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是现代词汇，在法理上表现为，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只是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不知不觉地从事了某种违法犯罪活动。这种现象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均有存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执法经济”的利益诱惑，比如查处毒品按数额奖励，查处黑车和卖淫嫖娼、赌博等按罚款来提成等等；当然，也不排除有政绩观、业绩指标考核等政治原因在作祟。
“钓鱼执法”行为令广大群众痛恨入骨，孰不知，这种卑鄙伎俩在封建社会即已存在，并且首先表现为是皇帝老儿的勾当，如隋文帝杨坚与唐太宗李世民，他们就曾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来作为统御术。当然，皇帝的行为在当时也不是所有大臣都能苟同的，一些有正义感的大臣不但不支持皇帝的做法，而且，坚持秉公执法的王公大臣形象，在史籍中也是屡见不鲜。
一．隋文帝晚年喜怒无常，应该是开了“钓鱼执法”先河
据《隋书》卷二《高祖下》记载，隋文帝杨坚“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这种评价虽然带有盖棺论定性质，但无碍从们对隋文帝结束中国南北分裂、建立统一的隋王朝功绩的认可；这段话揭示了隋文帝人性中阴暗一面，并且这种阴暗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晚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遇到这种喜怒无常、又擅严刑峻法的皇帝，杀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有时他甚至还要亲自到刑场去监斩。
《隋书》记载，隋文帝“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外国使者来中国，不遵守外交礼规，私自收受地方官员赠送的土特产，隋文帝深表不满，龙颜大怒，体现了隋朝大国外交的严肃性，这一点，应该值得称道。但在有一次视察过程中，隋文帝发现某单位存在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竟然大开杀戒，这就体现了他“过于杀戮”的残暴一面。
这天，隋文帝“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
对武器储备库的管理混乱现象以及管理者存在的贪污受贿行为，隋文帝是严惩不贷，直接将涉事者数十人处死，并且还要亲临现场监斩。应该说，隋文帝作为开国皇帝，其对政府官员贪腐行为已经到了零容忍程度，这一点是值得赞许的；其在戎马生涯中锤炼的军人行伍性格与带兵打仗、一统江山的火线经历，使他对军队过硬作风建设重要性有着比常人难以企及的认识，在冷兵器时代，武库的管理状况如何，同样可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因此，加强对武库的严格管理及管理人员素质的严格要求，在今天看来，也是应该的。但就因为“署中芜秽不治”就大开杀戒，大有草菅人命、执法过度之瑕疵存在。
隋文帝为了能够抓到臣属贪腐犯错的把柄，找到杀戮的理由，有时竟然直接给属下下圈套、挖陷阱。他“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也就是说，身为皇帝的隋文帝，为了达到惩治腐败、直至杀人的目的，竟然经常在暗地里派人给这些令史府史官员们送礼，只要有人贪图小利、接受了礼物，那就是犯了贪腐罪，逮个正着，必死无疑。
到了隋文帝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时代，在华夏版图上，开凿了贯通南北的隋代大运河，由此我想到，隋文帝杨坚本人也应该是开了一条河，那就是开了“钓鱼执法”的先河。
二．唐太宗李世民因“疾贪吏”，竟施计以“罔人”
