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亲属后生来,见我枯坐书案边,两眼发呆,一言不发,遂问:“您在想什么?”
答:“在考虑给张晓风写一封致歉信。”
“您得罪她了?”
“没有。”
“那您致什么歉?”
“是这样。张晓风先生,是我继余光中、王鼎钧之后,最敬重的台湾散文作家。因为敬重,就追求完美。是以,看到她作品中一些不应有的瑕疵,就像吃了苍蝇,心里腻歪得很。”
“这是她的问题呀,是她要向您,以及读者致歉。”
“不,情况并非如此。”
“您这话什么意思?”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这篇文章吧,”我掀到《“风”比“德”好》,指着其中一段:欧阳修写了一篇《相州书锦堂记》,是送给朋友韩琦的。韩琦本是相州人,此时又被委以节度使之官来治相州(相州在河南安阳,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些甲骨文出土的地方),书锦堂是指“不衣锦夜行”的意思,这其实是古代士人非常光明美好的梦之实践。一生一世,身为重臣,安邦定国,身荣名显,并且终于有了一点金钱,可以在自家后园的土地上加盖了一间屋子,题名叫书锦堂,并且让它成为乡亲游憩的地方。他向欧阳修求一篇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欧阳修答应了。当时没有传真或电传,文章写好后必须付递。文章既行,欧阳修又后悔了,觉得有两个句子没写好,于是派快骑追回,重新改正才再送去。欧阳修那么急着改的是什么句子呢?原来是开头的两句,原文如下:
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
这两句有什么好改的?它明白通畅,已算是好句,但如果看到改过的句子,便优劣立判了: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
除了在声调上因加了一个仄声的虚字眼而显得神完气足之外,在意义上也有所不同了。如果用白话文来翻译,二句分别如下:
“做官拜了将相,富贵回到故乡。”
“做官,做着做着居然做到了将相的地位。回到故乡,而且是带着一身富贵归来的。”
相互一对照,便知道千里驰骥只为两字却不算白费的道理了。
“这里有严重的错误。”我说。
后生看不出来。
我告诉他:“‘书锦堂’,应为‘昼锦堂’,昼锦,是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一句化出,强调堂而皇之光明磊落的炫耀。”
“把‘昼’字错写成‘书’,这还是作者的问题呀。”
“或是出版社的问题?”
“对,台湾用繁体字,繁体的昼为晝,繁体的书为書,两字仅相差一画,我猜,是用电脑将繁体转化为简体时,发生的故障。”
“那是编辑、校对的责任,您顶多提醒一下出版社。”
“这本《张晓风精选集》,是2010年京城某出版社印行的,编选人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当初我读到此文,立刻觉得不对劲,猜想是繁改简的失误,心忖如此显而易见的瑕疵,别人也会发现,再版自然改正。但是昨天,我在书店又看到了此文,是京城另一家出版社不久前的选本,依然把‘昼’印成‘书’。我就有点不自在了。你知道,张教授的散文在内地,尤其在青少年中,十分受欢迎,各种选本、文集铺天盖地,我就纳闷,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么多的出版环节,那么多的读者,如此一个明显的错误,怎么就没能得到更正?”
“有没有可能是原稿就错了呢?”
“绝无可能,这一点,我笃信不疑。当然,张晓风的文章也不是没有可商榷的地方,比方就说这一段吧,你看:‘文章既行,欧阳修又后悔了,觉得有两个句子没写好,于是派快骑追回,重新改正后才再送出去。’欧阳修快马追回初稿,重新加以润饰,文气更为畅达遒劲,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你想想看,初稿既然半路追回,就是说,除了欧阳修本人,谁也不晓得他改正的是何处,那么,又哪来初稿和终稿的高下之判?又哪来千古的佳话流传?因此,我读过的另一种版本,讲欧阳修写罢《相州昼锦堂记》,派人送给韩琦。数日后,心血来潮,又动笔修改,再派人将定稿送给韩琦。韩琦于是将两稿细加比较,感慨真是一字千金,仅仅添加了两个‘而’字,顿使文章增色三分。我认为这种叙述更合乎情理。”
“韩琦当时是在相州吗?”
“不,韩琦建昼锦堂时是在相州,欧阳修写这篇文章时,他已回到开封,与欧阳修同居一城,所以,两人府邸不会隔得太远,文章一付递,须臾就到韩琦手里,不存在快马追回了。”
“嗯,听您一说,我同意后一种叙述更合乎情理。回到这篇散文,我也觉得张晓风不会发生‘昼’‘书’不分的低级失误。那么,您是想代表出版社向她致歉了。”
“我有资格代表出版社么?!”
“是没资格。”
“我只能代表自己。我在犹豫,在纠结,是仅仅向张晓风道歉呢,还是转向欧阳修、韩琦道歉,或是向中国传统文化道歉。”
未等后生回过神,我接着说:“这种马虎,这种匪夷所思,莫名其妙,岂仅是出版行业,在食品、药品、日用品等领域也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因此,老实说,我不知该由谁又向谁道歉。”(卞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