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繁花》电视剧在央视热播，街头巷尾一片热议。人们津津乐道着剧中的阿宝、爷叔、玲子、汪小姐、蔡司令……也追捧着剧中独具上海特色的美食：宝总泡饭、排骨年糕、青鱼秃肺、红烧划水、粢饭团、定胜糕等，黄河路美食街老字号门前排起了一条条长龙……

　　《繁花》是金宇澄长篇沪语小说，2012年发表于《收获》杂志，引起文坛轰动。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繁花》被赞誉为史上最好的上海小说之一。

　　（图为金宇澄先生今年春节在黎里的“繁花书房”）

　　作者金宇澄祖籍吴江黎里。熟悉他的吴江人都知道金宇澄家学渊源深厚：母亲姚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是一位进步文艺青年；父亲金大鹏（1919-2013）出生于吴江黎里，1938年入党，曾是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上海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在《繁花》阿宝父亲的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作者金宇澄父亲的身影。阿宝祖父还对阿宝断断续续地透露过其父做了什么：“做情报，做地下党，后来，就蹲日本人的监牢了，汪精卫监牢……后来就跟阿宝姆妈，浙江地主家庭小姐结婚。”（《繁花》第25页）。而在金宇澄的《回望》一书中，我们则清晰地看到金宇澄父亲完整的传奇人生。

　　有人评价，《回望》就是《繁花》的昨天。

　　有人感慨，金宇澄父亲的传奇经历堪比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

　　下面，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寻金大鹏在吴江抗日中心——严墓的红色足迹。

　　一、早年求学失学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嘴登陆，杭嘉湖相继沦陷。此后日军沿沪宁铁路、苏嘉铁路、平湖公路长驱直入。11月中旬，吴江各城镇相继沦陷。日军实行点线占领，松陵、盛泽、震泽均有日寇据点，而地处江浙交界、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严墓（“铜罗”旧称，当时为吴江县第七区）四乡则成为抗日活动的中心区，国民党吴江县政府、县党部相继从松陵镇搬迁到严墓的章奥村。中共浙西特委、吴兴县委等地下党组织也先后迁至严墓。新四军军部、中共上海特科也派员到严墓开展党的地下抗日活动。严墓一度成为浙北抗日根据地。在这里汇集了无数抗日精英，演绎出了许多气壮山河的抗日故事。金大鹏就是当年其中的一位热血青年。

　　金大鹏早年在黎里小学求学。幼小的他崇拜有武艺的侠客，杀富济贫，除尽恶霸贪官，令人解恨。金大鹏常随身带着一只飞镖，是一位同学将铁钉打成镖头送给他的。金大鹏找了一块红绸系在铁镖尾巴上，放学后从学校后门穿出，踏上田埂，就掏出来练飞镖了。

　　在苏州纯一读完初中后，金大鹏又到震泽育英高中求学。高一读完，应读高二，但当时金大鹏家里已经付不起学费，于是转到嘉兴秀州中学再读高一（1936年-1937年）。秀州中学是基督教办的中学，对家境贫困的学生全部免学费。金大鹏勤工俭学，为学校事务处刻讲义蜡纸，从而免了学费和杂费。金大鹏在学校也参加了军训。当年的大学和高中均实施军训。学生戴大盖帽，身穿黄卡其铜纽扣的校服，式样与军装差不多。

　　1937年抗战爆发，失学的金大鹏回到家乡黎里。他和十多个学生每天去大庙里写壁报（纸张笔墨全由镇上抗敌后援会供应），报道抗战新闻，每日分别张贴在东西两典当行的墙上。沪战没爆发前，新闻报、申报都从上海寄来，他们抄写隔日新闻，沪战爆发后，邮路隔断，他们就收听全镇唯的一台收音机，记录下新闻后再写报道。写壁报的人男女同学都有，但最后能坚持下去的只有四五个人。后来，金大鹏又加入“黎里抗敌后援会”，他与后援会的周颂文（上海复旦中学青年教师）、杨赞珠（失学青年），在当地创刊《救亡周刊》（32开油印刊物）来宣传抗日，内容有时事、述评、诗歌、文艺等。这在当年黎里小镇上是很新鲜而轰动的事情，刊物在镇上由人公开发卖。后因周刊批评“消夏社”乡绅的醉生梦死，受到压制而停刊。

