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酷热难当。往来行走在南京绣花巷，大致也就几百米的这一东西小巷之内，看人来人往，店铺秩序井然，市井气息浓厚。之所以在此小巷流连寻觅，是因为一个人在1920年的10月18日曾到过此陋巷，确切地说，他来到了绣花巷1号，盘桓数日，依依而别。当年，他刚刚22岁，风华正茂，英气勃发。此人者谁？他就是周恩来，开国总理，今年是他120周年诞辰。周恩来为何会来到此地？为何此后很少有人提及？且容我一一道来。

　　众所周知，周恩来出生在淮安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他嫡亲弟兄三人，他是长子，自幼出嗣，过继给一叔叔，这才有了他喊自己亲身父亲为干爸的奇特现象。周恩来的嗣母、母亲都早早去世了，他的早年生涯极端凄苦，大致在十岁左右，靠其二伯父资助，他间关万里，去了当时叫关外如今的东北铁岭、沈阳，再后来到了天津，这一时期，资助他得以读书南开，并且能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甚至还去日本留学，都是靠这个家族中的长辈护佑，其中最为出力的，就是他的二伯父周贻康。大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初，进入民国也就七八年左右的时间，举国上下，风起云涌，暗流涌动。中国共产党也在酝酿建党，此时的周恩来也正在积极准备奔赴欧洲留学，以开阔视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当时的计划是去英国。主要是为了筹措资金，他从天津经上海来到南京的绣花巷1号，当时，他的二伯父、六伯父都住在这里。周恩来这一支脉的周家，往上追述，可以追溯到理学名家周敦颐，就是写出《爱莲说》这一名篇的宋代大儒。这样说来，周恩来与鲁迅也是同一源流，鲁迅比周恩来还高出一个辈分呢。在周恩来当年的长辈之中，没有进士，只是出过一个举人，多以入幕为业，也就是社会上说的当师爷，做幕僚。绍兴师爷，在当年遍及大江南北，分布各个领域，是很大的一股力量。据说，周恩来的六伯父周贻良当时是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而二伯父周贻康则是李纯的顾问与秘书。但从周恩来现在留存的信件中看，当时的周贻良可能又要准备去王士珍那里去谋职了。这是为何？因为仅仅46岁的江苏督军李纯突然间死掉了。王士珍是北洋老人，曾任过陆军总长、国务总理，还做过苏皖赣三省巡阅使呢。周恩来此次南京之行，颇有收获，他二伯父给了他一笔钱，但周恩来希望通过六伯父向王士珍打招呼疏通关节，以取得江浙官费留学名额，但此事后来似乎不了了之。求人办事，岂能尽如人意？李纯，曾传言是冯国璋的外甥，实际上纯属子虚乌有。他也是出身草根，以卖鱼、开杂货店为生，后投身行伍，渐次崛起，成为“长江三督”之首，一度炙手可热，享誉政坛，可就在周恩来来到南京的8天前，他却突然暴卒而亡，死因迄今成谜，其身后事备极哀荣，又是建立祠堂、以其名字命名公园、街巷，又是对其后人尤加抚恤，无所不用其极，具体操作者就是他的继任后来做了汉奸的也是大同乡的齐燮元。周恩来与两个伯父，家人父子，纵论时局，分析形势，期待周恩来游学欧洲，有所作为，应该也属人情之常吧。

　　一直有一种误会，以为周总理虑事周详，为人谦和，但作为开国总理，在任上26年，从不回淮安，还明确指示有关方面把其祖坟平掉深埋，而自己也是生不留后死不留灰，未免有点不大近人情。无情未必真豪杰，实际上，总理身处高位，但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之下，对其亲属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对其家族对他的影响，也是经常感恩铭记在心的。据说，即使在总理处境艰难的十年浩劫期间，陪伴在总理身边给他无穷力量的还是他的高祖周元棠的诗稿《海巢书屋诗稿》。周元棠在书稿中有关于张良的七律，令周恩来反复诵读，深加揣摩，牢记难忘。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受其高祖《留侯》诗的影响，居然也写过一首五言诗来缅怀张良：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周恩来后来到留侯祠参观，驻足良久，不忍离去。周恩来对其二伯父的《自箴诗》中的“名不求高但近情”这一警句也是非常珍视，念兹在兹。总理待人以诚，潇洒自如，其人格魅力令人迄今感怀，这也是他的深情殷殷，须臾不忘人民的初心不改啊。

　　当然，据有心人统计，周恩来后来还有5次来过南京。总理到南京，故地重游，自然会往事历历，涌上心头。不说在傅厚岗八路军办事处的紧张匆忙，在梅园新村的身处虎穴，而如今，梅园新村的梅树依旧蓊郁，傅厚岗小巷里的爬墙虎苍翠如昨吧？据说，他在陪同外宾在宁停留之暇，不管是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还是罗马尼亚客人，在外事活动的片刻间隙，他还去过南京五老村考察指导工作呢，也就距离绣花巷不远的地方。周恩来的二伯父在周恩来去国后的1921年就病故了，当时周恩来虽然在国外，天涯远隔，闻听噩耗，还是郑重致信慰问家人，表达哀思之情，劝勉家人多多珍重。至于周贻康的绣花巷1号旧宅后来是如何处理的，就不得而知了。

　　如今的绣花巷，就在复成新村南，东接马路街，西为申家巷。如此寻常巷陌，居然与开国总理有着这样的历史交集，有着与自己家人一起的亲情款款，还真有点令人感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