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也曾醉千秋（下）

——王朝背影之东晋文艺三杰篇

□ 胡正良

采菊东篱下 萧平 作

　　四

　　现实选择陶渊明，是东晋王朝之福、中国文学之福、中国诗词之福。陶渊明也真的担得起这个福字，他用无限憧憬为“魏晋风流”营造理想天地，以不染凡尘的高洁气概和人间天堂的《桃花源记》，为中国文学筑起一座丰碑。

　　聊起陶渊明，后人谈论的大多是他的诗文，其实他是一位恒心不移、真心归隐、醉心文学的伟岸夫子，后人曾赠予他“靖节先生”之美誉。他的诗里林立着晋末宋初社会生活的真实影像，他的文里高扬着田园诗人重构秩序的美好希冀。

　　公元365年，陶渊明（字元亮）出生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的一个没落士族之家。当时，东晋的第六位皇帝——哀帝司马丕因迷信方士之术、服食丹药而中毒身亡，年仅25岁；那一年，王羲之已逝去4年，顾恺之正处于青春年少的17岁。公元427年9月15日，63岁的陶渊明在浔阳逝世。此时，东晋王朝已于7年前覆灭，历史进入南朝宋第三位皇帝——文帝刘义隆时期。

　　翻阅陶渊明的生命谱系，可概括为一身傲骨求理想、一世达观觅大同。在这组韵脚里，两个王朝的六位皇帝守终迎始，大片山河四分五裂，多数人民流离失所。王朝的改天换地、政治的乾坤挪移、纲常的破立重构，即便阅尽历代战乱史，也是令人无法释怀的。

　　但是，新旧之间可让人重新站队，挪移之后可使人读懂时事，重构之余可助人取舍皈依，从而生发起一腔不随波逐流、不随声附和、不随遇而安的抱负和逸气。可以说，陶渊明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壮志未酬和清贫交加中流逝的，陶渊明的诗文就是在这样的时空交错和悲欣交集里永生的。而这一切都需要从陶渊明的家庭背景、人物履历和相关成就中，去检索和破解入门的密码。

　　提起陶渊明的家事，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在晋朝大司马的位置上显赫一时，他的祖父也做过晋朝的一方太守，到了他父亲就家道中落且英年早逝。因此，在重视门阀的晋代社会，陶渊明的家庭地位是无法与王羲之和顾恺之相比拟的。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相较于底层寒门，陶渊明又属于微寒阶层。这种政治身份上的尴尬，让陶渊明时刻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之中。

　　说起陶渊明的履历，他的一生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胸怀大志、游走官场、半隐半仕。9岁丧父的陶渊明，在柴桑的乡下度过少年时代后，因为贫穷而出仕谋生，29岁时，受王羲之后人的关照任江州祭酒，不久因不满官场黑暗而辞职归隐，入东晋权臣桓玄门下谋生时，又遇母亲去世只能回家守丧，刘裕当政时出任参军，继而入刘敬宣帐前任参军，公元405年8月改任彭泽县令。第二阶段：远离时政、躬耕陇亩、饮酒吟诗。40岁时，任县令不足三个月的陶渊明，坚决辞官归隐故里，一边全身心投入诗文创作之中，一边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生活，最后在贫穷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走完了仕不得志、朝不保夕的悲怆一生。

　　聊起陶渊明的故事，史料记载和坊间传闻甚多，流传最广的是关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趣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晋安帝司马德宗的义熙元年（405年），刚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就任彭泽县令时，浔阳郡派督邮刘云前来彭泽检查公务，并提前通知他好好接待。陶渊明知道，刘云为人奸诈、做事阴险，经常借公务之职行受贿勒索之事，彭泽子民无不对其恨之入骨。陶渊明撕碎公函后怒道，我决不为小小县令的五斗米薪俸，而低三下四地向刘云献媚。说完就脱下官服、交出官印，辞职回归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出仕。后来，这件事被人们传为美谈，成为陶渊明坚守人格气节、不愿与邪恶为伍的励志教材。

　　以上这些基本线索，只是勾勒了粗线条的陶渊明。陶渊明之所以被后世常常念之敬之，是因为他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田园诗人、辞赋家、散文家而名垂史册的。他从小在饱学的外祖父的熏陶下，广泛涉猎古籍经典，对诗词歌赋用功最巨，以诗文辞赋俱佳而享誉当时文坛，他的《饮酒》《归园田居》《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饮酒诗、咏怀诗、田园诗，朗朗上口、意境高远，成为当时庙堂和民间争相传诵的精品；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等名言警句，影响和激励了苏东坡等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家；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记》，更是让读者沉醉其中、流连忘返，被奉为经典。

　　其实，《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一篇散文，是作为《桃花源诗》的序文而写就的。文中所闪烁的思想火花、所澎湃的诗意音符、所跳荡的唯美旋律，都在为“魏晋风度”这个溢美的词汇而代言。

