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4日《新华日报·艺坛》

　　清代金石学对书法绘画的影响研究

　　□ 顾伟玺

　　【摘要】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在清代及民国时期,产生了一批受到金石学影响的书画大家，其中尤以海派的崛起作为传统书画艺术振起的标志。本文从金石学的学术史梳理以及书画名家的作品风格成因的分析，论证了清代金石学对书法绘画创新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清代 金石学 书法 绘画 影响

　　云南勐仑绿石园情侣峰写生 124cm×316cm

　　2012年 顾伟玺 绘

　　一、“金石学”概述

　　“金石”二字作为相联结的词使用，也许始于《墨子·天志》或许更早些。其中《天志》云:“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但对这些雕镂金石的系统研究，相对要晚很多,虽然远在汉代因大量金石古器物的出土，也有人据此进行考证和研究，但能作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金石学”，应该始于宋代。

　　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说:“近世金石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至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扬。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壶，曰尊，曰盉，曰盘，日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卤，曰罍，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日斝，于古器铭词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山之差定之，然在今日仍无以易其说。”①除了专家学者著文指出金石学始于宋代外，其实宋代对于金石学考据、研究，甚至对出土古器进行完整的存目和统计，足以说明，金石学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学问的形成。

　　渔湾写生之小龙床飞瀑70cm×52cm

　　2012年 顾伟玺 绘

　　二、金石学的主要研究成果

　　金石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丰硕的，下面将主要列举一些与金石碑文等有关联，或在金石学学术史中具有重要性的代表性著述。主要有黄伯思的《东观余论》，洪适《隶释》《隶续》，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赵明诚的《金石录》等。金石学经过宋代的形成和发展，在元明走入低谷。至清代金石学进入研究的鼎盛时期，“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之滥觞。继此者有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学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洪颐煊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字释》，皆考证精彻，而王昶之《金石萃编》，荟录众说，颇似类书。其专举目录者，则孙星衍，邢澍之《寰宇访碑录》,其后碑版出土日多，故《萃编》《访碑录》等再三续补而不能尽。”②清代中前期金石学的兴盛，与期间金石学大家钱大昕、顾炎武、阮元及其他们丰富的著述有关。顾炎武除了《金石文字记》还著有《示古录》《石经考》等。钱大昕著有《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十驾斋养新录》《唐石经考异》等。阮元金石学著述主要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浙金石志》《山左金石志》等。阮元在《金石十事记》中，总结了自己从事金石学研究的十事说:“余裒山左金石数千种，勒为《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裒两浙金石千余各，勒为《两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积吉金拓本五百余种，余勒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事之三也；扬州周散氏南宫大盘，东南重宝也，岁丁卯，鹺使者献于朝，余模铸二盘，极肖之，一藏府学，一藏文选楼，事之四也；天一阁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为二，一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扬州甘泉山，得西汉‘中殿第廿八’二石于厉王冢，天下西汉石，止此与曲阜五凤石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书佐至诸城琅邪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汉府门之倅大石人二，仆于野，为樵牧所残，余连车运至曲阜矍相圃中，并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华山庙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残篆，吴《天发刘谶》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十也。”③阮元的《金石十事记》是金石学研究的重要史料。除了阮元的研究及其成果，钱大昕、顾炎武在清代中前期的研究，使金石学自宋代以后，形成了在清中期的兴盛和继起。

　　老山界246cm×123cm

　　2011年 顾伟玺 绘

　　三、金石学对书法绘画的影响

　　金石学对书法绘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既是金石学家，又是书画家的一些重要大家。钱大昕被评价为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王昶、阮元、王引之等学者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钱大昕的书法显见金石碑文的影响，于曹全碑影响最巨，其主要风格特点在于平淡静雅中，有坚凝的骨力和拙朴的意趣，形成清刚洒脱劲健的个人风格。顾炎武是清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句影响深远。其书法，虽多行书，但其书风面目，没有囿于雅淡清逸，而能点画间透出俊逸，结体中蕴含厚拙之趣，显见金石碑文的影响。钱大昕、顾炎武等人的研究成果及其书法上的拓进和影响，使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澂、何绍基、赵之谦及吴昌硕的继起成为必然。而他们既是学术大家，同时又以书法绘画引领时流，承续传统，并以金石学所蕴籍的学识修养，以及金石碑文的“金石气”的影响，从而拓展了中国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方向、艺术方式和语言形态。

　　渔湾写生之佛崖 70cm×47cm

　　2012年 顾伟玺 绘

　　金石学研究到清中期，因之大量的两汉以前碑刻的发现和研究，其碑版文字以及钟鼎等金属古器物铭文的坚凝劲健书风，迅速、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书法家们的艺术创作。特别是此时，金石大家书法家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贴论》，成为对传统书学新认知和新创见的代表著作。对传统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书，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李靖及崔悦、庐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洎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喜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今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谦精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④

　　关于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康有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余观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等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雋》、《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⑤即使如此，康有为与阮元的尊碑抑帖的观点其实是相同的，他在《广艺舟双楫》中称赞碑学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⑥又在《尊碑第二》中说：“晋人之书流传日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臂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⑦如此，金石学所影响的书风，造就了有清一代众多的尊碑的书画大家，“何绍基，赵之谦、张裕钊和吴昌硕是邓石如和伊秉绶后，清代后期书坛上最负盛名的碑学大师”⑧。

　　渔湾写生之老龙潭89cm×62cm

　　2012年 顾伟玺 绘

　　赵之谦与吴昌硕是海派绘画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绘画成就，事实上昭显了金石学影响的近代书风以及由书法融入绘画的金石画风形成的清晰过程。