　　二、成为“武抗”成员

　　1937年11月13日，日军进占平望，吴江全境沦陷。1938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丁秉成（原名李愈秋）奉命到吴江开辟工作，其任务是：争取改造杂牌游击队，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随同前来的有刘子荣（大刘）、章燕（小刘）、华大闲（陈正之）、俞哲（周奋）、叶初晓（鲁秋生）、林风（南德钦）等“武抗”（全称为“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为党的外围组织）队员。由平望人沈月箴当向导。

　　沈月箴归丁秉成单线领导，专门负责情报工作。这位女战士因胆识过人、机智勇敢而被柳亚子先生誉为“吴江花木兰”。9月，沈月箴通过表哥毛啸岑的关系担任了国民党县政府的办事员。进入县政府后，她巧妙地周旋于上层人物之间，得到了县长沈立群等人的赏识，为收集情报创造了有利条件。丁秉成等“武抗”成员也成功进入国民党县政府常备队和政工队，丁秉成任政工队指导员。他们利用合法身份，广交朋友，宣传抗日，积极发展“武抗”会员，为立足吴江（严墓）打下了基础。1939年5月，丁秉成在严墓车家坝建立中共吴江支部，不久建立“武抗”吴江支部。

　　上图为金大鹏（化名金若望）手稿

　　19岁的金大鹏经沈月箴介绍，参加“武抗”，自此踏上革命道路。1938年，金大鹏在黎里开展抗日宣传，经华中局组织部审查，于当年入党。1939年，金大鹏来到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严墓。

　　然而此时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1939年8月23日,丁秉成、钱康民领导的“江浙太湖义勇军”遭到国民民党顽军六十一师和吴兴具常备队有预谋的包围袭击。丁秉成、钱康民英勇牺牲。

　　丁秉成夫人张琼英将情报向上级汇报后，上级指示特科在严墓的党员和“武抗”成员分批撤离吴江。沈月箴临走前通知金大鹏、肖心正留下，等候上海来人联系。适逢国民党江南行署举办特种工作训练班，通知各县选派人员前去受训。为了取得有利活动的职务，金大鹏争得机会，打入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冷欣指挥部的“特种工作训练班”，受训1个月，取得该部上尉情报员的合法身份，被派回吴江。于是金大鹏成为国民党上级机关派来的人，不受县政府管辖，凭着这“灰色”外衣，行动上得到不少便利条件，有效地掩护了自己。至冬天，上海特科情报系统在严墓只留下有较好掩护关系的金大鹏、肖心正等少数同志。

　　1940年2月，金大鹏、肖心正与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吴成方接上关系，继续开展情报工作。他们利用沈文潮（县长沈立群之侄，肖心正亲戚）担任县政府总收发和监印官职务的便利，收集国民党的反共密件、电令，经过密写，通过上海秘密通讯处或亲自送交吴成方。时间一久，沈文潮对他们经常取阅国民党上级来文的密件有所觉察，并主动要求参加党的活动。1940年8月，经上级同意，带沈文潮见了吴成方后，回来一起参加了情报工作。

　　1940年春，卖国贼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国民党县政府内顽固分子的反动气焰也日益猖狂，他们监视干扰共产党人和抗日力量的活动，形势向不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然而中共浙西特委和中共上海特科两个系统的党组织，虽然不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在工作中都以县政府和政工队为依托，在国民党县政府、县政工队及其严墓农村逐步建立了立足基点，并利用这一有利因素，相互默契，共同协作，领导群众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其间，金大鹏、肖心正向沈立群推荐，由思想进步、与我党关系密切的爱国青年俞清志接任三区区长，三区离敌占区重镇盛泽不到5公里（中间只隔1个三白漾）。三区逐步建立并成为严墓地下党的抗日基点。

