晚”，极尽谦恭。如我这类关注旧学后人，正试图精神上追随前辈学人时，却首先要化时间将切割的历史重新拼接起来。二曰：“不求闻达”。泰州的前辈学人包括前辈艺术家大都不求闻达。感佩之余，便想到一个时代的宠儿，到另一个时代成为弃儿也是必然，何况几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乎？但我以为除时代因素，应该还有“曾经沧海难为水”吧？我相信：一个人只有曾经拥有甚至巨大的拥有才能达到无求。互联网凭空开创了一个“平权时代”，不仅人皆向往闻达，甚至个个粉墨登场，对治学一途孰喜孰忧真不可知。

　　现在想来，我的忘年交吕先生是幸运的，他说解放初年他还能在上海福州路的古籍书店翻到景幼南先生的哲学著作。著家的侄女景士顺老师倒非常平静，在那个年代景士顺老师的表述似乎就是省泰中的一个普通老师，或老先生。总之没有那么拽、没有凡尔赛。我唯一间接接受景先生幅射的是他的一位姻亲，大约是景士顺老师常见我在临贴，故请著名书家卢仞千先生给我写一幅“铁线篆”，录的是苏东坡的词，至今悬于我的茶室。那时一个文学青年正忙着偷偷临古帖、写什么狗屁小说，对于景幼南先生终是久闻其名缘悭一面。大约也只能间接感受景幼南先生的家族光芒了。

　　史料记载景幼南先生与省泰中一共有两次交集：一次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回到家乡，即39年9月任时敏中学校长，泰州沦陷前夕，因不愿与日伪合作，于1940年12月辞去校长之职，应是大节不亏。估计清华及南大研究学者并不知道当年的时敏中学即是省泰中的前身；第二次是1949年回乡，这次不是当校长，而是普通老师。据载，景先生被戴上“右派”帽子是因为反对“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摘去帽子好像是1961年，相比较大规模给右派平反的十届三中全会之后，景先生是较早摘帽子的。我有时想，景幼南先生是以什么样的姿态重获新生的呢？是君子自污还是所谓的努力改造？或者他的右派言论算不得十分反动？或者捐献文物有功？或者，作为一个哲学家早已悟透庄子的外化而内不化？亦或扬州师范学院正是在这个已然搞帽的时间节点上，才痛下决心请这位学贯中西的景幼南同志再次出山？

　　1982年，一个叫景昌极，字幼南的先生，在刚触及中国人称之为“耄耋”的门槛时溘然长逝。从1903年到1982年虚岁80。省泰中老校区那株百年银杏上曾经最耀眼的叶片飘然落下，它的造形颇像一帧又古又新的扇面，那筋络在阳光下深深然，隐隐然，似绿忽黄。

　　注：本文资料参照《新文学史料》、清华大学、南大《学衡》研究院部分研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