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先生是我尊敬的长辈，也是我的良师益友。至今我都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从网上得知先生2024年10月1日在北京逝世后的万分哀痛，那一瞬间思绪中浮现的全是与他相处的美好片段，和蔼的面容、温厚的语调、严谨的思考与深沉的信念……一年过去了，无数次想为柳斌先生写点什么，却总在面对电脑屏幕时停住，我实在不敢轻易动笔，怕笨拙的文字留不住先生的模样，更怕没说出口的情愫，在字里行间泄了底，扰了这份藏在心底的怀念。

　　柳斌先生，原国家教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中共第十四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六届、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长期分管基础教育，对教育领域的热点、难点、痛点与堵点问题都有深入思考与研究，不仅是一位教育管理者，更是一位教育思想家、实践家。他的智慧、格局与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我。

　　我与柳斌先生的相识始于2009年11月。那一年，我所任职的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正在做校园文化建设。董事长王益民先生嘱托我，希望能请柳斌先生为学校题词，用以激励师生、树立精神标识。他叮嘱我：“柳部长极为关心民办教育的发展，若能得到他的题词，对学校将是一种莫大的支持。”事关学校发展，我责无旁贷，深感任务重大。正巧，那年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筹建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因工作缘故，我被推举为副理事长候选人，这为我创造了与柳斌先生结识的契机。

　　第一次见面，柳斌先生身着半新的灰色西装，态度谦和，毫无官架子。他专注地听我介绍学校情况，不时追问一些细节问题，关切之情溢于言表。当我小心翼翼地提出题词请求时，他微笑着说：“我考虑一下。”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心想这应该就是婉转的拒绝吧，看来校领导交办的任务是完不成了，顿感特别沮丧。事后有人好心点拨我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有空手办事的吗？这让我更加懊恼，后悔当时思虑不周。可万万没有想到，正当我想着该如何弥补过错时，却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柳斌先生的题词。那一刻，我心潮难平。王益民董事长也是喜不自禁，特地嘱我赴北京当面向柳斌先生致谢。

　　那天，再次见到柳斌先生时，他依旧平易温和。面对我的感谢，他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顾问，为民办教育做点事是应尽的责任。心意我领了，但其他形式的感谢就不要了。我们是做教育的，是育人的。要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蚀。你若真想感谢我，就把学校办好，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这番话语，铿锵而温润。那一刻，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到了“教育者”的气节——清正无私，行稳致远。

　　后来，因为我们对文学和艺术都有着共同的爱好，交往日渐深厚。柳斌先生将自己出版的诗文集寄给我，与我分享。他说：“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他的作品既歌颂党和教育事业的伟大，也直言批评社会上的不良风气，文字中始终传递着正能量，这也正是他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

　　国家教育部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亚太地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联合会主席陶西平（右一）为作者颁发聘书

　　2010年10月9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召开培训教育委员会成立大会，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发来贺信，我在会上当选为副理事长。会后，柳斌先生笑着对我说：“现在我们是同事了。”语气轻松，让我倍感亲切。那时他已是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总顾问，地位尊崇，但待人始终谦逊真诚，这份平易更令人敬佩。

作者出席“2011亚洲教育论坛暨欧亚教育合作会议”

娄勤俭（左）

景俊海（右）

　　2011年9月23日上午，作为“2011欧亚经济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亚洲教育论坛暨欧亚教育合作会议”在西安拉开帷幕。来自哈萨克斯坦、尼泊尔、比利时、美国、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前政要、国际组织代表、驻华使领馆、基金会代表、院校代表、企业界代表近200人汇聚教育论坛，共同探讨欧亚教育合作与发展。我应邀以全国工商联民办教育投资商会副会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和与会代表分享了宿迁泽达学院“让高雅艺术走进百姓家”的经验，受到广泛赞誉。会后，柳斌先生特地对我说：“你们学校的做法很好，很有意义。”他的肯定让我久久振奋，这可是来自一位教育家的认可，对我们民办学校来说，绝对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托举。

　　2012年3月14日，我作为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接受了搜狐教育频道的邀请，出席《圆桌星期二》教育的承诺两会最强音高端访谈。在访谈中我谈到：“《民办教育法》出台以后，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完善之处，给民办教育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带来困扰。民办教育者投入以后到底要不要回报？投资办学者十分困惑。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以后民办教育办下去，大家都不知道它的主体是什么，它能给社会带来什么……”这次访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后来在一次会议上，柳斌先生对我说，“你在搜狐教育频道的《圆桌星期二》高端访谈中讲得很好，讲了许多民办教育者想说又没敢讲的话，后生可畏!”

