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西汉时期人，籍贯“庐江郡舒县”，应该就是今天安徽省舒城县人了。
《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年少时就好学，是个读书的种子，通晓《春秋》等儒家经书，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书生，后来到郡县担任小吏。汉代用人制度芳要是采用“察举制”“举贤良方正”来考察提拔干部，“科举”制选拔人才是到了隋代才有。到了汉景帝后期，文翁因有学识水平和很好的政绩，被朝廷统一调用，派到蜀郡担任郡守，相当于今天到四川省当行政一把手。
文翁在为政期间，仁爱为上，善待百姓，擅长做思想教育工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让等内容教导感化大众。他发现蜀地辟陋，民风蛮夷落后，就打算在诱导教化方面下功夫，改进当地民风习俗。
如何引导地方社会风气好转，文翁首先想到了干部是决定因素，而尤其以年轻干部的带头作用更为重要。于是，他就先从培养年轻干部人才着手，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作为郡守，他下令各地推荐一些在职的年轻小官吏，从中再选拔一些“开敏有材”、聪敏而又有才华的人，由郡府出资，把他们派送到京城长安去进修，直接向太学中的博士们学习经学、学习法规法令。当时被选中的仅有张叔等十几个年轻小官吏。
当这十几个年轻官吏出发赴京师前，文翁又亲自到场为他们送行并讲话，告诫勉励年轻人一定要好好学习，学成后回来为家乡建设发展服务、为老百姓服务。
为了减少郡守府开支，文翁又在当地购买了蜀刀、蜀布等蜀地土特产品，让张他们带到京城，委托考使“计吏”送给太学中讲授的博士，以作为学习费用。此举既为蜀地土特产做了实物推销广告，又用实物充抵了培训费，可谓一举两得。
这种用实物来抵充学费的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渊源的。春秋时期的孔子在教授弟子时，主张“有教无类”，把文化知识普及面向基层社会大众，只要学生以“束脩”之礼即带十条干肉送给他，孔子就算作是学生缴了学费了。
几年后，这些蜀地青年学子学成归来，文翁就让他们担任职务，在实践中锻炼提高，成绩突出的再向更高层级提拔。这些年轻干部到第一线工作后，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当地民风民俗的改善，他们中有的人后来被提拔重用到郡守、刺史等职。
文翁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提拔，既重人品，又重才学，品尝兼优，德才兼备，通过送出去培训的方法来加强年轻干部的文化素养，这在当时是具有创新意义，同时对后世影响很大。
作为郡守，文翁尝到了通过文化知识来熏陶培养干部、开启民智、管理好地方政务的甜头，于是有了更大的规划，他又在蜀郡治所成都市的城南地段，“修起学宫”，兴办“石室学宫”，由政府出资，创办公立学校“官学”，招收郡治所以外的四郊属县青年子弟入学，称为“学官弟子”。为使这些入学弟子能够安心学习，文翁下令，免除他们的徭役。通过官学集中学习培训后，再将其中学问好的官学弟子来增补郡县官员空缺；学问稍次的就担任孝悌力田，让他们主管基层的德行教化工作。可以说，文翁是中国历史上创立面向大众的“官办学校”第一人。
文翁经常挑选一些官学中的优秀学员在自己身边做事，言传身教，让他们见习熟谙政事。每次到各县巡查时，他要从学宫中挑选几个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优秀学生随行，让他们到基层去宣传教化法令，给他们提供更多在官府中进出、上传下达的学习实践机会，以扩大年轻官员的知名度。
地方各县官民如果能够见到文翁及由他带队的年轻官员们到来，都以之为无尚荣耀。很快，在当地形成风气，大家都争抢着要成为官学弟子，有的富翁甚至愿意花大价钱，以求能够成为官学弟子，但都被拒绝了。官学坚持由政府出资，面向大众子弟的教学培养。
除在成都兴办官学，文翁到巴郡、广汉郡等地兴办官学，积极倡导社会文明，引领社会风尚。
通过读书教化，果真使四川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喜人景象：巴蜀地区民风得到良性进化，读书学习成为社会风气，最后出现了蜀地生员到京城长安求学的人数和齐鲁大地比肩的喜人现象。
到了汉武帝时，朝廷设立五经博士，推广文翁在蜀地兴办官学的经验，命令全国的郡县都设立官学，以发展教育。每当这时，人们都不会忘记，是文翁开创了“官学“模式，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文翁终老在蜀郡成都，当地老百姓为他建立了祠堂以表纪念，岁时节日期间，前来祭祀的人是络绎不绝。人们普遍认为，巴蜀一带的人们能够崇尚文雅，完全与文翁当年推行教化、兴办官学的努力分不开。
文翁在成都创办的官学，后人名为“文翁石室”。她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所连续办学两千多年、未曾中断、未曾迁址的学校，今天的成都石室中学即“文翁石室”的前身。
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师”，因为他首创私塾，把接受知识的权利从少数人占有变成了人民大众拥有，那么，文翁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校长”了，因为他首创公立学校“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有时他还亲自为学生授课。
