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她》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的一首抒情歌曲,用这首曲名来形容我对学校师生领导的感情,是再贴切不过了。
▲震中校门(1957年)
71年前(1953年)我从无锡师范毕业分配到苏州吴江震泽中学工作。那时校长是费旭初同志,他是地下党、老革命,是学校领导,还亲自兼任全校的音乐课。他在政治上很关心教师,那时是讲成分讲出身的年代,成分不好的人要求进步比较困难。我在学生时就是学生干部,曾担任学校学生会主席和无锡市学联副主席,但因家庭关系,不管你怎样努力,政治上总是无法取得进步。到了震中后,费校长十分关心,对我这样一个普通教师,他毫不避嫌,特地请镇党委有关领导找我谈话,鼓励我坚持努力,不要灰心,总有一天会实现愿望。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我十分感动。1956年,工作才三年的我在费校长的大力推荐下,被评为江苏省优秀教师(相当省劳模)。其实那时震中最有资格接受这一荣誉的应该是费旭初校长。抗战前他就从上海音专毕业,与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是同学,抗战胜利后参加地下党,解放后从事过师范音乐教育,后调震中任校长。论水平、论工作、论资历、论贡献这一荣誉他都当之无愧,可他却把这一荣誉让给了我这样一个各方面还很不成熟的年轻人,一直到现在我还享受着省劳模的待遇。想起这些,“教我如何不想她”。
那时震泽中学是一所公立初中,条件比较差。一百多个男住宿生都挤住在一个室内球场中,学生戏称为“华东第一大宿舍”。那时有些学生生活比较艰苦,冬天连垫被都没有,还睡草席,有时交不起伙食费,就用炒米粉充饥,但同学们学习都很认真。有一次,全校教职员集中平望开会。那天借调在苏州工作的朱玉清老师因事回校,走到办公室不见一人,他以为老师们在教室上课,一个一个教室找过去,没有一个老师,可是学生都按老师的布置,安静地坐在位置上自习,没有人调皮捣蛋,他大为惊讶。这就是当时震中学生的学习精神,今天不知有哪些学校也能如此!那时震中青年教师比较多,大部分住校,每天工作到晚上九十点钟,就常常一起出去吃碗五分钱的小馄饨,回来继续工作。次日早晨还要准时起身,与住宿生一起早锻炼。那时震中的师生关系融洽,老师和学生常在一起活动。费校长就在一次师生同乐活动中,以他那浑厚宽广的男中音,唱了一首我前面提到的抒情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他那昂扬而又深情的歌声把这首歌唱得荡气回肠,师生为之倾倒。
▲震泽中学女生宿舍楼(上世纪三十年代)
现今我那时的学生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了,相互分别已经60多年,他们还想着我。有一个学生几十年后还对当年的同学说:“那时我家庭比较困难,睡觉没有枕头,王老师送了一个枕头给我。”去年我在网络刊物《吴江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羊肉的文章,想不到一个比我还大一岁的学生,从浙江双林特地快递了一大盒红烧羊肉给我。后来我在《吴江通》又发表了一篇关于熏青豆的文章,另一个已80岁高龄做了奶奶的学生,特地从震泽寄了8筒熏青豆给我。想起这些,“教我如何不想她”。
1958年接替费旭初同志任震中校长的是张锡恩同志。张校长也是老革命,1941年16岁就参加新四军,在苏北、山东等地区打击日本侵略军。一次战斗中,子弹把他的裤管打穿了好几个洞,他都不知道。1945年在苏北盐城战斗中负重伤,左腿和右手手指落下残疾,鉴定为二级伤残。解放后,组织上送他到工农速成中学读书,1956年转业到教育系统,先在吴江师范任党支部书记,1958年调震中任校长、书记。
张校长战士出身,照一般人看来,应该是十分粗线条的一个人。可是他在工作中有时比知识分子还要细腻。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紧缺,张校长以其二级伤残的身体为解决教师的生活困难奔波操劳,甚至连日常用的卫生纸他都会想到。他发动师生在校园中养猪、种菜,改善伙食。学校中有夫妻双方两地分居的教师,他也尽力为他们的调动提供帮助。也许有人认为张校长“不务正业”,专干总务主任、生活辅导老师的事。这是一种误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大家生活困难,教师不能集中精力教学。张校长帮助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专心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这正是张校长的一种领导艺术。在张校长的领导下,1961年,震中首届高中毕业生79人有25人被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校录取。当时震中是一所初中底子的新办高中,学生都是就近入学,不像现在要第一批成绩好的学生才能进震中,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一些老高中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1962年震中被定为苏州地区重点中学。
