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编 《全唐诗》

　　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在世界文学宝库中放射着中华文明的璀璨光芒。

　　在清代以前，唐诗以散本散册流行居多，缺乏系统性、集册性、规模性体系支撑，且散失散佚较多，这使得唐诗的保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需要整理、归纳、集册成书，方能流芳千古，永不凋敝。

　　唐朝覆灭800年后，有位皇帝担风袖月、卓尔独行，把编纂《全唐诗》之举视为己任，他就是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第二任皇帝康熙。

　　康熙皇帝像

　　具有“千古一帝”之称的康熙，在汤若望、陈廷敬、张玉书等重臣的辅佐、赐教下，由一名8岁登基的儿皇帝，茁壮成长为一代颇有建树的皇帝，实属难能可贵。

　　汉文化的博大精深，早在康熙幼小的心灵上就扎下了坚固的根基，他深知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统一的帝国，盛唐时不仅物质富庶繁华，而且文化繁荣，尤其是诗歌文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康熙喜欢唐诗、青睐唐诗、弘扬光大唐诗，成就了他铁定决心要编纂一部《全唐诗》的宏才大略，进而把唐代诗歌的文学成就，在他这一朝做个系统性梳理和汇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传诗学。

　　唐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宋、（金、辽）元、明诸朝，几乎没有一个皇帝有编纂《全唐诗》的举动和能力，唯康熙慧眼独具，遐思迩想，创造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足以彪炳千秋的文化工程奇迹。

　　康熙44年（1705年），爱新觉罗.玄烨，将唐诗经典集萃《全唐诗》的编纂工作，提上了重要日程。体现了康熙皇帝对汉文化经典之作唐诗的弘扬光大与重视。

　　因为，公元1705年跟超大型文化工程《全唐诗》启动密切相关，所以，这是个值得永久记忆的重要年份。

　　就在这年3月，康熙命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俞梅、汪绛、潘从律等10名才高八斗的大学士，编纂《全唐诗》。要求他们广收并蓄，精心编纂，早日集册成书。

　　大学士们生活在国泰民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康熙盛世，本就激情无限，压根不会辜负康熙大帝的期望。

　　他们立刻采取了收集（含碑刻拓印）、校对、作传、分类、造册等协作分工方式，投入了《全唐诗》编纂的繁忙工作之中。

　　御制《全唐诗》

　　首席编纂官、大学士彭定求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状元，尤精唐诗，知识渊博，具有较高编纂《全唐诗》的领衔能力。与此同时，彭定与编纂组成员们，十分重视前人研究唐诗的成果，以及将前人所做过的相关工作视为重要参考，兼容并蓄，为其所用，提高了《全唐诗》的编纂的进展速度，用只争朝夕，分秒必争来形容亦不为过。

　　大学士们在编纂过程中，参考和采用了明代学者胡震亨编辑的《唐音癸签》，清初季振宜编辑的《唐诗》模本。这些现成的资料，成了编纂《全唐诗》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尤其是季振宜的《唐诗》，带有作者小传，更是编纂《全唐诗》求之不得的可用材料。既有诗又有传的成书格局，也是康熙命大学士们编纂《全唐诗》的重点要求。

　　诗传文化，名垂青史，即便是在今天，康熙的这一编纂《全唐诗》的理念，仍是有其独特见地与长远构想的。

　　在10名大学士的共同努力下，仅用了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即1706年8月《全唐诗》编纂工作收官，呈送康熙皇帝总御览，聆听他的终审意见，一次性获得准许，《全唐诗》方得始终，一锤定音，应运而生。

　　于是，康熙皇帝利用他下江南巡视的机会，命江宁织造府曹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投入刊刻印刷，至此，《全唐诗》面世，成为康熙朝献给中国民族一部唐诗集大全之作，开天辟地，独领风骚，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康熙命上述10名大学士编纂的《全唐诗》，即唐代诗歌总集，规模空前，卷帙浩繁，共收录唐代（含五代李昱等诗作）诗人作品48922首，涉及有名有姓（含佚名诗作）的诗人2339人，全书合计900卷，另有查询目录12卷，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长、字数最多的诗歌总集。

　　从《全唐诗》的编纂程序来看，全书将《帝王》、《后妃》作品列其首位，《乐章》、《乐府》紧随其后，又以其年代为限，列出唐代及五代诗人姓名，并分别加附作者姓名。紧接着以《联句》、《逸句》、《名媛》、《占辞》等20余个叙诗项目为单元，完成了所有的编纂程序，至此，《全唐诗》横空出世，伴随历史脚步前行，直到永远。

　　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康熙朝编纂的《全唐诗》，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书中以讹传讹现象时有存在，留待后人矫正。

　　《全唐诗外编》

　　新中国诞生后的1960年代，重印出版《全唐诗》时，对其存在的错误，尤其是张冠李戴的巨错，以严谨传承的治学态度，一一给予纠正。随着错误的纠正，国家出版了《全唐诗外编》一书，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传承《全唐诗》的同时，对《全唐诗》的完善做出了极大贡献。

　　康熙、彭定求等10名大学士、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皆为《全唐诗》的编纂倾注了智慧与心血，共同铸就了《全唐诗》不朽的文学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