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著名教育家、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即晓庄师范）校长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主张，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他提出了著名的“四个一百万”目标，即“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1929年，应安徽同乡吴俊卿邀请，陶行知派出晓庄学校学生李友梅、吴辅仁、蓝九盛3人到淮安办学。3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到淮安后，凭借陶行知的威望，很快就在淮安河下古镇莲花街的新安会馆旧址上办起了晓庄师范苏北试验学校——新安小学，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学生们在学习算术、国语、美术、音乐、科学等课程的同时，还要参加劳动：学砌墙、编蒲包、养家禽、做粉笔……这样，新安小学成了陶行知教育主张的重要实践场所。1930年春，陶行知委派晓庄师范学生汪达之到淮安接任校长。坚持艰苦办学，陶行知特地为汪达之等新安小学的同志题了一副对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一·二八事变后，这三名地下党员教师奉调到上海工作。新任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挑选了七名家境贫困的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实地参观和体会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战绩，加深爱国主义思想”。该团于1933年初到达上海，深入到工厂、学校去卖报、演讲、唱进步歌曲，进行爱国救亡宣传。这次活动虽然只有几十天，但极大鼓舞了该校师生爱国热情。
（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汪达之遂与上海生活教育社的同仁进行沟通。当时生活教育社的主要负责人丁华、王洞若等人，既是陶行知的学生和密友，又是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中共地下党支部的主要成员。他们经过研究认为，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采用“旅行团”的名义，对外以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主张和宣传孙中山“唤醒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教为宗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935年10月10日，汪达之校长决定带着孩子们组成新安旅行团，抱着“就是讨饭也要出去宣传抗日”的决心，从淮安出发，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毅然走出学校，走向全国，以长途修学旅行的方式，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团结民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
首批新旅团员共14人，最大的17岁，最小的仅12岁。每人一双草鞋、一把雨伞、一只小挎包，一套电影放映设备、几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抗日救亡歌曲唱片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到南京后，新安旅行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希望政府支持他们到各地宣传抗日救亡。但这些正当要求均被拒绝，国民党中央党部竟将反动军队在江西“围剿”红军的纪录片送给他们，他们立即给退了回去。
1936年5月底，新旅在安徽巢县、合肥，浙江杭州等地活动后，到达上海，还吸收了几名新团员。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在一些著名学者和艺术家的指导下，接受了比较全面的文艺培训。中国话剧和电影的开拓者洪深、戏剧学家张庚、哲学家艾思奇、经济学家孙冶方、音乐家冼星海、作曲家吕骥等，都给他们上过课。团员们的文艺素质得到提升，宣传抗日救亡的水平大大提高。
1936年12月，中共地下党组织“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问团”，新安旅行团3名成员参团赴绥远慰问，给前线的将士们以很大鼓舞。1937年春，以新安旅行团为主体的“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再次北上，途经北平时，2名团员因身体原因，留在中共的一个地下联络站休养。二人多次出色地完成送信任务。
1938年2月，新安旅行团到达兰州，3名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同年6月底，遵照周恩来“从抗日全局出发，尽快到武汉去”的指示，旅行团经西安到达抗战重镇武汉。旅行团以文艺为武器，参加武汉三镇抗敌歌咏大会和救亡文艺晚会，在闹市区搭建献金台筹集抗日资金、演讲抗战必胜的道理等，不分昼夜地进行宣传和演出。鉴于其重大社会影响，国民党妄图整编他们，后又在活动经费上故意刁难，企图逼迫旅行团解散。在周恩来的帮助和支持下，新安旅行团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同时也解决了经费问题。直到武汉军民大撤退时，汪达之还带着团员们坚持到最后。陶行知后来赋诗赞扬“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此“一群小好汉”就成了新安旅行团的群体形象。
1938年11月，新安旅行团经长沙抵达桂林。新安旅行团经过公开招考，招收了一批新团员，并按年龄和性别下设了儿童部、少年部、少女部、青年部，还增设几个分团（也叫工作队）。一时间扩大到600多人，各项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产生的社会影响更大了。作为当时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桂林成了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在这里，“新安旅行团”因地制宜开展“岩洞教育”，由团员们做“小先生”，教当地孩子读书写字，了解国际形势。至今，桂林七星岩洞壁上“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的标语还清晰可见。
1941年皖南事变后，桂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总干事张平等，都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团员们分批经湛江、香港、上海抵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1年5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在盐城接见了首批抵达的新安旅行团代表，高度赞扬他们跑遍大半个中国宣传抗日救亡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他们“发扬民主精神，把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民主中国的实现奋斗到底”。在新四军军部和中共苏北区党委的领导下，新安旅行团成立了盐阜区儿童团总部，并在各县建立了儿童团分部，指导各区、乡、村儿童团工作。在涟水县恢复了新安学校，培训儿童团的骨干。在盐城、淮阴等地创办《儿童生活》《华中少年》《儿童画报》等刊物，介绍交流各地儿童团的活动情况和工作经验。
到1944年冬，已组织起18万名儿童团员。他们演戏剧、做演讲、出板报、办报纸，积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配合地方民兵站岗放哨、查路条、除奸捉特，成为新四军和地方干部的得力助手；组织“小先生工作队”，利用农闲时间教农民识字……这时的团员们已经换上了新四军军装，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新安旅”。盐阜区广泛流传着一句话：“盐阜三个旅，七旅八旅新安旅。”
抗战胜利后，新安旅行团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工作情况，毛主席亲笔复信，鼓励他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202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淮安市新安小学5（8）中队的少先队员回信，回信中说，你们学校是“新安旅行团”的母校，当年，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团”不怕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希望你们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来源：《江苏省志·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纪略》、《江苏地方志·红色地名》（2021年增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