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师从兜里拿出一条手绢，晃了晃，变出一根手杖，又晃了晃，变出一只扑腾的白鸽子：谁也不敢断言他接下来不会变出一辆卡车。

　　魔术师，诗人，都爱否定之否定。车前子亦能如此，他引导着近视的读者，让他们得出结论，很快，又让他们在相反的方向得出更多的结论。结论淹没了结论，车前子淹没了读者。

　　（车前子）

　　这个诗人，他生来就是为了否定和开玩笑——既向他者也向昔我——这样说来有点不敬，然而，他似乎很受用，估摸还拍了一下大腿。

　　比如，我们或可举出诗人二十岁时发表的作品，《城市雕塑》《以后的事》《三原色》和《井圈》，探其内在之独立思想，把他当作今天派的一个尾声——可是这个尾声有些调皮，有些随意，还夹带着一丝荒诞感，似乎又与今天派大不相类。

　　后来，就有论者出来，独拈出《三原色》，视为第三代诗歌的起源，并将今天派往远处推，直到推成“大宋宣和遗事”。

　　《三原色》，很多人喊不懂，其实也没有什么玄虚。儿童，大人，小矛盾，小对峙。两个人当然都可以放大，放大成前文化状态与文化状态，未命名世界与命名世界；两个人的关系，则放大成前者对后者的罔顾，此种罔顾，可以上升为异议、纠正和救护。放大后，想想，确有些蓝马的味道，难怪被人视为起源。

　　此后，车前子迎来《纸梯》时代，江南物象，个人玄想，成全了一种旧式的才子诗，高度趣味化的文人诗。

　　野鸽子、木船、河流、小小的果园、朱栏、杏花、白狐、雨花石、草蒲团、酒旗、琵琶声、鱼干、古老的木椅、红戏院，诸如此类，给八十年代酿就了几坛花雕。

　　且把宣和遗事，换了浅斟低唱。作品有好些，比如《藤花》《蒲团》《木雕》和《墨葡萄》，都有光，都有影，都是那么空灵倩巧。最难忘《一颗葡萄》，偏能流泻如丝绸，活泼如走珠。

　　看来，诗人拴好马，就要在这个驿站——我指的当然是“第三代”——住下来，喝喝花雕，睡睡懒觉。到天亮的时候，那些醉醒的人才发现，诗人已走啦，云深不知处呢。

　　在八十年代就要收尾的时候，车前子结识周亚平（故事马）、黄梵和路东（一村），他们以“反抗第三代诗作为起点”，热衷于对“文字主义”的讨论，后来组建了“南京大学形式主义诗歌小组”。

　　九十年代初，可能受到法国同名杂志《原样》（Tel Quel）的启发，他们创办了同名杂志，连续印行了两期。

　　车前子拿出《东方乡村目录》《简谱》《椅子片断》《庄园》和《工程广场字M》，后来又拿出《传抄纸本》。这批作品，有片断，有拼贴，有脱落，似乎全是无意义，全是“能指”（Signifiant）游戏，全是语言上的无政府主义。

　　（车前子与书法家李双阳）

　　“诗人作品中的自我，仅仅是一件艺术品。”车前子甚至如是渴望，由受众来参与和完成这个艺术品，以至于，连写作也蘸上了行为主义的油漆。

　　墙内开花墙外香。不久，特威切尔（Jeff Twitcher）就专门写出《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把 “原样诗派”介绍到美国。

　　剑桥大学的北极星——更加有名的蒲龄恩（Jeremy Prynne）——则将《原样》翻译到英国，名之《原样：中国语言诗派》。

　　中国语言诗，与乎美国语言诗，两者参差同时，前者并非后者的摹本，谢里（James Sherry）亦并非车前子的导师。

　　想来也是，汉语，英语，哪个更适合语言诗的写作呢？当然还是汉语。

　　（车前子）

　　车前子后来就回忆说，当时的内驱力，居然来自现代书法。现代书法，其大端，其要旨，还是文字主义吧。

　　取道于此，车前子通向了哪里？妙境和困境。困境亦无妨，只要有趣味。

　　无论如何，诗歌史必须补记几笔，为车前子，为《原样》，为中国语言诗。

　　写到这里，还有两个问题让人搔首：“能指魔术师”，会不会是车前子扮演的最后一个角色呢？他的水墨，他的书法，会不会也是“诗歌作为行动”？

　　（本文作者胡亮，生于1975年，诗人，论者，随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