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公姬旦“摄政”，竟被同胞兄弟怀疑是篡权抑主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周公的封地在鲁（今山东境内），姜太公吕尚的封地在齐（也在今山东境内）。因为周王朝刚建立，王权最高领导层面有许多大事需要去思考落实，加之武王在建立周王朝两年后就生病去世，成王又年幼，所以周公留在京师辅佐朝政已成必然，他就让儿子伯禽代替自己到封国就任。临行前，周公告诫儿子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周文王姬昌生前就是殷商王朝帝纣时代的一位“西伯侯”，其西岐国势力范围主要在今陕西境内的岐山一带。姬昌生前是西伯侯还是已经成为“王”者了？
我们根据《史记•周本纪》可知，姬昌因“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从而对商纣王产生不利影响，大有动摇商王朝江山的危险。商纣王在听了奸佞之臣崇侯虎的话后，索性将姬昌关押在了羑里牢狱中，不让他参与社会活动。经过姬昌的铁杆追随者闳夭等人实施“美女”“文马”“九驷”等“他奇怪物”贿赂商纣王后，纣王原谅并赦免了姬昌，还把崇侯虎给出卖了，告诉姬昌，是崇侯虎告发他的，同时还向姬昌赠送了弓矢斧钺，供姬昌征伐打仗用。姬昌因祸得福，又趁机向纣王献上原先属于自己封地的“洛西之地”即洛河西边的土地，希望商纣王去掉“炮格之刑”，纣王终于同意了。
姬昌被捕出狱后，名声反而更大了，加之他继续暗中行善，不断赢得民心，诸侯国之间有矛盾纠纷，都来请他出面调停解决。典型的事例是，当时的虞国和芮国出现土地边界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双方就到岐山周原，想请西伯侯姬昌帮助协调解决。当他们跨入岐周地界时，被这里的“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的和谐文明社会现象所感染，对自己争夺田地边界的行为感到惭愧，他们也不去找姬昌来当公卿调停了，赶紧打道回府，结果是两国相互谦让，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土地纠纷问题终于化解了。
西伯侯姬昌更加赢得诸侯国信任，已经树立起了威望。唐代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认为，通过这件事后，“诸侯归西伯者四十余国，咸尊西伯为王”。这就是说，姬昌在生前就被人们尊称为“王”了。《史记•周本纪》也记载，姬昌在处理虞国、芮国的土地边界争端时就称王了：“称王而断虞芮之讼”。但是什么性质的“王”，不清楚，应该是达到了称王的能力与影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者，一直到“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由此说明，姬昌的“文王”谥号是由后人即他的儿子武王姬发给上的。在古谥法中，“经纬天地曰文”，“文王”谥号正是武王姬发对父亲姬昌的追尊。我们称姬昌为周文王，但他生前应该一直是以“西伯侯”立世，因为当时的王是商纣王“履癸”。
这一点，如同后世的曹操、司马懿等，曹操生前一直是汉王朝的丞相，人称“曹丞相”，直至去世；但到了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曹魏政权后，魏文帝曹丕追尊自己的父亲曹操为“武帝”，所以后世也称曹操为“魏武帝”。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这里的“魏武”就是指魏武帝曹操，曹操曾经有《观沧海》一诗。类似现象如司马懿也是如此，司马炎是司马懿的孙子，在代魏建立晋王朝后，追尊司马懿为高祖宣皇帝，故后世称司马懿为晋高祖、晋宣帝。
周文王去世后，武王姬发即位，继承父亲遗志，任命太公望姜尚为军师，任命周公姬旦为辅佐，类似后世宰相，召公、毕公等人紧随左右。到了第九年，“武王伐纣”战幕拉开，并且还把文王的“木主”牌位竖立在战车上，以表明自己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到了“盟津”这个地方，已经有八百个诸侯国背叛商纣王而与周武王的军队“不期而会”。
周武王看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取胜的希望，得出“纣可伐矣”的最终判断，但他并没有发起总攻，因为“未知天命”如何，所以又率师而还。武王认为，商纣王虽然荒淫无道，但他身边还有三位贤德之人，即被后世孔子尊称的“殷有三仁焉”，他们一位是纣王的亲兄长微子启，第二位是纣王的亲叔叔王子比干，第三位是纣王的亲伯父箕子。武王认为，如果商纣王能够重用这三位大臣，那殷商王朝还可以挽救，运数还没有绝尽。
又过了两年，听说纣王更加“昏乱暴虐”了，出现的情况是：微子启因“数谏不听”而离开了商纣王；比干因强谏而被纣王剖腹挖心，观“七窍”而死；箕子因为恐惧至极，“佯狂为奴”而被纣王关进大牢囚禁了起来；宫廷中主管祭祀的太师、少师也抱着乐器投奔到周武王的身边了。武王觉得伐纣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遍告诸侯，举兵伐纣：“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各路诸侯，都必须全部参加讨伐战争。武王又作《太誓》檄文，告于众庶。最后在殷商都城朝歌的郊外“牧野”这个地方，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指挥自己的军队及诸侯国战车四千乘的兵力，与商纣王七十万军队展开决战。商纣王军队人数虽众，但“皆无战之心”，都盼着姬发率领的诸侯军队尽快打进都城来，最后竟出现“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的战斗场面，“前徒倒戈”典故由此而来。