　　赵之谦是理论家普遍认为受到金石学影响的海派早期大家，据史料记载“赵之谦17岁从山阴沈霞西学习金石学，勤奋钻研，学业猛进”。他的书法显见魏碑的影响，又取法 “爨宝子碑”的拙厚劲健之风。同时，在字的结体上更加追求生拙之趣。由此进而影响了其绘画风格。他中期以后的花鸟作品，于造型设境上更加向“碑”的意趣的转变，追求古、厚、拙，齐整中寓变化的风格特质，使作品从造型上追求简、整，笔墨上尚意于拙朴、沉厚之境。其后的吴昌硕，“出生于文人世家，幼喜刻印。……同时研习书法、篆刻。”吴昌硕与赵之谦，在书法篆刻、绘画方面，同受金石学的影响，而被称为“金石派”，相较而言，吴昌硕则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是“金石学”影响中国书画发展的重要标志。

　　龙潭假日 139cm×87cm

　　2013年 顾伟玺 绘

　　吴昌硕少时，受家学影响，开始研习书法、篆刻，稍长，专门研习汉印，受到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影响。其印文布局，受到篆书字体的规导，一改汉印“平整、拙朴、天真”之境，而以“对角欹斜”，或多留空白。与险中求稳，不平衡中求平衡，形成了“拙而朴、丑而美、古而今、雄而秀、变而正”的境界。因此，“以刀代笔”的“金石气”影响了吴昌硕书法用笔、结体和作品的整体面貌。他楷书始学颜鲁公，隶书主要取法汉石刻，尤以临习研究石鼓文成就最为显著，其中显见碑文金石气之影响，即便其行书也由汲取王铎的笔势，而深受北魏书风和篆书用笔的双重影响。吴昌硕的绘画，以书法用笔体现写的意味。同时，以其朴厚、富有金石味的用笔，借鉴篆书的结体，完成构图设境形式方法的创新和变化，实现了图式上的当代性，被论界公认为“完成了中国绘画由古典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变。”

　　综上，吴昌硕的书画总体上呈现三方面特点：其一，用笔以篆书笔意又能古厚萧散，枯湿躁润相间，得其富含金石韵味的生动意趣。其二，构图设境上，借鉴石鼓文篆字的形体结构，在画面中造势、造险，大开大合。显现跌宕、雄肆、豪放的风格特点。其三，作品墨色上一反时流之甜润雅淡之趣。而大胆使用色墨，使其浓淡相生，富含金石之生动坚凝，险峻超拨之趣味。

　　除了前文所述受金石学影响的书法诸家外，邓石如的《两汉金石记》等著述以及他的书风，还直接影响了同处于扬州一隅的“扬州画派”的艺术创作，形成了以扬州为中心的金石画风的振起，产生了金农、黄慎、邓板桥等为代表，受益于金石学蒙养和其艺术形式形态影响的书法绘画的新的发展形态和发展路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瀛洲记胜 139cm×87cm

　　2013年 顾伟玺 绘

　　至嘉庆时期，浙江的黄易、奚冈、陈鸿寿诸家，也继承金石学传统，继续致力金石学的研究，被称为：“晚清金石派绘画的先锋。”“它并没有走上如‘考据之学’那样‘重学轻行’的治学道路，却成为针对偏执一端的流行美学观念的矫世之行，反映了书画家对汉以前中原文化简朴古拙风尚性格的新认识和再发掘。”⑨

　　“黄易、奚冈等金石书画家，虽然在绘画上还没有从正统派的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但他们在研究、探索金石碑版并使之初步影响绘画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他们不仅是金石篆刻、诗文书画和学术著述上的多面手，而且是晚清书画美学观念变革的先行者，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研究者的姿态对三代的金石艺术进行整理、发掘和探讨,没有如晚清海派中的有些画家那样，将金石书画融会结合到高度完美的境地。”⑩

　　通过前文对金石学学术史的简单梳理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书法绘画影响的分析，清代金石学对书法绘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值得强调的是，金石学、碑学在经历晚清、进入民初的“海派”绘画时期，由最初对帖学的贬抑，以书画之学的兴盛为动因，在此时又因社会情境的影响而更加突显了精神性。金石气入书入画蕴含一种不同于贴学的中正清雅而显现雄肆刚强之风，这种雄肆刚强，契合了奋发自强，顽强不屈的人的精神，这也正是在海派绘画时期，中国沦为半封建半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的民族艰危时刻，金石碑文所标示的雄肆刚强，恰好成为书画家以书画宣泄精神性的语言形式。

　　金石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由最初对“镂之金石”以及其它古器物“雕镂之迹”以及考订证史，文学训诂等等，既有审鉴评定及审美性分析，又有考古学意义研究方式和内容，同时，阮元的所谓金石学“十事”又使之成为既重实证又兼考订辨析整理的特殊研究方式。金石学经由其学术史的演进，产生了大量著述和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一些金石学研究大家同时也是名重一时的书画家，这使得这一过程必然地“际会”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并以其学术性和金石气影响了传统书法和绘画的发展。

　　①王国维著：《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206页。

　　②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六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42页。

　　③阮元著：《金石十事记》，《碑经堂三集》卷3。

　　④⑤⑥⑦《中国美术史·清代卷上》，明天出版社、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388—403页。

　　⑧⑨⑩《中国美术史·清代卷上》，明天出版社、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294—391页。

　　注：本文作者为东南大学中国画院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