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通过新华社的同仁，报史馆工作人员辗转联系上新华烈士黄君珏的儿子黄继佑。因黄继佑年岁已高，一直是黄继佑的女儿黄英代替父亲，耐心地与报史馆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了报史馆，其中新华烈士部分，陈列有黄君珏烈士的照片和简介。黄英表示非常感谢，并说：“奶奶的一生非常传奇，牺牲得也是轰轰烈烈。”
81年前的1942年5月下旬，日军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等机构发动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率报社机关随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外线转移。黄继佑的母亲黄君珏当时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会计及秘书主任。
黄君珏和报社部分同志隐蔽在太行山区的庄子岭一带（今河北涉县和山西左权交界一带），被日军发现，最后跳崖牺牲，壮烈殉国，年仅30岁。在这次扫荡中，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员工，和黄君珏一起牺牲的，还有包括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在内的其他45名烈士。
母亲牺牲时，黄继佑才出生三个多月，81多年来，他对母亲的思念从未停止过，并于2022年，母亲离开八十周年之时，写下了这篇《母亲牺牲八十年祭》，将对母亲的思念付诸笔端。这次黄英代表父亲将这篇文章交给新华日报报史馆，并同意公开发表，以承继先烈精神。
在国庆74周年及第10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让我们眼含热泪共读这篇祭文，缅怀先烈，触摸新华日报那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
母亲牺牲八十年祭
母亲牺牲已经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来，对母亲的思念从未停止过。我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变成了一个耄耋老翁，这种思念越来越强烈，直至不能自已。
八十年前的那个冬天，日寇的春节大扫荡刚被打退，《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同志们陆续返回驻地。队伍中，母亲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行走着。半路途中，在一块玉米茬子地边，一个幼小的生命便降临到太行山这饱经战火的土地上。“是我给你接生的，因为在这些女同志中，我最大，而且生过孩子。算是最有经验的了。”很多年以后，董玉馨阿姨这样告诉我，“我陪她在一个小村子里只休息了三天，然后就返回了驻地。你妈妈把你托付给山庄的老乡，马上就投入了工作。三个月后，你妈妈就牺牲了……”
我从小就没有了母亲。我多么希望能在妈妈的怀抱中，喊一声“妈妈”啊！但是这只能是一种奢望。小时候，大人告诉我，妈妈是烈士，是英雄，牺牲在太行山上。我并不懂得“烈士”、“牺牲”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妈妈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妈妈！你在哪里呢？
二十年后，我终于见到了妈妈！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官厅湖畔的一所小中学里教书。六二年的暑假，我回济南探亲。大姑把我叫到她家，拿出一张像片，说：“这就是你妈妈！”
黄君珏夫妇合影（黄继佑提供，下同）
像片上有两个人。左面瘦瘦的是我爸爸王默磬，浓重的眉，高直的鼻，略厚的唇，显得精明干练的样子。右边的女子短发，瓜子脸，淡淡的眉毛略有点弯，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既聪敏又温柔，嘴角微微上翘，露出含蓄的笑意。这就是我的妈妈吗？二十年了，我终于见到妈妈……像片只有小二寸大，泛着陈旧的黄色。背面有一行题字：“母亲大人：这是您儿子和儿媳的照片。您的儿媳已于1942年6月2日牺牲，刚三十岁。她的忌日也是她的生辰。”望着相片，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我咬紧牙，忍着泪，久久地沉默着，沉默着，心里默默地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