　　在严墓期间，金大鹏曾与俞清志等战友一起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12月12日夜，俞清志带队，5人刺杀小队潜入盛泽敌占区，一名队员带路，两人把门，金大鹏与潘逸溪上楼，对大汉奸叶冠吾各开一枪，将其当场击毙。当时，叶冠吾是吴江县安清同盟会会长，而这帮人实际上是日军宪兵队豢养的以青帮流氓为骨干的鹰犬。

　　1941年4月，金大鹏与俞清志带队，带领多名战士攻打盛泽据点，因缺少经验和武器，未能打入市镇，但此次行动已造成满城风雨，日伪军为之恼羞成怒、惊恐不安。

　　三、宣传抗日救亡

　　在严墓，金大鹏与战友肖心正等人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他们一起创办进步刊物《敌忾》《义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

　　（图为金大鹏）

　　1939年7月，抗日文化宣专刊物《敌忾》月刊在吴江严墓镇创刊。它以宣传抗日、反对投降、反映沦陷区抗日青年的爱国热情为主旨。创刊号载有马希仁的《发刊词》、地下党员丁秉成的《纪念鲁迅逝死三周年》，以及马希仁、姚逊、庄绍桢等人写的抗战理论、时事述评等文章。封面上印有洪奔（林家春）的木刻《夜袭》。刊为16开铅印本，印数两三百份，由震泽印刷厂排印。由于在创刊号显著的地位引用《上海周报》的一句口号：“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为红色刊物，不准继续出版，因此，只出创刊号一期，就被迫停刊。

　　1940年6月15日，金大鹏与马希仁、肖心正等继《敌忾》之后，又在严墓创刊抗战文艺刊物《义旗》，内容有短论、国际问题、特写、散文、报告文学、诗、文艺创作、敌区通迅、思痛录等。至1940年11月12日，共出过6期，刊载的文艺作品有：老衍（马希仁）的《复仇》、沙宁（马希贤）的《苏皖行》、旋风（马希贤）的《吴门杀狗记》、阿琼（沈月箴）的《女警察》、一沙（沈月箴）的《炎夏的草地上》、沙星的《上战场》、金大鹏的剧本《毛维德》、肖心正的京剧小戏《抗日英雄章阿大》和小说《青风港》等。该刊由嘉兴新塍印刷所承印。1940年底，第7期稿件已征集准备付印，因时局紧张，未能印刷出版。

　　1940年秋，金大鹏、肖心正等，根据上级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和在当地发动更多青年投入抗日斗争的指示，设法联合了政工队在严墓镇上演戏，大唱进步歌曲，冲破了沉闷的空气，受到抗日青年的普遍欢迎。不久，政工队又在镇上召开“二五减租”座谈会，宣传减租减息，参加者有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严墓区政府等各界代表及当地青年。

　　国民党顽固派却叫嚷“县政府里有共产党活动”，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国民党江南行署又下令撤消苏南各县所属政工队，改为青年工作队（青工队），属县党部领导。于是政工队被解散。浙西的革命同志也因此失去了立足吴江的基点。为了把他们留下来，金大鹏设法担任青工队长，使政工队原班人马进入青工队。

　　1940年11月，金大鹏、肖心正等人又通过县税务局长马希仁举办了“税务人员训练班”。举办这个“税训班”的目的，是帮助更多的失业青年得到参加抗日的机会，施以政治训练，培养一批青年税务员，改善税务人员的素质和解决一些人的生活出路问题。而我地下党则希望通过“税训班”培养抗日力量，因此极力支持训练班。金大鹏他们积极活动，招收了二十多名青年学员。金大鹏同青工队浙西方面的朱闻礼、王化鹏商量，聘他们为教师，得到了全力支持。课程安排除会计知识外，着重讲解时事政治形势和历史知识。教材内容取材于《上海周报》、延安的《解放周刊》和《民主解放运动史》等革命刊物。开办“税训班”的风声，自然被反共势力获悉，路东凌元培（三青团吴江负责人）于某日突然来实地视察，向县长兴师问罪，认为“税训班”是共产党活动。此时，中统巡回教育团在严墓建立了吴江办事处，进行反共和收集我情报活动。为防止不应有的损失，党组织决定缩短训练计划。1个月后，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四乡稽征点，随同地下党开展民运工作。