文翁是一位崇尚教育、以书育人、以知识改进民风的官员，同时还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的官员。据《都江堰水利述要》记载:文翁在蜀地任职期间，还曾带领人民“穿湔江，灌溉繁田一千七百顷”，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溉区域的官员。由于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使蜀郡出现了“世平道治，民物阜康”的局面。
文翁兴学的事迹一直激励着后来的蜀地官员去通过教化来引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历代封建士大夫们崇文重教树立了标杆，从而形成重视教育、兴办官学的传统。
据《北史》卷七十《辛昂列传》记载，辛昂在年龄很小的时候便显示出成人志向和行为。一天，有一个擅长面相的人对他父亲辛仲略说：“公家虽世载冠冕，然名德富贵，莫有及此儿者。”在西魏时，辛昂官至龙州长史，领龙安郡事。龙州四周都是山谷地带，“旧俗生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人的脾性及当地社会风气明显带有生硬难融的特点。辛昂到任后，“威惠洽著，吏人畏而爱之”，恩威并施，整顿吏治，社会稳定。辛昂后来调任成都令，此时的成都由于长期战乱，已经出现“风俗舛杂”特点，到任后，辛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诸生同僚一道前往文翁学堂举行祭奠活动，从先贤那里获取精神力量。
祭祀后，他召集诸生同僚及属下共欢宴，对诸生训话说：“子孝臣忠，师严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语，何以成名？尔等各宜自勉，克成令誉。” 辛昂的讲话，言切理至，诚恳感人，诸生等都深有感悟，表示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忠孝友信，不负令长希望。
这些地方官员回去后，又对父老乡亲们说：“辛君教诫如此，不可违之。”从此以后，大家自觉以先贤文翁的精神来激励自己，按照辛昂大吏的要求，从自身做起，带好管好一方，从而出现“井邑肃然，咸从其化”的良好社会风气。
辛昂因为政绩突出，不久就升迁至梓潼郡郡守。应该说，辛昂是从文翁那里学到了好的领导方法，懂得治理地方，安抚民心，发展生产，要以教化为重。只有民心向上，风俗向善，地方才能平安，经济才能发展，百姓才能过上安稳幸福生活。
隋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华夏版图最为动荡不安，官学因战乱而被迫关门现象出现，教育事业受到战火严重摧残。一直到了宋代仁宗时期，官方办学风气又开始逐渐振兴起来。这与宋仁宗时期的刑部侍郎、宰相晏殊等人的努力倡导有关。
据《宋史》卷三百一十一《晏殊列传》记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以刑部侍郎身份被贬知宣州，后又改为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在应天府，他高度重视书院建设发展，大力创办扶持应天府书院；力邀范仲淹到书院“以教生徒”，讲学育人，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自五代十国以来，学校屡遭禁废后，由晏殊再次倡导了兴办教育风气，与汉代“文翁兴学”再度实现了对接，并且在官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书院”形式出现了。
应天府书院又称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南都书院、南京国子监，其前身是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改升应天书院为府学，并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陪都，应天府书院又被称为“南京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座国子监级即国家级书院。
应天府书院与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合称宋初“四大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在宰相任上时，晏殊与枢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又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官学设教授。自此，京师至郡县都设有官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兴学”。这是对“文翁兴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时空划破，一直到清代，“文翁兴学”精神再度被挖掘出来而得以传承弘扬，且以兴办书院形式最为常见，《清史稿》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资料。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六《蒋攸铦列传》记载，嘉庆二十二年，蒋攸铦在任四川总督期间，重视人才培养，“重修文翁石室，兴学造士”，使四川一带崇文重教风气再度兴起。对贤能之人，蒋攸铦是“荐贤如不及”，深怕有用人才被埋没了，并且他所举荐的官员都能在事功名节方面有好的口碑。
《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五《张伯行列传》记载，张伯行是康熙二十四年进士，康熙四十五年由山东济宁道迁任江苏按察使。康煕四十六年，康熙大帝南巡至苏州时见到了张伯行，原来康熙皇帝早已听说张伯行“居官甚清”，是“最不易得”的地方官员，所以就亲自点名提拔他到江苏来任职，接着又擢升其为福建巡抚，赐“廉惠宣猷”榜。