从此，这张相片便成为我最珍贵的物品，我小心地珍藏着，珍藏着。“文革”时期，我也没能幸免。但是，存在于心中的妈妈给了我面对困境，克服困难的力量。
“文革”后，拨乱反正，全国形势越来越好。我终于联系到父母的许多战友、亲戚、同学，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了解了母亲投身革命三十年的战斗历程。
我母亲叫黄君珏（原名黄维祐），湖南湘潭人。1912年出生于一个旧官僚家庭。我的外祖父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任孔祥熙的机要秘书，后来外放，做过几任财政局长。家庭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妈妈却不愿意过这样安逸舒适的大小姐生活，毅然投身革命。妈妈十四岁加入共青团，次年遭逢马日事变，长沙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妈妈被迫逃离长沙，十五岁的她夜渡洞庭湖，只身到上海求学。
黄君珏读书照
1929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
在复旦大学课余，与同学合影，右二为黄君珏
1930年，作为复旦大学女生代表，照片刊登于《图画时报》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上海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黄君珏复旦大学毕业照
1933年大学毕业后，又在同济大学读研究生，同时加入了共产国际领导的远东情报局，从事秘密工作。由于妈妈机智勇敢，胆大心细，工作卓有成效，受到情报局领导人华尔顿的器重。1935年，组织里出了叛徒，妈妈机警地掩护打入武昌剿匪行辕的刘思慕夫妇全家逃离了国民党特务的虎口，自己却被逮捕了。国民党为显示自己的“公正民主”，在武汉举行公审（即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妈妈在法庭上怒斥叛徒的卑鄙无耻，又掩饰了蒋学杰（原名蒋俊瑜，妈妈的中学和大学同学）的组织关系。后来蒋阿姨家交了一笔巨款终得以释放。妈妈被判处七年徒刑。我父亲则是由叛徒陆海防带领特务去逮捕的，后被判五年徒刑。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爆发。母亲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保释出狱。派往长沙开办妇女难民工厂，收容了许多流亡妇女，使她们在生活上有基本保障，也能对抗战有所贡献，父亲也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保释出狱，来到长沙，与母亲结为夫妻。
1938年，我父母被派往山东工作。临行前，妈妈跪在我外祖母面前，满面热泪地说：“妈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女儿要离开您去打日本鬼子，请您原谅女儿的不孝。”母亲毅然北上抗日，不料，此一去竟成永诀。
1939年，我父母被派往太行，起初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任编辑，次年出版社并入《新华日报》华北版。
《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敌后办报，环境艰苦，物资匮乏，危机重重。同志们齐心协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宣传抗战、鼓动抗战、指导抗战的重要阵地，是根据地广大军民不可一日或缺的精神食粮。因此，日寇对报社恨之入骨，把报社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报社的同志一面出版发行报纸，一面手握钢枪与敌人战斗，生活既艰苦紧张，又斗志昂扬，母亲很快就溶入了这团结紧张的战斗生活之中。
妈妈在报社经理部任会计师，主管报社的财会工作。在妈妈的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条例，完善了财会的规章制度，报社的一切经济开支都要经过她的审核之后方能投付使用，因此深得报社领导的信赖。妈妈还挤出时间给同志们讲授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她写的《关于抗日货币政策的实施问题》，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党的经济政策及边币、法币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剖析。发表在1940年8月7日的华北《新华日报》上。父亲在报社担任电务科长，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群众好评。他们二人曾被评为边区的“模范夫妻”。