　　2013年10月25日，我再次以全国工商联民办教育投资商会副会长的身份，出席了在成都召开的“2013亚洲教育论坛年会”。这次会议规格极高，聚集了包括尼泊尔前首相比斯塔、韩国前总理李寿成、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等在内的中外政要和教育界重要人物。会上我作了题为《市场需求与艺术人才培养》的发言：主张高校要顺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艺术教育要适应服务社会发展需要，要增强学生的实践力与创造力。发言引起强烈反响，会后媒体广泛报道。

　　不久后，我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又见到了柳斌先生，先生笑着说：“你在成都论坛上的发言非常好。”短短一句赞许，却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激励，原来先生一直将我们这些基层民办教育工作者放在心里，一直关注着我们的心声。写到此处，我心头一热，眼角发酸，仿佛还能感受到那话语中包含着的温暖。

　　2014年4月21日，好友蒋庆锁得知我和柳斌先生很熟悉，特地来找我，请我出面，请柳斌先生为“连云港市外国语学校”题写校名。好友之托，无法拒绝，而且为学校办事我是很愿意的，所以，便冒昧地通过微信向柳斌先生请示。因一时疏忽，我在信息里犯了小错，把“外国语学校”错写成了“外国学校”。数日无回，我忐忑不安地打电话询问。柳斌先生笑着调侃：“我查了半天，连云港哪来的‘外国学校’？是不是应该为‘外国语学校’？”闻听此言，虽和先生远隔万里，我还是满脸通红，连忙道歉。电话那边传来宽厚的笑声：“下次认真点吧，我今晚写，明天寄给你。”几天后，那幅“连云港外国语学校”的题字寄到，笔力遒劲，如其为人。后来，题词被镌刻在学校的西门之上，成为连云港外国语学校的标志。

　　2015年，在市教育局局长王家全的支持推动下，连云港市筹建成立“连云港市艺术教育家协会”，想通过协会来促进当地社会艺术教育的规范发展。很快，本市从事艺术教育的工作者们纷纷加入，专门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同仁们一致希望我能请柳斌先生为协会题写匾额。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我试着给柳斌先生发去微信。原以为他会以公务繁忙为理由拒绝，毕竟地方性社会组织和学校还是有差别的，但没想到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先生的支持给了我信心，随后，我又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厉无畏，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著名教育家顾明远为协会题字鼓励。成立大会上原市政协副主席俞向阳当选为协会主席，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董春科、教育局局长王家全等领导均到场祝贺！

　　领导的支持是协会发展的动力，协会成立后连续举办了三届艺术教育发展论坛，一时间影响力剧增。在我们协会的影响下，徐州、宿迁也相继成立了艺术教育家协会，为当地社会艺术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可能是协会活动开展产生的影响力抢走了其他协会的风头，让个别人心生不满，后来市教育局领导调整后，协会工作就开始困难重重，年审时层层受阻，时间长了，大家便渐渐失去了信心，不再强求了。现在想想我还是有些后悔的，如果当时我们想想办法，找到有关领导当面说明情况，也许协会还在正常开展工作……后来每次想起此中细节，心里总觉得对不起柳斌先生，对不起那些曾对协会寄予厚望的领导和同行。

　　挫折能激发人的斗志，2017年，我利用赴京参加活动的机会，特地去拜访了柳斌先生，并向他汇报了想筹建“江苏省艺术培训促进会”的想法。他认真听完，说：“这是一件好事，我支持你，艺术培训涉及范围较广，从业者也不少，目前在社会上还是比较分散的，成立这个协会，可以帮助他们良性发展，逐步走上正轨……”先生的鼓励让我再次笃定信心。2018年，协会正式成立，柳斌先生为协会题写：“梅兰竹菊荣大地，徳智体美育新苗”。协会成立后，在柳斌先生的支持下，在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有26项社团团体标准被国家标委立项。

　　这么多年来，与柳斌先生的每一次相处，都是一次精神洗礼。他的幽默与宽厚，让人如沐春风；他的认真与节制，则让人心生敬意。他身上那种干净、坚毅、又带着文化厚度的气质，是我长久学习的榜样。