　　陶渊明生活的晋末宋初，魏晋风度已经定型，文人士大夫已争相效仿多年，它作为一个文化群体风流倜傥的缩影，可视为中国美学史上最富个性特质的浪漫主义时期。这段在风雨飘摇中流过的动荡光阴，如同一张充满玄妙的写意山水画，它的笔墨饱蘸着名流雅士的绵绵情丝，它的气韵贯通着各种文艺形式的内在审美向往，它的精神张扬着名士们崇尚自然、率真任诞的风流自赏。

　　凝望着这幅承载着魏晋风度的写意山水画，剖开其画面语言所折射的生活倒影，为其提供思想引导的是哲学家、思想家王弼等，这位只活了23岁的理论天才，当他把思考的触角深入到调和儒道共存、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时，他的贵无论思想、本体论玄学观、得意忘象思考法，就为魏晋风度所涉及的诗歌、绘画、书法等文艺创作设计了审美轮廓。为其增添笔墨华采的是文学家、音乐家嵇康等，这位英年早逝的艺术大家，连同他身后的阮籍、向秀等七贤，把文学艺术带进了空灵飘逸的竹林时代。

　　在这片林子里，嵇康以一曲用生命演奏的慷慨激昂的《广陵散》，立起魏晋文人对自由和尊严无限向往的精神标杆；阮籍以“魂气随风飘”的五言《咏怀诗》，释放着哀婉凄楚的名士诗心和“清虚寥廓”的超越精神；向秀、刘伶等，或在调和儒道的思想园林里驰骋、追寻一种洒脱流畅的高士文风，或以醉求醉、释放一种超脱凡尘的高洁心性，或简约洒脱、放飞一种倾心隐逸的热切期望，或宏阔豪放、妙造一种空谷幽兰的琵琶音律。

　　基于此，陶渊明一边捕捉着魏晋风度扑面而来的文人气息、高士情怀、家国理想，一边拿起毛笔蘸着春光、揽着田野、甩落繁星，他要用即将到来的那次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最优美田园溢出的魏晋风流。正是这一浓烈的荒漠甘泉，为陶渊明文学思想的迸发和《桃花源记》大同之美的彰显，留下可以垂青史河的神来之笔。

　　约公元421年（南朝宋武帝刘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陶渊明在辞官隐居16年后，创作了《桃花源记》这篇光辉散文。文章的故事很简单，主要讲述晋朝太元（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间，武陵郡的一个渔夫沿着溪水行船，遇见一片桃花林，他对眼前的美景感到很惊奇，就往桃林深处走，穿过一个狭窄的山洞口后，渔夫发现了一片远离世事的世外桃源，里面的居民都自得其乐，渔夫住了几天离开时，在返回的途中做了诸多记号，并把看到的情况报告当地太守。结果太守等人都来此地寻访，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世外桃源了。

　　就是这么一篇看似简单的记文，为深处纷乱世事和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找到了一丝生命的曙光、一点生活的希望、一片生存的乐园，第一次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刻画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极乐世界。如果要说说这篇文章的伟大意义，需要好好看看桃花源里的三大风景。

　　第一道风景：把大同思想的主旨引入尘世的土地，勾勒一副理想社会的实践框架。在陶渊明之前，关于大同思想和理想世界的阐释，基本囿于理论层面的认知，最早可追记到《礼记·礼运》的大同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认为，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力不为己、讲信修睦、财产公有、井然有序的最高理想社会。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把孔子的这一思想作为施政理念，可一直到东晋，也仅仅停留在观念的继承和认同上，现实体制中并没有出现过孔子述及的情况。此外，在陶渊明之前的一些仙侠小说或故事，也曾出现过相似的理念，由于过于悬疑和大胆，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离人世差距太远。陶渊明的创见在于：通过渔人的所见所闻，形象地把大同思想的内核、原则等，从空中落进桃花源；鲜活地把理想世界的情景、秩序等，从太虚搬到桃花源。在用文学作品诠释理论观点、用典型人物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实现孔子和老子思想的有机融合，为大同社会勾勒出一片遵循伦理秩序的实践蓝图。

　　第二道风景：把清明盛世的期望植入身边的田野，打造一块现实生活的理想样板。在陶渊明之前，离盛世和理想生活最近的时期，要数“成康之治”（西周周成王、周康王）、“文景之治”（西汉汉文帝、汉景帝）、“汉武盛世”（西汉汉武帝）、“光武中兴”（东汉光武帝）等几个阶段，加在一起不足200年的时间，只能算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陶渊明的创举在于：他隐居前后，一直对统治者抱有希望，可当他对士族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黑暗现实有了深入了解，对人民渴望幸福生活的热切希望有了切身体会，在期待无望的残酷事实下，只能自己构想出一个清明世界的样子——世外桃源。在这片连接人世的桃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鸡犬相闻，往来种作。既有着美丽的风景、宁静的生活，又有着和谐的关系、平等的制度，尤其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场景，仿佛让人们看到了又一个盛世的到来。这种现实中不存在，通过文学作品表现理想生活的乌托邦式憧憬，为苦难的灵魂暂时找到了憩息的场所，可视为我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份宝贵财富。

