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成为牢牢占据两会“C位”的热词。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据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2023年数字未出）成为我国经济稳增长和促转型的重要引擎。要想与时俱进理解新质生产力，首先要从两个视角观察当前的时代背景。
从国际形势看，自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主要以西方国家为主导。而在近几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伴随绝对话语权的逐渐丧失和综合实力的拉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大力推动对华经济脱钩，并于2018年发动贸易战，尤其是科技封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想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2021年拜登执政后并未减轻科技封锁，反而大肆进行对华经济认知战，诸如“中国经济硬着陆”“中国经济衰落论”等论断层出不穷，影响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和国际形象，多方面的遏制使得国际资本对华投资趋冷和中国对外出口下降。
从国内经济看，改革开放后中国靠着“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实现经济上的腾飞，1978年中国GDP规模仅占全球经济份额的1.74%，而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变为17.2%。发展不光带来了GDP的增长，人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使得出口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抬升。在2006年我国出口占GDP比重为35.4%，到了双循环政策提出的前一年2019年，这一数字降至17.4%。人民收入的提高和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使得我国人力资源优势不再，以高储蓄、高投资、高产能为显著特征的旧有经济模式增长乏力，各跨国公司将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搬至越南、印度等地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经济已经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
放眼世界经济史，任何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想发展好经济，唯有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第一个优势是我国作为大国市场多、人才多、创新资源多，而且还有统筹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国土范围广，且不同地区经济存在梯次分布特征，有利于在国家内部就完成产业升级和有序转移，即先进产业可以逐步从东部向中部、西部转移，避免日本、韩国曾出现的旧产业无地可去被“一刀切”淘汰的窘境。同时需逐步减轻对土地经济的过度依赖，将过去的资金积累投入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去，对人才和产业进行科技升级和调整布局，全面延链强链补链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这也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进促稳”的内在逻辑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2022年底，美国OpenAI公司推出了一款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这一革命性产品迅速颠覆了人类对生产方式的想象。在大部分人对人工智能的认识还停留在“阿尔法狗”在围棋领域击败人类时，如今的人工智能只需工作人员输入简单的指令就能做出对应的成品，比如写作、绘画、编写代码、翻译、生成视频等。当世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窗口期，中国没有理由坐失良机，而是需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放眼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步兴起，如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截至2023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累计突破2000万辆、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总量全球占比超50%、第一批国家级战略新兴产业集群达到66家、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破5000亿元......总体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良好、前景广阔。这表明，中国有决心更有能力发展好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石是兼顾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党的二十大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需要我们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统筹好各地资源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而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发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可以对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免税或减税政策，也可针对能达到新技术标准（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产品发放补贴，充分发挥好民营企业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舆论环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自觉担负起社会责任。
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关键，这里的创新既覆盖了“从0到1”的新兴产业，也包含了以旧换新的产业升级。关于创新，经济学界一般认为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市场化创新，即企业家、科学家群体的组合创新；另一种是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推进的创新。在一般情境下，市场化创新由于处于各需求端前沿，体现出更灵活、更高效的优势，此时政府就不必亲自下场，致力于营造和维护创新相关的制度即可，比如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确保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具备长期稳定的法治环境。而在大国博弈产业或国家安全产业上进行的重大技术创新，由于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企业往往因难以接受失败的成本而驻足不前，此时政府就需承担起责任，加大扶持力度、提升扶持精度，设立专项资金集中稳定地投入以产生积累性效果，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规划引领、政策引导、金融支持等方式，串联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提升全社会的创新效率。
推动产学研协同深度合作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也是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必选之策。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三大件”，改革开放初期是冰箱、彩电、洗衣机，未来则可能是家用机器人、头戴式VR/AR设备、智能汽车等。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载体是产业，走得远的关键是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好产品。这需要我们做好从新科学发现到新应用技术，再到新科技产品的两步重要跨越。产学研深度合作是多主体围绕创新目标，打破地域边界、突破信息壁垒形成的多组织合作创新模式。企业活跃于经济和技术主战场，在洞悉科技浪潮、把握市场需求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各大科研机构、院校则汇聚了各学科研究前沿的精英和储备人才。这需要我们完善企业院校人才双向交流的机制，探索建立“政府统筹、企业承接、院校供给”的产学研融合模式，逐步组建体系化、清单式技术攻坚联合体，破除创新要素流动难点堵点，培育跨界融合、协同共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生态。（沈科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