商纣王见自己的军队皆崩溃并背叛了他，就逃跑回到帝宫附近的“鹿台”这个地方，用玉器中最好的“天智”玉将自己身体环绕起来，自焚身亡。据说当时纣王身上环绕了四千块天智玉，这种玉难以销毁，烧不坏，所以纣王虽死，而身体没有全部焚毁。纣王的头颅最终被武王姬发用黄钺斩下，悬于大白旗下以示众。商朝灭亡，周王朝建立，时间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即公元前1100年左右。
在“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过程中，以及周武王驾崩后的周成王初期，周公姬旦不仅为打江山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为西周政权的巩固加强又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在打败商纣王后，就在商纣王的都城朝歌的帝宫中举行登基称帝大典。为了避免晦气，武王先向商纣王的死所鹿台射了三箭后才下车，又用“轻吕”剑击打之。在举行登基仪式时，宫中道路全部洒扫干净，对庙社重新修整粉饰；登基之日，武王的同胞兄弟叔振铎、周公旦、毕公、毛叔郑、卫康叔封、召公奭以及铁杆忠臣姜尚、散宜生、太颠、闳夭等都各自分工明确，其中“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贴身保护武王的生命安全。
周武王登基建立周王朝后，周公姬旦又受武王之命，负责营建属于周王朝自己的都城“洛邑”。同时，武王施行仁义怀柔政策，对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不仅不斩尽杀绝，还照常分封给他们土地，希望他们能赓续殷氏祖庙香烟，能够传承先祖盘庚时期的德政。武王的这一举动令“殷民大悦”，使殷氏苗裔及原“商邑百姓”十分高兴。为了加强统治管理，武王又将商朝王畿划分为三部分，同时设“三监”，分别由管叔、蔡叔、霍叔三位兄弟来直接负责管理。武王本意是让他们三人去监督殷商遗民，以防备他们造反，谁知竟埋下了后患。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竟出现了“三监之乱”与“武庚叛乱”。
话说在殷都朝歌举行过代商建周的登基大典后，武王姬发又回到了周的都城镐京，因天下未完全平定而劳精费神，“自夜不寐”，经常与周公旦进行交谈，兄弟二人经常在进行为什么殷商王朝会灭亡的思考。到了由周公负责新建的周都城洛邑后，武王为带头营造天下和平环境氛围，不惜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华山之东的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释旅”，后世的“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成语典故概源于此。
但在周王朝建立两年后，武王姬发不幸重病缠身，而新生的周王朝政权还仍然处于“天下未集”、人心不定、江山未稳的状态，朝廷“群公”皆惧。大家都在默默为武王祈祷占卜，周公姬旦更是带头斋戒、祓除不祥，甚至向祖先鬼神祈祷，宁愿自己代替武王去死而让武王活着，因为新的政权太需要武王继续坐镇、把舵领航了。
说来也怪，经过周公等人的虔心祈祷，“武王有瘳”，武王的病情果然有所好转了。但可能只是回光返照吧，不久，武王还是驾崩了。武王的太子姬诵接班，这个姬诵就是周成王。
由于周成王年少，尚未成年，不懂如何治理国家，加之周王朝初定天下，人心未定，国祚未稳，周公惧怕诸侯国趁机发生背叛现象，于是主动以天下为己任，“乃摄行政当国”，主动“摄政”，义无反顾地勇挑起了江山社稷重任。
但周公主动“摄政”的行为却引来了管叔、蔡叔等“群弟”的怀疑，认为周公是在篡权，是抑制了成王，不利于成王的成长。这帮姬姓兄弟竟然联合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共同作乱，并且还“率淮夷而反”，（《史记•鲁周公世家》）给新生的姬周王朝政权带来来得威胁。这就是发生在周初的“三监之乱”与“武庚叛乱”。
周公虽然“摄政”，但在镇压叛乱问题上还必须师出有名，还得由年幼的天子周成王下诏才行，所以史书上称周公是“奉周成王之命”去讨伐平定叛乱。
《史记•周本纪》记载：“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也就是说，经过三年内战，周公才终于将武庚、管叔诛杀，将蔡叔流放，将霍叔废为庶民，周王朝的王畿四周又得以回归安宁。在诛杀了武庚后，周公又重新立“殷三仁”之一的纣王哥哥、微子启于宋地，仍然让殷商遗民的香火得以绍续。
汉代伏生曾经是秦王朝的博士，他在《尚书大传》中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行书，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应该是说，周公在摄政的第一年，首先将周室姬姓兄弟如管叔、蔡叔的叛乱给制服平息了，第二年是将原先殷商的纣王儿子武庚为首的叛乱给镇压平息了，第三年将东部原先属于殷商的奄国等淮夷叛乱给镇压平息了，从而实现了如《史记》所言的“三年而毕定”。