　　当时，上海特科的同志与浙西地下党两条线还不能沟通，因此难以推心置腹地共同研究工作，但相互间配合默契。税训班结束后，形势逐渐恶化。金大鹏向浙西同志通报了情况，说明必须缩小目标的原因，而把原政工队的人员和受怀疑的外地青年全体转移到三区去，浙西的同志也同意这一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俞清志敢于接纳他们，也确实承担了风险。到了三区，所有人被分配到各单位。三区，一度成为地下党隐蔽活动的场所。

　　四、忍痛离开严墓

　　1941年3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吴江县政府内的顽固派也蠢蠢欲动，向革命势力进行反扑。设在严墓水家港村的浙西路东特委驻地迁移至浙江南浔镇，吴兴县委机关也撤离至浙江双林。

　　三四月间，国民党第三战区大批“忠救军”涌入严墓，新任县党部书记长王逸芝与“忠救军”紧密勾结，要彻底清查严墓异党活动。

　　（上图为金宇澄的父亲金大鹏（28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20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形势严峻，上海方面吴成方指示金大鹏他们尽快撤离。但也有人主张干掉王逸芝等五个顽固分子，三区区长俞清志自告奋勇执行这一任务；也有人主张搞暴动，甚至连名称也已起好，叫“吴江暴动”。为此，金大鹏、肖心正、俞清志、朱闻礼、凌文化、沈文潮以及马希仁的胞弟马希贤等十余人，借马希仁生日之名，到章浜马希仁家住处聚集商议。经过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分析，且上级已有立即撤退的明确指示，大家商量下来都同意停止暴动。深夜，众人散去，只留下金大鹏、朱闻礼、凌文化等人“内部”商议，并再次谈到“暴动”的问题，一直到天亮才统一思想。在充满悲愤而又紧迫的时刻，大家流露了同志间的深沉感情。最后，双方摊牌，说明大家都有“组织关系”，凡是能带走的青年，双方各自带走，全部路费统一向肖心正领取。这是中共地下党在严墓的上海特科系统和浙西系统的党组织人员第一次正式向对方公开身份后的商谈，也是分别前的最后一次谈话。

　　如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一样，金大鹏和战友们也时刻处在危险中。章浜会议后，苏浙特别支部书记朱闻礼决定，严墓支部的王化鹏、沈步青等人转移去新四军六师，就在他们离开三区驻地，准备经新塍去解放区的途中，突遭鬼子“清乡”部队的搜查，不幸被捕。因关押地点不明，党组织无法营救。后沈步青越狱，并带出王化鹏在火柴盒上向组织和同志决别的短诗《布谷鸟又叫了》，王化鹏因伤重无法行动被日军杀害。因情况危急，朱闻礼、陈友群、沈步青、姚慕征等奉上级指示去新四军六师；金大鹏、肖心正等则先后回上海。

　　三个月后，“严墓惨案”发生。曾与金大鹏并肩作战的沈文潮、虞仞千、袁璋、马希贤、俞清志等一大批革命志士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残忍杀害。

　　金大鹏回到上海后，受吴成方直接领导。他先后化名丁弢、程维德等，又继续在白色恐怖中潜伏，为我党搜集、传递重要情报。

　　（参考材料有：《战斗在水乡》《峥嵘岁月话桃源》，金大鹏《故乡琐忆》《黎里—苏州—震泽—嘉兴—杭州》，金大鹏同志复殷安如信、肖心正同志复殷安如信，金宇澄《回望》等）

　　（图为位于吴江黎里古镇中金家弄5号的“繁花书房”）

　　（姚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