在敌后办报，最大的危险来自于敌寇的反复扫荡。敌强我弱，为避其锋芒，每逢扫荡，报社都要“举家迁徒”。《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1月创刊，43年9月30日改版，四年零九个月的时间，报社大搬迁八次，每次扫荡都会给报社造成一定的损失。损失最惨重的是42年的五月大扫荡。在反扫荡中，左权将军壮烈牺牲，社长何云也牺牲了，报社共牺牲了46位同志，我的母亲也是其中的一员。
1942年5月，日寇纠集了三万兵力，对太行山区八路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实行所谓“铁壁合围”，妄图将我军一举歼灭。敌人在麻田、儒城、黄泽关一带的山区，形成半径25里的重重包围，进行梳篦式的反复清剿。战斗惨烈异常。经过几番撕杀，大部队冲破敌军包围，转移到外线作战。报社同志一部分随部队突围出去，一部分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妈妈生我后，一直未得休息，身体虚弱，未随报社同志行动，先期带领十几位同志隐蔽在庄子岭一带的大山中，白天藏身草窠山洞，晚上出来找些食物。
6月2日上午，日寇一支百余人的搜山队顺着西山梁过来，从北面的缓坡登上了庄子岭南面的小五台山，小五台山是由西而东的五个相连的小山峰，最东面的叫道士帽山，因其山顶方方正正像道士的帽子而得名。道士帽山的东面是一片悬崖，七、八十米高，百十米宽，如同一面巨大的墙壁，垂直耸立，高不可攀，悬崖中部，横贯一条尺把宽的小路，把悬崖分成上下两部分。小路两头，各有一小山洞，洞高不过一米，深不到两米。
黄继佑拍摄的道士帽山东面的悬崖
当时妈妈和医生韩瑞、电报员王健就藏身在北面的山洞中。敌人拉开大网似的队形，由西向东搜索过来，一面胡乱放枪，一面高声怪叫：“皇军看见你了，快出来！”同志们依托山石草丛与敌周旋，直到下午三点多，敌人终于发现了悬崖北面的山洞，发现里面藏着几个八路军的女战士，就想抓活的，不料刚接近山洞，只听“啪”的一声枪响，一个鬼子应声栽下悬崖。敌寇再也不敢靠近山洞，只好让汉奸在洞外喊话：“皇军看见你们了，快出来吧！”“皇军也优待俘虏！”……但是，《新华日报》的战士个个都是硬骨头，是决不会向敌人投降的呀！不管敌人怎样乱喊乱叫，回答他们的都只有一阵又一阵的沉默……就这样敌人进不了洞，妈妈她们也出不去，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直到太阳快落山，狡猾的敌人爬上山顶，用绳索吊下柴草放火烧洞。刹那间，洞口烈焰腾腾，洞内浓烟滚滚，同志们呛得快要窒息了。妈妈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妈妈握着枪猛地冲出洞口，向敌人连连开枪，高呼口号，耸身跳下悬崖……韩瑞和王健同志葬身火窟，壮烈牺牲。
黄继佑拍摄的在黄君珏牺牲地的照片
藏身在附近的同志亲眼目睹了母亲牺牲的经过，眼看着自己的同志面临牺牲却无力救援。他们的内心是多么悲痛啊！许多年后，王友唐叔叔对我说：“你妈妈她们一直坚持到晚上，很不容易啊！她跳崖的情形，我和你爸爸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没法去救……（当时他和我爸爸都负了重伤，被老乡隐蔽在附近的山洞中。）”
程庆丰叔叔告诉我：“是你妈妈她们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我们才能逃出来。我们都是文职人员，没有武器，你妈妈是干部，有一支枪。她曾对我说：‘我有一支枪，三发子弹，两发打敌人，一发留给自己，宁死不当俘虏。’你妈妈实践了自己的誓言，她死得英雄！”
1976年，我拿到了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上书：“黄君珏（维佑）同志系中国共产党党员，1942年6月2日在山西省左权县反扫荡战斗中跳崖壮烈牺牲。”这是党和国家对妈妈的最高褒奖。我亲手做了一个镜框，把烈士证镶嵌在里面。我深情地抚摸着烈士证，热泪盈眶，泪水中又浮现出母亲跳崖的场景：母亲跳崖时正值傍晚，其时红霞满天，映红了太行的群峰。
我妈妈牺牲在太行山上，我爸爸在太行负了重伤。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亲临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热土，凭吊牺牲的先烈，祭扫妈妈的坟墓，一尽人子之责。1986年5月，我有幸参加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来到了山西省左权县（原名辽县）麻田镇，终于踏上了我父母为之流血牺牲的这块神圣的土地。