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即位当上了皇帝，是为唐太宗。据《新唐书》卷一百《裴矩列传》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疾贪吏，欲痛惩乂之”。李世民对贪官污吏十分痛恨，准备下决心进行惩治，以达到禁止贪腐现象出现的目的。除了朝会时三令五申外，李世民竟然也仿效起了前朝皇帝隋文帝杨坚的做法，“乃间遣人遗诸曹”，在暗地里派人悄悄地给“诸曹”即有关部门官员送礼物，想以此来考验大臣们的拒腐意志。估计大多数人知道“无功不受禄”的道理，或者知道李世民刚登大宝，会采取一些非常举动以考验众臣，所以对朝中皇帝身边的人送来的礼物，基本是拒收。但也有个别不识时务者，竟然有“一史受馈缣”，其中有一个刑部司门令史竟然接受了绢帛馈赠。李世民知悉后，十分愤怒，果断下诏，要将那位官员诛杀：“帝怒，诏杀之”。
此时，有一个名叫裴矩的大臣站出来说公道话了，他直接指出唐太宗的做法不对，是在搞钓鱼执法。这个裴矩出身于官僚世家，历经北齐、北周、隋、唐四朝，可谓四朝元老，曾官至民部尚书等重要职位。裴矩对唐太宗说：“吏受赇，死固宜。然陛下以计绐之，因即行法，所谓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谊。”这句话中的“赇”（qiú）就是“贿赂”的意思，“绐”（dài）就是“欺哄、欺骗”的意思，“罔”（wǎng）就是“蒙蔽”的意思。在《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唐纪八》中，裴矩的话更加明了：“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针对唐太宗“钓鱼执法”行为，裴矩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司门令史接受贿赂，确实该杀，但是陛下派人用欺骗的手段去试探，就是故意蒙蔽陷害别人，这样做，不符合圣明帝王对臣下导德齐礼的古训。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裴矩用孔子的古训来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不当之处，也算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当代运用了。
李世民在听了裴矩的反对意见后，不仅不怪罪裴矩，反而很是开心，特意召集文武百官，对众臣说：“（裴）矩遂能廷争，不面从，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意思是说：裴矩能够当廷诤谏，不肯表面服从寡人，不搞阳奉阴违，假如事事都能如此，天下又何愁不治理！
李世民身边有魏征等一批忠心耿耿的谏诤之臣协助他打理江山，所以后来能出现“贞观之治”盛世景象，这与他勇于接受臣属谏诤之言、从善如流的开明政治作风有很大关系。
对于裴矩在唐太宗李世民身边敢于进谏的举动，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有评论，说：“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影）也，表动则景（影）随矣。”意思是说，君主圣明，臣下忠直。裴矩在隋炀帝面前是个佞臣，在唐太宗面前却忠于职守，这不是裴矩性格有所改变，而是君主如果不愿意臣下提缺点，则忠臣会化为佞臣；君主如果喜欢臣下提批评意见，则佞臣会变化为直言忠臣。由此可见，君主是表率，好像华表，臣下只是影子，随从而已，根子还是在君主身上。
正是因为裴矩的谏诤举动，使唐太宗李世民“钓鱼执法”行为没有得逞，从而也保全了李世民的清名。
与裴矩制止封建皇帝搞“钓鱼执法”目标相同的是，坚持秉公执法的古代臣吏形象，在史籍中也是俯拾可见。下面介绍几位，以飨读者君。
三．“清直之人”高道穆，棒破帝姊违令车
《魏书》卷七十七《高崇列传》记载，北魏大臣、洛阳令高崇的儿子高恭之，字道穆，以字行世，人称“高道穆”。高道穆的知识学问涉及到“经”“史”两大领域，满腹经纶，为人清高，“非名流俊士，不与交结”。高道穆胸怀大志，经常对知己朋友们说：“人生厉心立行，贵于见知，当使夕脱羊裘，朝佩珠玉者。若时不我知，便须退迹江海，自求其志。”意思是说，人生当立大志，有理想抱负，时刻做好由“江湖”到“庙堂”的准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当时的御史中尉元匡将高道穆召到自己麾下，“引为御史”。高道穆当上御史后，秉公执法，纠劾不避权豪。但后来因为其兄高谦之被害，心不自安，乃托庇于长乐王元子攸（即后来的北魏孝庄帝）。
等到北魏孝庄帝执政，高道穆先后被任命为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御史中尉兼黄门等职。他“外秉直绳，内参机密，凡是益国利民之事，必以奏闻。谏诤极言，无所顾惮。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