文革中,学校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人都不愿当教师,张校长却仍然坚持岗位,关心教育。在复课闹革命中,很多学校都不重视外语教学,可是他却“独出一只角”,特地引进外语人才,率先开出外语课。他这一举措在当时要冒很大的风险。因1973年7月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学生张玉勤,在期末英语考试考卷背后写:“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次日早晨学生集会时她受到校长批评。7月14号张玉勤跳河自杀。江青看到报导后,说:“我要控诉。”197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74年5号文件,把此事件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典型,该校校长及张玉勤的班主任被逮捕判刑。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敢抓外语教学?可是震中却照样开出外语课,不受任何影响,这就为学生上高校、出国读书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天有不少震中学生在海外工作学习,他们还组织了震泽中学海外校友联谊会。可见当时张校长这一决策的深远影响。
也许有人会问非科班出身的张校长如何抓教学工作?张校长有时也随堂听课,他有一句名言:“你把我教懂了,这课也就不错了。”试想一想,校长听课有谁肯承认自己不懂,他却坦然老实的承认自己不行。这句名言一语中的,教学就是要把学生教懂。学生不懂,那有什么用?那就是白干。“把学生教懂”这成了震中老师的教学传统,大家都认认真真、实实在在把学生教懂、教通、教会。这也许是震中教学质量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这也是学校工作中一个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学校就是要把原来不懂的学生教懂。教学生懂得科学知识,懂得如何做人,懂得如何强身健体,懂得如何感恩孝顺,懂得如何爱党爱国,懂得如何为人民服务。随便你翻多少新花样,别出心裁提出多少新口号,学生不懂有什么用?张校长就是用这样朴素的语言阐述如此深刻的教育思想。想起这些,“教我如何不想她”。
1962年震泽中学被定为苏州地区重点中学后,苏州有关领导就把何庚同志从苏州调到震中任校长,张锡恩同志任书记。何庚同志也是老革命。他1944年20岁时在西北大学外文系读书,因参加进步社团活动,被学校开除。1945年考入国立社教学院新闻系,1946年学院迁苏州,他也就来到了苏州。他在社教学院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他参加了共产党,那时国民党特务寄了一封附有两颗子弹的恐吓信给他,他毫不畏惧,仍然坚持地下斗争。不久,他就担任社教学院地下党支部委员,直至解放。解放后他在市机关和苏州报社等单位工作,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何庚在语言学上有家学渊源,他精通音韵、语法、修辞,对语言学和英国文学深有研究,他博览群书,对中外文学名著,尤其是英国文学如数家珍,是社教学院公认的有才华的学生。何庚同志能阅读原版的莎士比亚著作,这种水平不要说在中学校长中,即使在大学校长中也不多见。1962年他调震中任校长,他在担任校长期间,除利用他擅长的英语、中文帮助老师教学外,还积极钻研物理、化学等课,他一面做领导工作一面坚持自己上课,亲做表率。他还经常听课,看教师实验,参加教研话动,并与教师一起研究教材,探讨教法。他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帮助教师,有不少老师都认为:“何校长的意见往往是十分精确和深刻的。”何庚同志在学校中既抓智育,又重视德育、体育。他工作细致,从教室到图书室、实验室、体育室都十分清楚。学校的各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既安排得有条不紊,又开展得生动活泼。何庚主张因材施教,合理减轻学生负担。他既重视基础知识教学,又要求学生广泛阅读,扩大知识面,促进潜能发展。他说:“管卡过多,只能促使智力枯竭;硬灌死记,只能造成心灵创伤。”他的这些教育思想和做法在今天看来,并不过时,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何庚同志文革后期调盛泽中学工作,那时严重的肺气肿和气喘病,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可是他仍然坚持工作,最后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终年只有53岁。想起这些,“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些老同志为教育工作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牛”精神。他们是吃苦耐劳的老黄牛。敢于担当的拓荒牛,一生为民的孺子牛。正当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时,学习他们的精神,继承他们的传统应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