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入伏了。2000年前的阴历五月，大致应该是阳历的六月份了。更始于此年初匆匆称帝，挂起招牌，看似沐猴而冠，而实力不可小觑。但，当时的宛城并未被攻打下来，绿林队伍也繁杂纷乱得很。

　　人在长安的新朝皇帝王莽原本把进攻弹压的重点放在东部，以对付赤眉。现在才发现，南方的绿林似乎更为麻烦，威胁更大，因为刘縯刘秀兄弟的加入，南阳这帮人很难缠。已经年近七旬的王莽紧急动员人马组织力量集结部队于洛阳，待他催促王邑王寻挥动人众与严尤、陈茂汇合，兵锋前指，地动山摇，很快就抵近昆阳了。

　　号称百万的新莽大军如泰山压顶之势汹汹而来，南阳更始帝的决策团队对这一战略决战还认识不清，无力顾及。王凤、王常偏师弱旅，并无北上经略企图，遇到新莽大军不速而至，如此庞然大物，只好匆匆退守昆阳小城。近万人马局促一座平原小城，如何固守？所谓关塞、屏障，从何而来？昆水也好，澧水也罢，灰河也好，滍水也罢，都非天堑，投鞭断流，并非夸张。惟有依托城墙、壕沟而已。也就是说，昆阳之战，是一场遭遇战，是一锅夹生饭，是彼此双方都没有做好决战准备的仓促而来的大决斗。

　　但就是这样的一场滚雪球般的战场形势发展，这样的一场来自长安的将军们的战略误判与骄纵轻敌，到最终的半推半就优柔寡断贻误战机，却彻底断送了新莽王朝，把王莽也送上了不归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昆阳之战是刘汉复兴的奠基礼，是掘墓新莽王朝的大战场，不无道理。

　　昆阳之战，就新莽而言，前敌指挥最高指挥官是王邑、王寻，但战役如何进行，大的决策部署，应该都要听命于来自长安王莽的最高指示。王莽此时，看起来还能稳住阵脚，实际上已经方寸大乱，烂额焦头。他称帝上台十五年来，所谓托古改制，叠床架屋，朝令夕改，繁琐哲学，迂腐不堪，动作频频，内政外交，马不停蹄，花样翻新，令人缭乱眼花。面对质疑之声，天下骚然，他一味打压，禁止妄议，他身边的诸如哀章、扬雄等一批马屁精更是投其所好，毫无底线地吹捧逢迎，只报喜不报忧，让他闭目塞听，严重脱离实际，做出种种误判。王莽对手握重权的前线将领也是疑神疑鬼，多方掣肘。如此情势，众多将领心怀鬼胎，瞻前顾后，哪有什么斗志可言？哪有什么士气可谈？

　　更始帝的部队，也并非铁板一块，毫无问题。传统的说法，有豪强地主，有贩夫走卒，有流民无赖，有赤贫小农，四海五湖，乌合之众，面对新莽大军，一度惊慌失措，甚至还有主动投降之举。不过，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确是在这场生死较量中，身为太常偏将军的刘秀在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有人曾怀疑说，《汉书》《后汉书》大都是根据刘秀或者其后人讲述而来，刻意贬低他人，以突出刘秀神武，上天垂青，沪上戚文就是这样的看法。说到刘秀，他比王莽小40岁，血气方刚，精力充沛，脑子反应灵活，看起来他参加革命很晚，似乎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仗。唐太宗李世民就特别注意到刘秀的年龄优势，“朕观古先拨乱反正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是不要忘记，刘秀读过书，曾在长安五载，见过世面，知道人心、军心之要，也懂得基本的作战经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迅速成长，从而脱颖而出，一举成名。

　　实际上，刘秀在昆阳之战后，其政治环境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而是变得更为微妙凶险了。他并没有吃昆阳之战老本的资格。他的审时度势，他的善于隐忍，他的韬光养晦，让他到了洛阳之后终于得到机会前往河北而独当一面，一番博弈拼杀，反复较量，才最终在河北站稳了脚跟。他破降和收编铜马扩充实力，有“铜马帝”之称，他更是在昆阳之战的两年后在河北柏乡称帝。称帝之后的刘秀，哪有喘息之机？怎敢高枕无忧？青州张步、渔阳彭宠、天水隗嚣、益州公孙述，一一平定，殊为不易，大致用了十几年时间，方才天下粗定。也就是说，昆阳之战就推翻王莽而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就刘秀剪灭群雄一统天下来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至于刘秀在战后的历史反思、制度设计、秩序安排，则又是一个话题了。

