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新华日报报报史馆的来宾都会被一段视频吸引。视频中，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之一董必武正在接受国外记者的采访，一位美丽优雅的女性正在为他做翻译。她就是龚澎，燕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流利的英语使得她被中共中央组织部点名派往南方局担任外事工作。

龚澎为董必武翻译，摄于20世纪40年代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是党的新闻宣传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为改善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已迁移到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其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不少外事活动通过《新华日报》去实施。《新华日报》编辑记者在通过报纸版面加强外宣报道的同时，积极参与版面外的外宣活动，龚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重庆时期的龚澎，摄于1943年

　　当时，作为南方局新闻发布员和《新华日报》记者，龚澎每天都会出现在位于重庆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她的优雅大方、敏锐坚定赢得了外国记者们的钦佩。龚澎在重庆的工作是极为出色的。“凡是在那一段时期在重庆待过的外国记者后来写书时几乎都无例外地相当突出地写到龚澎。”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宴请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人时，谈话就是以“你知道龚澎吗？”来开场的。可以想象龚澎当年在重庆的影响力之大、之广、之深。1949年美国国务院为弃蒋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作者之一的约翰·麦尔比表示，龚澎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的偏见。

　　龚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原名龚维航。大学时，因敬仰革命烈士彭湃，她将名字改为“龚澎”。龚澎所在龚氏家族是合肥一户大姓。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在保定军官学校时与蒋介石是同期同班同学；母亲徐文，是由辛亥革命的先驱和领袖之一黄兴介绍给父亲，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二次革命失败后，父亲龚镇洲遭袁世凯通缉，带着家人流亡到日本横滨。同年10月，龚澎出生。1916年袁世凯死后，龚澎才得以随家人回国。

龚澎与父母，左四为龚澎

　　父亲龚镇洲先后被任命为粤军支队司令、广东虎门要塞总指挥，后移居上海，赋闲在家。尽管家境不宽裕，但他坚持把两个女儿送到上海圣玛利亚女子教会中学就读，龚澎和姐姐龚普生因此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从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毕业后，龚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念历史系。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燕京大学是学运的策源地之一，龚澎是运动骨干。学生游行示威后，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于12月12日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主持召开了外国记者招待会，龚澎姐妹俩主持，她们以出众的才华和睿智的语言，及时地把学生救亡运动的真实情况公之于众，给到会的西方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记者招待会，可以说是龚澎外交生涯的一次成功预演。

燕京大学毕业照，摄于1937年

　　经过“一二·九”的洗礼，龚澎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根本转变。1936年，经燕京大学同学陈矩孙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敬仰革命烈士彭湃，她将名字由原来的龚维航改为“龚澎”。1937年龚澎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圣玛利亚女中任教并做赈济工作。1938年春，她从上海取道香港到达延安，在延安马列学院受训3个月。10月，龚澎结束了在马列学院的学习，被分配到《新华日报》社（华北版）工作。从延安出发到太行山的路途中，她恰巧与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行。一路交谈后，彭总爱惜人才，他决定把龚澎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龚澎随彭总东渡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来到在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在这里，龚澎结识了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将军，并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9年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左四为龚澎

　　在太行山，龚澎收获了一段爱情。与德国留学归来的，同在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结为夫妻。但新婚不到一个月，他们却面临分离。为了抗战需要，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急需懂英语的外事工作人才，龚澎被派前往。

　　组织的命令大于一切，挥别新婚爱人，1940年9月底，龚澎来到重庆曾家岩南方局驻地。她被分配到外事组工作。她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她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负责国际统一战线以及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以开创对外宣传的新局面。在这里，龚澎融入了新的战斗生活。很快，成熟的政治见解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使龚澎赢得了同志们的任可和信任。周恩来既是她的上级又是导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幸运的，每天的耳濡目染使龚澎获益匪浅。渐渐地，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的‘周恩来工作作风’。”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连夜召集外事组全体同志，要求他们将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告知全世界。紧急会议结束后，龚澎与同事们立即分头行动起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龚澎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为了及时将《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龚澎承担了大量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翻译成英文的。

　　1942年夏，龚澎患病，又接连接到父亲和爱人刘文华去世的消息。特别是周恩来把刘文华弥留之际口述的遗书转交给她，遗书最后几句写道：“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龚澎深深陷入悲痛中，经过邓颖超的抚慰和与周恩来的长谈，她的心情才渐渐平复下来。

　　1942年12月7日的《新华日报》刊登了龚澎撰写的《悼文华》，文章中，她写道：“亲爱的朋友，我和你一样地爱着太行山这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的同志们，老乡们……你放心，我会顽强地接受文华遗留下来给我的责任。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使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于党的事。在这大时代中，我绝不会被私人感伤所湮没，因为这便不是父亲教养成人的我，也便不是文华所期望的我。”

　　没有被痛苦压垮，接下来就是涅槃重生。用紧张的工作来疏解丧父失夫的悲痛，她全身心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这时，另一位才子乔冠华来到她的身边。他们性格、工作互补，同事们称之为“绝配”。1943年深秋，龚澎、乔冠华喜结良缘。后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称龚、乔二位“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乔冠华、龚澎结婚照，1943摄于重庆

　　重庆谈判期间，龚澎担任毛泽东的翻译。无论会见赫尔利大使还是接见外国记者，或是其他外国朋友，都由龚澎陪同，其才华深受毛泽东的赞赏。

1945年9月，毛泽东（中）与美国士兵、龚澎（右）在红岩村

　　1949年10月1日，龚澎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她穿着一身宽大的旧军服站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新闻司）成立。同年12月26日，35岁的龚澎被任命为情报司司长。

龚澎在天安门城楼上，摄于1949年

　　从迈进外交部这一天起，龚澎就与新中国外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龚澎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4年。她是建部初期十几名正司级以上干部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外交部至今为止担任司级职位最长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