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仆射尔朱世隆因贵为当朝权盛，所以在“内见”皇帝时，有“衣冠失礼”之处，表现出对皇帝极不尊重。高道穆便依职掌，对尔朱世隆弹劾纠正，指出他的失礼之处，但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梁子。
有一次，孝庄皇帝的姐姐寿阳公主“行犯清路”，在皇帝即将出行的道路上驾车行进，负责皇帝出行时清理道路的“执赤棒卒”对其呵斥，要求其回避让道。但寿阳公主仗着是皇帝姐姐，不听指挥，继续驾车行进不止。高道穆见状，直接给士卒下令：“棒破其车”，将寿阳公主的车子用棒子打破打坏，扔到一边。
寿阳公主深以为恨，到孝庄帝面前泣诉告状。孝庄帝也无可奈何，只有好言劝慰公主姐姐，说：“高中尉是清直之人，他所行的是公事，朕岂可以私恨来责备他。”
高道穆后来见到孝庄帝，孝庄帝还未等高道穆说话，就抢先向高道穆检讨，说：“某天，家姊行路相犯，我是极以为惭愧呀。”
高道穆连忙免冠谢罪，说：“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独与公主而亏了朝廷典章，故以此负陛下。”孝庄帝回答说：“朕以愧卿，卿反谢朕”。君臣二人，关系融洽。
高道穆后来虽官至车骑将军，但最后还是被政见不一、彼此有私怨的尔朱世隆给杀害了。
四．“杀人有必死之令”，侍御史仲郢敢于推翻皇帝御旨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仲郢列传》记载，仲郢是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进士，先任秘书省校书郞，在礼法上很有研究，深得宰相牛僧儒赏识，后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五年后，又升为侍御史。
到了唐文宗李昂时代，当时有一个名叫李秀才的人在禁军中任职，他的老家在富平县，他诬告乡里有一个人砍斫了他父亲坟墓前的柏树，就用箭将那个人射杀死了。后被死者家属告发到了法司部门，要求以杀人罪论处。唐文宗因为李秀才在禁军中任职，是朝廷官员，御旨对他“决杖配流”，用棍杖打一通后，流放发配到外地，这样可以变相地把李秀才的命给保下来。
按照大唐法律，枉杀人者必须偿命。虽然皇帝出面包庇了李秀才，但仲郢仍然上奏，要求秉公执法，指出：“圣王作宪，杀人有必死之令；圣明在上，当官无坏法之臣。今秀才犯杀人之科，愚臣备监决之任，此贼不死，是乱典章。臣虽至微，岂敢旷职？其秀才未敢行决，望别降敕处分。”如果李秀才杀人案得不到公正解决，仲郢甚至做好了要求皇帝给自己处分的准备。
唐文宗又让御史萧杰来重新审视监察这个案件，萧杰也与仲郢的意见一致，坚持杀人必须偿命，必须处死李秀才。
唐文宗遂下诏京兆府“行决”，处决李秀才！朝廷上下，对仲郢秉公执法、守法的行为表示嘉许，对唐文宗果于采纳大臣不同意见的明君之举山呼万岁。
五．舅舅醉酒杀人，外甥王师范坚持“于法无所私”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七《王师范列传》记载：王师范的父亲王敬武在唐僖宗朝，官至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师范十六岁时，继嗣领军职衔。到了唐昭宗朝，李唐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内战连年不断，最后出现朱全忠“不忠”而取代李唐王朝，建立“后梁”政权，历史开始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在这过程中，王师范因维护李唐政权，与朱全忠的军队不断开战，站在了朱全忠的对立面，所以朱全忠在“受唐禅”当上皇帝后，将王师范及其家族二百人全部在洛阳处死。
当时，已经被朱全忠任命为河阳节度使的王师范正与家人宴享团圆，少长列坐，一派天伦之乐景象。当诛杀令及监斩使者到达王府时，王师范泰然处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者不善，他对使者说：“死固不免，予惧坑之，则昭穆失序，不可见先人地下。”意思是说，虽然我全家免不了一死，但是，担心全家被坑杀，胡乱埋葬后，会出现左昭右穆、长幼有序的辈份也给搞乱了，这样到了黄泉之下，他无法与先人见面。他希望刽子手行刑时，能够按照年龄辈分，一个个来。刽子手与使者当然同意了王师范临刑前的最后一个请求。