好多的山啊！四面八方，重重叠叠，青绿色的山峰并着肩，排着队，簇拥着一直延伸到天际；悬崖绝壁处处可见，裸露的崖壁呈现着黑紫色、红紫色，特别触目惊心。212吉普便在群山的山坡边、谷壑间盘旋奔驰。只觉得怪岩峭壁扑面而来，又突然折向电掣而去。那天中午两点，我们离开左权，晚上八点才到了何业涉县的大岩村。当年太行军区白求恩第二模范医院就设在这里。离庄子岭还有八里，汽车开不上去了。第二天一早，向导郭二叔便带我们上山。近六十的人了，仍然精神矍铄，步履矫健。他是当年的民兵，原先就住在庄子岭上。出村向西，转过一个山腿，迎面便是五座险峻的山峰，当地人称之为小五台山。最东面的平顶巨峰叫道士帽山，母亲就牺牲在那里。九点多，我们来到了一片半坡，郭二叔指着一堆青石说：“当初，我们在崖下找到你母亲的遗体，就是抬到这儿掩埋的，怕山牲口祸害，又把这些石块垒在坟上，过了半个多月，才抬来棺木收葬。”郭二叔的眼睛湿润了，“我们对不住烈士啊！那时候，太难了……”我强忍着眼泪，轻轻抚摸着青灰色的石块，心里默默地念叨：“妈妈，您的儿子看您来了！”石块冰凉，湿乎乎的，默默不语，石块周围环绕着疏密相间的灌木，树叶间，偶尔透射过星星点点的阳光，更显得格外阴冷潮湿，石堆上流动着淡淡的雾气。
继续前行，便到了崖底。好高大的绝壁呀！七八十米高，百十米宽，陡直地挺立着，几乎和地面成90°角，城墙般矗立在我们面前。许久，我们才沿着石壁向上攀爬，上面用绳拽着，下面有人推着，在郭二叔他们的帮助下，我登上了悬崖。崖边有一个山洞，洞口高约一米深约两米，只能藏两三个人。洞口已经有些坍塌了，洞口边沿还可以看到烟熏火烤的痕迹。洞前是一条尺把宽的小路，横贯整个悬崖。我长久地伫立着，泪水在无声地流淌，眼前幻化出当年母亲战斗的情景。杂乱的枪声，熊熊的烈火，母亲挺身冲出，举枪毙敌，纵身绝壁……晚霞映红了整个天空。我伫立在洞口默哀，眼前看到是妈妈勇闯绝壁的英姿，耳畔仍轰响着妈妈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呼。妈妈临危不惧、勇于牺牲，用自己的生命体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勇抗顽敌的坚强意志。我为有这样的英雄母亲而骄傲、自豪！
八十年，八十年了，妈妈您离我而去已经整整八十年了！您知道我有多么思念您吗？我有多少话想对您说啊！妈妈，那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的夏天，我又去了太行，我到涉县烈士陵园，希望能找到您的陵寝。但是我失望了，那么多烈士的墓碑，却没有一块写着您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您和您的二十三位战友的坟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全部找不到了。无可奈何！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妈妈，八十年来世界已经大变样了，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赶走了小日本，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建立了新中国。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的，经过这些年的奋斗，我们的工业、农业、经济、军事各方面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是中国人！”说这句话的时候，真正是打内心里感到自豪！您和所有的革命先烈的血没有白流，您们的理想正在中国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变成现实，而且越变越好！
妈妈，咱们家只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万家庭中最普通的一个，咱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您的孙儿孙女都已成家，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工作的工作，学习的学习，都在为咱们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每逢节假日，我们全家九口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每当这时，我都要默默地看着墙上挂着的您的画像，是罗工柳叔叔为您画的，穿着整洁的八路军军服，军帽下面是一双睿智的眼睛。看着您的画像，我总觉得您在笑，在微笑，亲切的微笑，妈妈，您也在为我们高兴啊！
妈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黄继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