　　与柳斌先生的交往，让我逐渐理解了他思想的深度——他不仅是一位教育管理者，更是一位时代的启蒙者。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便是提出并推动“素质教育”理念的形成与落实。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教育的“单一化倾向”。在应试体制的长期主导下，教育被裹挟进分数的逻辑，教师为分数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教育的根本——“育人”——被边缘化。1987年，他首次提出“国民素质教育”的概念，明确指出：“基础教育不能办成单纯的升学教育，而应当是社会主义公民的素质教育。”这句话后来被无数教育工作者引用，它像一束光，照亮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彼时“应试教育”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信仰，而他敢于逆流而上，呼吁回归教育的本质。那是一个勇敢的表述。他的远见、胆识与担当，奠定了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在随后的十余年间，柳斌先生持续深化“素质教育”的理论建构。他将理念化为系统的教育思想，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素质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面向全体学生，追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他主张教育要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办事、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创造”，并建立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

　　在他看来，素质教育的目的并非取消考试，而是让教育从功利中解放出来，回到人本与价值的层面。他曾多次强调：“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人格的养成，是激发生命活力的过程。”这种理念，既有现实洞察，也有哲学深度。

　　1998年，他出版《柳斌谈素质教育》，次年又出版了《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系统汇集了他多年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与讲话。在自序中，他写道：“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一场极深刻的教育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这不是夸张，而是清醒地判断。因为教育改革的背后，牵动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人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社会需要怎样的人，这才是教育真正的命题。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素质教育”正式确立为国家教育的指导思想。理念终于变成了国家意志，而这背后，正是柳斌先生数十年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然而，他并非盲目的理想主义者。作为教育体制的深度观察者，他清楚地看到素质教育推进中的艰难：高考制度的指挥棒、社会功利化的压力、教育资源的失衡——这些问题像看不见的藤蔓，缠绕着改革的脚步。他曾痛陈：“把考试搞得如此神圣，把分数搞得如此神圣，把教师压得如此难堪，非国家民族之幸。” 这句看似冷峻的话，其实是一个教育家的痛心疾首。

　　他相信，教育的核心是人，而非制度本身。制度固然重要，但若人的教育观念不变，改革便只是形式。他的思想在当下依然警醒：教育的归宿，不在分数表上，而在灵魂的成长中。

　　除了理论上的开拓，柳斌先生更是一位教育制度建设者。他深知理念要落地，必须靠法治来保障。担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期间，他主持制定并出台了《义务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义务教育的地位，为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奠定了根基。此后，他又主导了《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的起草，亲自参与《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的制定。可以说，中国现代教育法律体系的架构中，处处有他的心血与思想。他始终主张“顶层设计与基层需求相结合”，强调教育立法不仅是管理工具，更是价值宣言——它要保障教师的尊严，要维护学生的权利，要引导社会重新认识教育之于国家的意义。

　　他常说：“教育改革不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国家的系统工程。” 这句话后来也被无数教育专家引用，但他最早提出时，是在一次并不起眼的会议上。当时他掷地有声地说：“教育的根不稳，民族的未来就会失衡。”那一刻，许多人动容。

　　晚年，他依然关心中国教育的走向。2018年12月，在第七届中国教育家年会上，他再度谈到“好教育”的标准。他说：“基础教育阶段的好教育，就是要把素质教育进行到底。”这既是信念，也是宣言。尽管年事已高，他的语气依旧坚定。

　　他清楚地看到，当分数与排名成为全民狂欢的焦点时，教育的初心正被慢慢蚕食。而素质教育的意义，正在于唤回那份初心——让孩子成为完整的人，有思想、有情感、有创造力，也懂得善与美。

　　他的一生，正如他倡导的教育那样，朴素而深邃。他从教师到教育局局长，从副省长到国家教委副主任、总督学，始终心系教育，笔耕不辍，躬身实践。他懂教育、善管理、勤思辨，口才出众，文笔生辉。无论在政策制定层面，还是教育思想领域，他都是那个时代的中流砥柱。

　　犹记去年今日，先生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我久久不能平静。那一刻，许多和我一样的教育界人士，心里都是空落落的，仿佛共同失去了一盏明灯。柳斌先生用一生的信念与行动，为中国教育树立了精神的坐标。他曾对我说过：“一个人留下的，不是头衔，而是精神。” 如今，这句话成了他最好的注脚。

　　他走了，却没有真正离开。素质教育的理念仍在延续，教育立法的基石仍在发挥作用，他的文字与思想仍在无数教育者心中闪光。正如他所说：“教育不仅是知识，还应该是爱，是真，是善，是情，是美，是生命活力，是人生智慧，是家国情怀，是崇高理想。” 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何为信仰、何为担当、何为教育的灵魂。

　　缅怀柳斌——他是中国素质教育的开拓者，是教育公平的守望者，更是一位真正懂得“育人之道”的智者。历史会记住他，教育会延续他，他所播下的光，将照亮更多后来者的路。

　　2025年10月1日于天乐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