史书中的“践奄”又曰“残奄”，即指周公率领的王师打到了奄国等淮夷之地，平息了那里的叛乱。关于奄国，它是商末周初位于今山东曲阜之东的一个小方国，当时与郯国等十七个方国一道发动叛乱，后被周公率令的王师消灭。奄国的残部有一支逃到江南，重新筑城，仍然称“奄”。在今天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境内的“淹城遗址”，就是当年奄国人所重新营建的居住遗迹，其三城三河的城市营建布局，仍令今人赞叹不已，“淹城遗址”已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平定内部外部的动乱叛乱、新政权内患外患逐步清除后，接下来，周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国家的国防安全建设、都城营建、礼仪制度建设等方面，尤其是周公“制礼作乐”，为我国成为礼仪之邦奠定了厚实基础，我们现在所传诵的《周礼》即传为周公所作。到了摄政的第七年，“成王长，能听政”了，周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周王朝已经度过了政权不稳的稚嫩风险时期，于是周公主动还政给侄子成王。成王临朝，周公重新回归到大臣位置上，所以《史记•周本纪》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返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很难想象，周公“摄政”期间，不仅被同胞兄弟们误解为是在篡权，也曾被年幼的周成王误解过。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诗经》《尚书》得到些许历史信息。
《诗经•豳风•鸱鸮》是一首禽言诗，全诗以一只普通鸟类的口吻，对鸱鸮（chī xiāo，猫头鹰）进行拟人化控诉，诉说自己遭受迫害、经营巢窠的辛劳和处境的艰难危险，其中有：“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即你已经抓走我的孩子了，请不要再毁了我的鸟窝的祈求；也有：“予手拮据”“予口卒瘏（tú）”“予羽谯谯”“予尾翛翛”等描绘雌鸟身心疲惫、面容憔悴的外在形象描写，等等。旧说以为，这是周公写给周成王的诗，表示自己如何辛劳而又遭到别人的不理解，这是多么的痛苦。但也有认为不足信的，认为这就是一首纯粹的禽言诗。
《尚书》是我国“上古”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皇室档案汇编，“尚”通“上”，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是儒家“六经”之一。《尚书•金縢》记载的是周公对周王朝的赤胆忠心，以及成王因受外界流言蜚语影响而对周公产生的怀疑。
《金縢》篇记载，周武王克殷两年后，天下未定，但武王有疾，于是周公作册书，向神明禀报祈祷，请求代武王而死。祈祷事毕，周公将册书纳于“金縢之匮”中，即将册书收藏到用金属制作的带子来捆扎的、专门用于收藏书契的柜子中进行封存。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三监”及殷遗民叛乱，流言蜚语满天飞，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东征，平定叛乱，但周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故疑之，对周公的出征动机产生怀疑。恰当这时，自然界出现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现象，周成王也为自己的疑问感到不安。于是，“成王启金縢之书”，打开金縢柜中的册书阅读，得知周公之忠诚，深感内疚，于是亲自迎接周公的凯旋。史官将这件事记录下来，取命《金縢》。
周公也曾经因为成王年幼生病而“自揃（jiǎn）其蚤沉之河”，这里的“揃”通“剪”，“蚤”通“爪”，代指人的指甲。周公见年幼的成王生病了，又自行巫术，把自己的指甲剪下来沉到黄河里，以表示自己整个人都沉到黄河祭神了，向神灵祈祷说：“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意思是说，成王年幼无知，触犯神灵的事都是我姬旦干的，神灵要惩罚就惩罚我吧。周公也把这个咒骂自己的册书藏在府库中。成王的病后来果然好了。
但等到周公摄政七年、返政与成王时，朝廷中仍然有人在成王面前诋毁周公，说周公当年曾诅咒成王早死。周公听到风声后，吓得逃跑到楚地去避难了。成王半信半疑，就到府库里找到周公当年的祈祷册书，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周公用自己生家性命来为护佑自己。成王终于感动到大哭，立即派人到楚地，将叔父周公旦请了回来。
周公从楚地回来后，担心成王因年轻气盛力壮而耽于淫佚，不用心于国事民生，就作了《多士》《毋逸》（一作《无逸》）两篇训词以告诫成王，要他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声色、游玩和田猎。这两篇训词都收在了《尚书》中。
周公临终前，要求将自己安葬在成周洛邑，以表示他至死也不敢离开成王。成王后来还是将周公安葬在离周文王墓不远的毕原，以表示自己虽贵为周天子，但不敢视周公为自己的臣下，而是让周公享有与文王、武王一样的香火血食待遇。
我们虽然不知道周公的具体生卒年，但他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而呕心沥血的乐于奉献精神，其思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影响是永存的。周公身后的最著名的崇拜者，当推生于鲁国——周公封地的春秋时代的孔子。孔子虽然与周公不在同一个时代，但他却说自己经常梦见周公，这可能因为周公是鲁国的始祖，鲁国的太庙里悬挂有周公的画像、孔子经常去太庙“每事问”的缘故吧。有一天，孔子突然慨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今天的我们，虽然不能梦见周公，但对这位摄政者心系社稷、勇毅前行、忍辱负重、制礼守礼的高尚品德，对他那“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的求贤若渴、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是否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畏之情在油然而生呢？（未完待续）
束有春 2023年12月10日于金陵四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