在妇孺一片哀号痛哭声中，王师范带头喝下永别壮行酒，王府“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王师范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豪迈气概，王师范全家二百口被依次活活屠杀的血腥惨烈场面，至今读来，仍令人怦然心悸，仿佛眼前出现了堆积成山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传递着撕心裂胆的哀号声！。
王师范这么一个性格刚烈、爱憎分明的人，却原来是一个喜欢儒学，严守孝道，“于法无所私”的人。
王师范的舅舅曾因醉酒而杀了人，受害家属上诉到衙门，要求杀人偿命。王师范知道后，一方面赔礼道歉，一方面也想通过“厚赂”即给受害方一大笔银两来补偿，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娘舅的性命给保住。但是，“诉者不置”,即控诉方坚不应从，要求杀人偿命。
作为朝廷官吏，王师范对家人们说：“法，非我敢乱。”意思是说，我不能也不敢带头破坏国家法律条文。于是，“乃抵舅罪”，将舅舅送到司法部门，绳之以法。
虽然如此，王师范的母亲对儿子这种做法十分不同意，毕竟被处死的是她的同胞兄弟，史书用“母恚之”三字体现王师范母亲当时的愤怒不满之情。
王师范一方面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一方面要对母亲尽孝道，于是，“师范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见三年，拜省户外，不敢懈”。王师范每天来到母亲居住的屋堂前，站立在堂屋门外，一天要来三四次，想来安慰母亲，向母亲请罪。但他的母亲坚决不想见他，母子二人僵持时间长达三年之久，比春秋时期的郑庄公与母亲武姜之间的隔阂还要深。
纵然如此，王师范也要坚持在母亲居住的堂屋外面，每天向母亲叩拜请安，一点也不敢懈怠，更不要说对母亲有任何怨言了。
在法与情之间，在孝道与正道之间，王师范做到了两者兼顾，既秉公执法，又严守孝道，直可谓千古一“师范”啊。
六．王化基向宋太宗献《澄清略》，“转运使”兼及清廉督查职责
惩处贪官，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现象，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强调重视的。这里再举一个宋代大臣坚持秉公执法、的例子。
据《宋史》卷二百六十六《王化基列传》记载，宋太宗赵光义时，王化基为进士，累官至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他曾向宋太宗献《澄清略》一文。针对时事，他从五个方面向朝廷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复尚书省、慎公举、惩贪吏、省冗官、择远官。
在第三部分“惩贪吏”中，他指出：贪吏之于民，其损甚大。屈法烦刑，徇私肆虐，使民之受害甚于木之受蠹。若乃用非其人而不绳以法，虽（伯）夷、（叔）齐、颜（回）、闵（子骞）不能自见。盖中人之性，如水之在器，方员（圆）不常，顾用之者何如尔。望令诸路转运使副兼採访之名，责以觉察州、府、军、监长吏得失，俟其澄清部内，则待以不次之擢，置于侍从之间。所贵周知物理，能备顾问，且足为外官之劝也。
这里的“採访”，就是指“诸路转运使”们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第一把手”为政得失、清廉与否情况进行调查督查。
王化基的建言献策，深得宋太宗喜欢，“太宗嘉纳之”，并予以施行，为赵宋王朝政权在早期能呈现清明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转运使”不仅要掌握一路（行政区域名，相当于明清的省）或数路的财赋情况，他们如同钦差大臣，要为朝廷国家敛财，还要兼及考察地方官吏清廉与否、维持社会治安、清点刑狱、秉公执法、举贤荐能等职责。
王化基为人宽厚有容，循规中矩，尊守法度，喜愠不形于色，僚佐有相凌慢不敬者，“辄优容之”，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与同僚闹无原则意见。他虽然官至中书省，位高权重，但坚持“不以荫补诸子官”，不为诸儿谋取一官半职。但他“善教训”，家教有方，故四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均有政声令闻。王化基后来官至礼部尚书，六十七岁卒后，朝廷“赠右仆射”。
束有春 2024年8月1日完稿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