　　第三道风景：把精神寄托的载体落入纯粹的栖所，点亮一道人间烟火的不灭光焰。在陶渊明之前，历代文人雅士在寻找精神寄托时，大都以诗言志、以物抒情、以意咏怀，精神表达的主体相对单一，人们感受的信息简单片面。陶渊明的创意在于：用文学的故事性衍射追求的崇高性，用语言的白描化折射社会的黑暗化，用修辞的代入感映射生存的沧桑感。在作品中，作者借用小说的笔法，把自己的精神寄托注入渔人身上，以他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故事的时代、情节、环境、结果，使得溪行捕鱼、桃源仙境、重寻迷路三段故事，写得既实在又肯定，给人以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的感觉，寥寥数语即把读者引入无法忘却的人间仙境之中。在故事里，作者运用对比、白描等修辞手法，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借助渔人等表达出来，既显得平和诚恳、情真意切，又平朴自然、气息浓郁，在增强可读性和感染力的同时，给人以不是人间胜似人间、众欲寻找均无果的玄妙意象，使全文有余音袅袅之无穷韵味、有启迪后人之无限功效。

　　三重风景唤盛世，桃花源里撒真情。思想境界高尚、精神品质高洁、艺术造诣高深的《桃花源记》，成就了陶渊明的伟大，开启了中国田园诗的先河，提升了古典诗歌新的境界。他被后人尊为“中国田园诗的鼻祖”实至名归，他用文学为魏晋风流导演了世外桃源的惊羡一幕。

陶潜扪虱而谈图 范曾 作

　　五

　　细数东晋人和事，且以文艺看风流。以王羲之、顾恺之、陶渊明为代表的东晋历史人物，他们的风流，是以精美绝伦的经典作品为自己树起巅峰的，我们在瞩目和鉴赏之时，不要忘记他们攀登高峰时所走过的阶梯，他们在寻找之路上所看到的背影，他们在思索展望时所留下的痕迹。这才是醉过千秋的精华所在、内涵所依、魅力所系。

　　因此，我所要说的“魏晋风流”，实际上是后世对一个朝代的追忆或批判，贯穿其中的风流因子、风流故事、风流内涵，掩映着文人雅士们过多的无奈、伤感与祈盼。他们生存于乱世，当个人愿景无法与政治力量相互吻合时，当个人心声无法与时代旋律相互共鸣时，当个人抱负无法与现实状况相互交融时，他们所能够做到的，也就是痴迷文学或艺术，用天才的创造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我所强调的“醉过千秋”，事实上是后人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褒奖，横亘其中的思想认同、审美认同、价值认同，饱含着后人满腔的思恋、投入与传承。一个无需复制的时代，一些无法再现的经典，当历史赋予他们选择的使命，当现实给予他们表达的空间，当生活赐予他们思考的主题，他们的功绩就被时间记录在案，在经过大浪淘沙、时光沉淀、历史检验后，已经诗意地栖居在我们面前。

　　其实，有晋以来，魏后期的政治腐败、以奢为荣、精神颓废等歪风邪气，已经渗透到意识形态和社会肌体的各个领域，尤其是晋朝帝王们的一次次推波助澜，使两股邪恶瞬间合二为一、愈演愈烈。于是，帝王们的骄奢淫逸之风迅速扩散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行下效的后果，就是整个群体和个体人生观的错位与扭曲、世界观的混乱与彷徨、价值观的转向与重组。一句话，东晋的社会风流是帝王们的骄奢淫逸引起的，东晋的思想风流是士大夫的隐逸逃避形成的，东晋的艺术风流是雅士们的自我超脱擘画的。

　　因此，在历史的流年里，魏晋风流只是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它与历史发展的大势背道而驰，应该持否定或批判的态度去认知。之所以有人还在念起它，其实是想在这种风流里找寻着某种理想的希冀而已。放眼人类历史，不管任何朝代，都需要符合人民意愿的主旋律、正能量和精气神。因为，主旋律是发动机，推着历史进步；正能量是催化剂，促着社会文明；精气神是润滑油，领着人类睿智。

　　在文艺的金字塔上，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陶渊明的诗词，都是不可多得的文艺精品。他们醉过千秋的风流之处在于，以恒久的艺术魅力、卓越的艺术建树、不朽的艺术精神，闪烁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熠熠光辉。这样的风流才是值得讴歌的、效仿的、诠释的。因为，在这些精品面前，我们能找到文化的原野、精神的原乡、艺术的原韵，并借助经典的伟力，为新时代的文艺高原再矗立几座醒目的高峰。

　　当前，《兰亭序》的造诣虽然达不到，但可以站在高峰“会当凌绝顶”，踩着高原再出发；《洛神赋图》的神韵虽然难复制，但可以借助神话的力量“一览众山小”，向着复兴再启程；《桃花源记》的意境虽然觅不得，但可以和着现实的节奏“天高任鸟飞”，拥着美好再前行。

　　概览东晋风和雨，三峰林立映千秋。

　　作者简介：

　　胡正良，1969年12月出生，江苏徐州人，研究生学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书法美术评论家，康德哲学研究学者，研究员。现居江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