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亲属后生来，见我枯坐书案边，两眼发呆，一言不发，遂问：“您在想什么？”

　　答：“在考虑给张晓风写一封致歉信。”

　　“您得罪她了？”

　　“没有。”

　　“那您致什么歉？”

　　“是这样。张晓风先生，是我继余光中、王鼎钧之后，最敬重的台湾散文作家。因为敬重，就追求完美。是以，看到她作品中一些不应有的瑕疵，就像吃了苍蝇，心里腻歪得很。”

　　“这是她的问题呀，是她要向您，以及读者致歉。”

　　“不，情况并非如此。”

　　“您这话什么意思？”

　　“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这篇文章吧，”我掀到《“风”比“德”好》，指着其中一段：欧阳修写了一篇《相州书锦堂记》，是送给朋友韩琦的。韩琦本是相州人，此时又被委以节度使之官来治相州（相州在河南安阳，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些甲骨文出土的地方），书锦堂是指“不衣锦夜行”的意思，这其实是古代士人非常光明美好的梦之实践。一生一世，身为重臣，安邦定国，身荣名显，并且终于有了一点金钱，可以在自家后园的土地上加盖了一间屋子，题名叫书锦堂，并且让它成为乡亲游憩的地方。他向欧阳修求一篇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欧阳修答应了。当时没有传真或电传，文章写好后必须付递。文章既行，欧阳修又后悔了，觉得有两个句子没写好，于是派快骑追回，重新改正才再送去。欧阳修那么急着改的是什么句子呢？原来是开头的两句，原文如下：

　　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

　　这两句有什么好改的？它明白通畅，已算是好句，但如果看到改过的句子，便优劣立判了：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

　　除了在声调上因加了一个仄声的虚字眼而显得神完气足之外，在意义上也有所不同了。如果用白话文来翻译，二句分别如下：

　　“做官拜了将相，富贵回到故乡。”

　　“做官，做着做着居然做到了将相的地位。回到故乡，而且是带着一身富贵归来的。”

　　相互一对照，便知道千里驰骥只为两字却不算白费的道理了。

　　“这里有严重的错误。”我说。

　　后生看不出来。

　　我告诉他：“‘书锦堂’，应为‘昼锦堂’，昼锦，是从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一句化出，强调堂而皇之光明磊落的炫耀。”

　　“把‘昼’字错写成‘书’，这还是作者的问题呀。”

　　“或是出版社的问题？”

　　“对，台湾用繁体字，繁体的昼为晝，繁体的书为書，两字仅相差一画，我猜，是用电脑将繁体转化为简体时，发生的故障。”

　　“那是编辑、校对的责任，您顶多提醒一下出版社。”

　　“这本《张晓风精选集》，是2010年京城某出版社印行的，编选人是一位知名的学者。当初我读到此文，立刻觉得不对劲，猜想是繁改简的失误，心忖如此显而易见的瑕疵，别人也会发现，再版自然改正。但是昨天，我在书店又看到了此文，是京城另一家出版社不久前的选本，依然把‘昼’印成‘书’。我就有点不自在了。你知道，张教授的散文在内地，尤其在青少年中，十分受欢迎，各种选本、文集铺天盖地，我就纳闷，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么多的出版环节，那么多的读者，如此一个明显的错误，怎么就没能得到更正？”

　　“有没有可能是原稿就错了呢？”

　　“绝无可能，这一点，我笃信不疑。当然，张晓风的文章也不是没有可商榷的地方，比方就说这一段吧，你看：‘文章既行，欧阳修又后悔了，觉得有两个句子没写好，于是派快骑追回，重新改正后才再送出去。’欧阳修快马追回初稿，重新加以润饰，文气更为畅达遒劲，这是不用说的了。但是，你想想看，初稿既然半路追回，就是说，除了欧阳修本人，谁也不晓得他改正的是何处，那么，又哪来初稿和终稿的高下之判？又哪来千古的佳话流传？因此，我读过的另一种版本，讲欧阳修写罢《相州昼锦堂记》，派人送给韩琦。数日后，心血来潮，又动笔修改，再派人将定稿送给韩琦。韩琦于是将两稿细加比较，感慨真是一字千金，仅仅添加了两个‘而’字，顿使文章增色三分。我认为这种叙述更合乎情理。”

　　“韩琦当时是在相州吗？”

　　“不，韩琦建昼锦堂时是在相州，欧阳修写这篇文章时，他已回到开封，与欧阳修同居一城，所以，两人府邸不会隔得太远，文章一付递，须臾就到韩琦手里，不存在快马追回了。”

　　“嗯，听您一说，我同意后一种叙述更合乎情理。回到这篇散文，我也觉得张晓风不会发生‘昼’‘书’不分的低级失误。那么，您是想代表出版社向她致歉了。”

　　“我有资格代表出版社么？！”

　　“是没资格。”

　　“我只能代表自己。我在犹豫，在纠结，是仅仅向张晓风道歉呢，还是转向欧阳修、韩琦道歉，或是向中国传统文化道歉。”

　　未等后生回过神，我接着说：“这种马虎，这种匪夷所思，莫名其妙，岂仅是出版行业，在食品、药品、日用品等领域也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因此，老实说，我不知该由谁又向谁道歉。”（卞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