　　昆阳之战持续时间至少有两个月左右时间。战争进行，比拼的是实力，是智谋，是勇气，也是意志力与耐心。刘秀如何出城搬兵，刘秀如何稳定士气，刘秀如何运用心理战，刘秀如何组织敢死队，还有大决战之时的老天爷帮忙，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凡此种种，战争过程，多有叙述。《资治通鉴》对此过程叙述简洁生动，极为传神：连胜，遂前，诸将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秀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易之，自将万馀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寻、邑陈乱，汉兵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伏尸百馀里。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赴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馀。士卒奔走，各还其郡，王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关中闻之震恐。我在《龙飞光武》中对此也有详细铺陈，此处不赘。

　　昆阳之战进行之中，刘秀的哥哥已经被杀，刘縯之死，非同小可。但，当时信息闭塞，估计刘秀并不知道这一噩耗。刘秀在昆阳城中与王凤、王常有一番惟妙惟肖的沟通细节，司马温公说得也很具体：诸将见寻、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阳，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刘秀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拔，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秀笑而起。会候骑还，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素轻秀，及迫急，乃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秀复为图画成败，诸将皆曰：“诺。”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凤与廷尉大将军王常守昆阳，夜与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时莽兵到城下者且十万，秀等几不得出。

　　刘秀最终度过难关，化险为夷，后来居上，否则，此后的光武中兴也就无从谈起了。昆阳之战结束，长安顿时大乱，王莽之死，令人唏嘘。自古以来，对王莽多为否定评价，但班固仍称他“王翁”，范晔在《后汉书》中也为他留下一席之地，而不是全然抹去，熟视无睹，他的脑壳居然还被保留到晋惠帝的时候，也是奇迹。但，近代以来，一些史学家称誉王莽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胡适则评价王莽为“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书生政治家，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盲人摸象，纷纭得很。

　　司马彪说昆阳之战，“至于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凭焉。发迹于昆阳，以数千屠百万，非胆智之主，孰能堪之?”范晔非常自负，他在《后汉书》里称赞刘秀“寻、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锋彗云。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赵宋何去非有《光武论》，他说，“方寻、邑百众之众以压昆阳，其视孤城之内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数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奋，身先而搏之，则其反视寻、邑之众者皆几上肉也，是以胜。虽然，是役也，人以其为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为能事也。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见大敌勇也，皆窃怪之。而不知光武为是勇、怯者，乃所谓能事而皆以求胜也。”

　　1060年初，三苏自巴蜀回汴京，道经叶县。苏轼写一《昆阳城赋》，文字不长，不足三百字，当年，父亲让我们弟兄们反复背诵过：昆战之战，屠百万于斯须，旷千古而一快。想寻邑之来陈，兀若驱云而拥海，猛夫扶辕以蒙茸，虎豹杂沓而横溃；罄天下于一战，谓此举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获，固以变色而惊悔；忽千骑之突出，犯初锋于未艾。始凭轼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纷纷籍籍，死于沟壑者不知几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窃，盖已旋踵而将败，岂豪杰之能得？尽市井之无赖。贡符献瑞一朝而成群兮，纷就死之何怪。独悲伤于严生，怀长才而自浼。岂不知其必丧，独徘徊其安待。过故城而一吊，增志士之永慨。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在南京建有十座庙，祭祀认可多人中，除了三皇、五帝、三王，秦汉以来，不过六位帝王，哪六位？刘邦、刘秀、杨坚、李世民、赵匡胤、忽必烈，后来，他觉得杨坚不够格，改成五位。在朱元璋眼中，刘秀还是很有点分量的，“惟汉光武皇帝延揽英雄，励精图治，载兴炎运，四海咸安。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也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曾在叶县生活过的元好问有一《定风波》，他有如此感慨：熊耳东原汉故宫。登临犹记往年同。底事爱君诗句好。解道。河山浮动酒杯中。存没悠悠三十载。谁会。白头孤客坐书空。黄土英雄何处在。须待。醉寻萧寺哭春风。

　　毛泽东关注刘秀，也很关注昆阳之战，他说刘秀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天翻地覆慨而慷之际，他有电文就南阳解放之事予以指导，还提到刘秀与他的28位干部。当然，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也都提及昆阳之战。毛泽东还有这样一段话，细说刘秀，堪称切中肯綮之论：人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刘秀是个例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在家读书，安分守己，一旦造反，倒海翻江。轰轰烈烈，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

　　曹操官渡之战，大体稳定北方。汉末赤壁之战，形成三国鼎立。淝水之战，南北朝基本上以淮河为界，直到杨隋。昆阳之战，刘秀粉墨登场，再度奠定刘汉基业，又存续195年，有光武中兴，还有明章之治，至于后来的惨不忍睹，党锢，外戚，阉党，刘秀又能负多大的责任？

王振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