张伯行在福建期间，不忘兴办教育，建“鳌峰书院”，置学舍，还将自己收藏的书籍拿出来，选择其中与先儒文化有关的内容进行结集刊布，定为《正谊堂丛书》，以作为诸生教学的教材。福州当地人原先热衷于祭祀瘟神，张伯行命将瘟神偶像毁掉，改为“义塾”祠堂，既可作为教民学习文化知识的场所，又是祭祀儒家文化集大成者朱熹的祠堂。
在《清史稿•循吏列传》中，有许多官吏都有注重兴学教化的政声，他们除了建坛庙、修文庙、建明伦堂、善堂、祠宇、先贤祠、置乡学、修学校、设义学，从事书院建设是其共同特点，他们希望以此来达到营造全社会尊礼贤士、弦诵声起、人心向善的社会氛围。有的官吏还亲自到书院、学校授课。
河南登封县县令张埙是江苏长洲（常州）人，康熙十七年授登封县知县，他一个人单骑马匹去上任。途中与登封县的官吏同宿一个旅舍，大家都不知他就是知县大人。在光明正大、平断讼狱的同时，他主持大修学宫，复建了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延请曾被封为少詹事、入值上书房、教授太子允礽书法、现因病辞归的耿介为老师，教导诸生学习程朱之学。并且从县邑治所到鄙远郊区，建立了21座官学，亲自“课童子”，以时巡阅，正句读，导之以揖让进退之礼，被百姓们亲切地誉为“天下清官第一”。
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刘大绅在嘉庆五年任武定府同知，他素来能讲学又能写文章，“在官公暇，辄诣书院课士”。引导士子学人知道“实学”重要，使地方风气为之一变。
乾隆五十四年举人邵希曾在嘉庆中，曾任河南桐柏县知县，他“慎于折狱”，办案速度既准确又快速，使当地诉讼情况愈来愈少。他利用朔望日即每个月的初一与十五到书院去“集诸生讲论”，像老师一样亲自为他们上课。同时“增书院膏火，募钱建义学”，增加书院老师的生活补贴，募集社会资金来办学。在经过经塾、蒙塾学习阶段后，将其中优秀学员送到来书院深造，从而使这一带“文教兴而悍俗渐化”。
道光六年进士云茂琦在任江苏沛县知县时，“课诸生，先德行，后文艺”，因讲课生动，内容上进，致使“邻邑闻风而来”，许多邻县的人也来听课，最后出现了“书院斋舍至不能容”现象，学生宿舍人都住不下了。后来他又调任六合县知县，针对邑中庙宇原先用于淫祀，就将其塑像毁掉，改建成书院。嘉庆六年进士际华曾任江苏兴化县知县，后来又调任江都县知县，兼署泰州，他也曾“毁淫祠百余区，改为义学”。
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徐台英在出任湖南省华容知县时，建“沱江书院“，并且“月自课之”，每月都在公务之暇，抽出时间为书院的士子亲自授课。
满清王朝自康熙年间开始，对儒学的重视已经成为国策，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兴建书院成了一种社会普遍现象，成了那个时代“循吏”的特点。
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在浙江鄞县建有“证人书院”，福建漳浦建有“月湖书院”，江苏吴地苏州有纪念吴县知县廖冀亨的“百花书院”。
雍正年间，广东普宁知县蓝鼎元建有“棉阳书完”，甘肃秦安知县牛运震建有“陇川书院”，甘肃平番县建有“皋兰书院”；另有“晋阳书院”“河东书院”，云南昆明建有“五华书院”，贵州建有“贵山书院”“鳌峰书院”，徐州的睢州建有“洛学书院”。
江苏溧阳人史绍登是大学士史贻直的孙子，乾隆六十年署云南文水知县时，建有“开阳书院”；乾隆五十四年进士伊秉绶于嘉庆三年任广东惠州知府时，建有“丰湖书院”。
道光二十一年进士牛树梅于同治元年任四川按察使，后以老病不出，主持成都“锦江书院”。
同治十三年进士孙葆田在任安徽宿松知县时，曾先后主持过“山东书院”“河南书院”，被学者们奉为“大师”。
中国古代享受知识教育、读书学习的权利，开始只是在奴隶主、封建主的特权阶层存在，贵族子弟们在到了一定年龄后，就要到“泮池”“泮宫”“辟雍”那种地方去集中隔离学习，原则不得随便回家。当时学习的内容主要为“礼”“乐”“射”“御”“书”“数”六门功课，称为“六艺”。自从孔子倡导“有教无类”教育思想后，平民百姓子弟开始享受到读书知礼权利，我们这个民族的国民素质正是在读书学习、再读书再学习的循环往复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传承，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久久为功、日积月累年复、终成博大精深之汪洋之势。
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代代传承下去，教育实为头等要务。因此，在满足社会上层或部分精英人物阅读需求的情况下，如何让广大平民都能够在继孔子“有教无类”后享受到应有教育，“文翁兴学”模式开启先河。嗣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通过官学中的府学、县学、书院以及义学、私熟等形式，使全民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传统在风雨过后得以延续发展；直至到了民国时期，受西方教育模式影响，公立、私立“学校”开始出现，同时又有教会学校出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的办学水平与教育事业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更上新台阶，国立大学、中学、小学机制建立健全，再辅之以“民办”学校，人人都有接受书本知识学习的权利，9年制“义务教育”更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有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深深地感触到，自汉代“文翁兴学”两千多年来，华夏崇文重教的强大文脉一直在坚强有力地跳动着、传承着，令人无比欣慰。
束有春
2022年4月1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