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情结

□ 胡子文

　　“二里”是一个地名，它在苏北农村，是我家上世纪60年代“下放”的地方。

　　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因参加“七五届高中毕业四十年同学会”的机缘，如梦一般，又回到了二里。那天下午，我站在一大片庄稼地的路边，站在春风里。这一处稍高的土地上，原本有我家的三间土坯瓦屋和西侧厨房，是当年政府出资，由生产队出人手帮助建造的。屋子的东面，可以一眼看到我们生产队的房子和牛屋，前面的大路直通公社的街上；屋子的西边，是一条流经南北的沂河，很宽阔，每天有船拉着汽笛通过。如今，大河还是潮起潮落，我家的老屋子早已没有了，那里的一排香椿树更没了踪迹。

　　我向前走去，却找不到当年那条长满芦苇，通往张店中学的小径，曾经那路边开着不知名的草花，蝴蝶蜜蜂飞来飞去。打此流过的大河的一脉支流，曾经滋养过我，如今河水依然潺潺流淌，只是再也看不到有人像我过去那样，放学后用木桶从河里汲水挑回家使用。

　　曾经的石拱桥没有了，而岸边的芦苇依然举着芦花。我走在大河支流左岸，仿佛仍能听见桥上乡邻推着的独轮车吱呀吱呀地响着，走向另一个村庄，或上街赶集。过去我家的大门，正对着这座小桥，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我一家人曾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我一直认为，它是我的第二故乡。

　　如今这里全变了，从什么时候变的，我不知道。我是上世纪的1975年离开的。整整四十年了。我家原来的老屋的身下，现在是一马平川的农田，东侧建起了一座公路桥，柏油路修得又宽又直，生产队的村民家大都盖起了楼房。原来沿村的小树，变得整齐高大，而我曾经抓鱼的小河也成了一片水田。一个村民走来，我们彼此相看却不相识，我被问及“师傅从哪来？”我只是笑而不答，因为说来话就太长了。

　　斜阳夕照，白云慢慢地飘过。恍惚间，我仿佛看到那年尚健的父亲，挑着山芋藤从河堤上走过，他被指派为生产队的饲养员，村民们称之为“猪头”。父亲是带工资的“下放干部”，从事劳动“接受再教育”，是只计“表现”不计工分的。他每天一早，要带着干粮和水，去野地打猪草，黄昏前挑回队里，用刀斩碎，掺和麦麸子喂猪，以确保队里的猪茁壮成长，那可是生产队全体社员的年货啊！

　　母亲参加生产队劳动，和队里女社员一样出工收工。每次插秧收工回村，母亲都会和邻家相二娘、朱大姐一起在河边洗脚，水中倒映着母亲端庄的脸庞，相二娘说母亲长得好看，朱大姐说母亲的山东话口音好听……在那个年代，夸人是极为罕见的。

　　母亲有一台缝纫机，闲暇时为村民们裁剪新衣，而更多时候，是为邻里缝补衣服，给旧衣裤打补丁，或制作一些内衣。这种免费义务帮助，赢得了大家的欢喜。经常有女社员来串门、唠家常、送些山芋干，来来去去的日子里，母亲还促成过邻家儿女的亲事。

　　记得那亲事的主角叫张二标，他是我哥初中同学，书没念完就回队挣工分了，积极肯干，爱动脑筋，为队里解决过许多技术难题，先是被队里推举为记工员，后来又当上了会计。他喜欢工余时在塘边吹芦笛，曲调飘过，令人神往。据说，他后来当兵去了边疆。我一直感到不解，结过婚的人怎么还能当兵！

　　光阴荏苒，1975年我父亲被“改正”了。全家先是迁往县城居住，后来全家调回南京，父母都恢复了工作，直到退休。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后离开二里的，之后，又去另一个公社的农场，当了“知青”，三年后又去当了兵，复员回到南京参加工作。

　　乘着时代东风，一切都在变，二里也在变，变得日新月异，变得锦上添花。

　　今年是2025年了，距重回二里又过去了十年。时间沐风一样，春和景明，如梦如幻。近日有老同学来玩，又让我想起了那次在二里，我站在邻家一架子扁豆花前，那繁盛的紫花，就像开在我人生中的一本画卷。回想着当年，同小伙伴吹着柳笛爬树的情景，还有春天那些香甜可口的鲜豌豆、那些充饥的野菜、清香的槐花、野杏、酸枣、桑果，看来儿时尝过的那些味道，连着那月光下的乡村故事，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