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称“吴王”的可谓夥矣。

从春秋吴国的吴王寿梦开始，吴国就有寿梦、诸樊、余祭、余昧、僚、阖闾、夫差7位“吴王”。到了汉代以后，一些封建王朝在分封诸侯时，设立吴国，从而出现了许多“吴王”。如大家熟知的汉代吴王刘濞、曹魏政权时的吴王孙权、西晋时的吴王司马晏等。据统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65位“吴王”。

一般而言，“吴王”们都是因为封建皇室成员关系而被封为“吴王”的，但在元朝末年，却有两位起兵造反的领军人物相继自称为“吴王”，他们就是张士诚、朱元璋俩。

一般人可能只知道张士诚曾经称过吴王，但对朱元璋称吴王一事并不太清楚。读了《明史》后，我对这一问题也有了新知。

据《明史》卷一《太祖本纪（一）》记载，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秋天七月，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从此，朱元璋一帮人有了正儿八经的政府官僚机构。九月份，朱元璋从应天府南京到镇江去拜谒孔庙，他让儒士告谕父老乡亲，希望大家安心农桑，不能放弃荒废农业生产。不久就又回到应天府南京，要依托南京虎踞龙蟠气势，发展壮大自己实力。

朱元璋除了要与当时的元朝政府军队开战，还要分别与起义军中的陈友谅军队、张士诚军队作战，争夺地盘。又经过八年艰苦战斗，一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正月，在李善长等率群臣前后三次劝进下，朱元璋“乃即吴王位”，开始以“吴王”身份正式组阁建国，百官齐备，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朱元璋对外发布诏谕说：“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 。要吸取元朝政权昏暗无能的教训。同时立朱标为“世子”。此时的朱元璋仍然保持“缓称王”的低调姿态，没有宣称自己是皇帝。

那么，张士诚又是在何时何背景下称“吴王”的呢？

据《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张士诚列传》记载，张士诚是泰州白驹场（今属盐城大丰）的盐丁，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自称“诚王”，僭号“大周”，建元“天祐”，都城定在高邮。应该说，张士诚的“出道”要比朱元璋早，基调比朱元璋高，他直接当上皇帝了。元至正十六年攻陷平江府（今苏州）后，又接着兼并了湖州、松江及常州诸路，改平江府为“隆平府”，并将都城由高邮迁来苏州。到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由于元朝朝廷没有满足他加官晋爵条件，接受朝廷招安的张士诚又同朝廷闹翻、分道扬镳了，“复自立为吴王”。如此看来，张士诚称“吴王”要比朱元璋早了一年。

两位“吴王”，都在元朝统治政权的舞台上驰骋厮杀，搅得吴越大地天地翻覆，但最后还是朱元璋这位“吴王”笑到最后，取代了元朝，建立了大明政权。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秋八月庚戌，朱元璋“改筑应天城，作新宫钟山之阳”。南京城墙及皇城宫城正式营建。到了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八月，圜丘、方丘、社稷坛相继成；九月，太庙、新宫又相继成。也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徐达攻克平江苏州，活捉了张士诚，古吴大地全部归入朱元璋囊中。

紧接着，朱元璋一鼓作气，先后取得山东济南大捷，中原及浙东等地相继被攻克，元大都北京已经是势孤援绝，不战自克，元顺帝吓得从皇宫中逃跑。也就在元至正二十七年的十二月，李善长帅百官三上“劝进表”，希望朱元璋当皇帝。朱元璋在一番政治作秀后，同意当皇帝。第二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春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南郊举行祭祀天地仪式，取代元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政权“明朝”。

张士诚这位出道较早的“吴王”为什么会最后败在了朱元璋这位后起之“吴王”身上？中国自古就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之说，历史又往往是成功者的历史。根据《明史》，我认为，这两位同时代的“吴王”至少有以下四方面不同。

一是起兵造反的缘起与动机不同

张士诚有兄弟三人，都以操舟运盐为业，做小本买卖，虽是盐丁，但也有盐商特点。平素轻财好使，很得人心。只因为不愿意甘受富家子弟的陵侮而杀了人，灭了许多富家，纵火烧毁了富家的房屋，最后逃跑到别的盐场，在那里招募少年，起兵造反。当时盐丁们早已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微薄的生活待遇不满，就推他为头领，揭竿造反。他们一路上攻城夺寨，先后拿下了泰州、高邮、兴化等地，最后在兴化境内的德胜湖建立大本营，集结了一万多造反的人。张士诚依据自己的姓名，称自己为“诚王”，从此开始慢慢做大。

朱元璋作为出生安徽凤阳农村的纯粹农民，步入行伍，完全是出于饥寒交迫、走投无路。元至正四年（1344年），因为旱灾、蝗灾，安徽凤阳一带闹饥荒瘟疫，朱元璋父母兄弟相继死亡，但又无钱安葬，后来还是靠邻里帮忙，好不容易才处理完亲人的丧事，那一年，朱元璋17岁。在孤苦无依的情况下，朱元璋只得到皇觉寺当了和尚。到了至正十二年他25岁时，又因为逃避兵荒马乱，他才投靠到当时已经起兵造反的郭子兴麾下，从此开始了他疆场厮杀、建功立业、直至位登大宝的人生之道。

他们二人在“吴王”的起跑线上，一个因杀人而起，一个因饥饿而动，这对他们日后的人生“三观”形成有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对关爱体恤百姓的重要性认识高度不同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与元朝丞相脱脱带领的官军在滁州展开较量，虽然获得胜利，但为了避免朝廷军队再攻城，以减少百姓伤亡，朱元璋暗中让人将缴获的马匹还给官军，同时派父老乡亲们备置牛肉酒水去犒劳官军，向官军解释守城护城是为了防止强盗侵害，希望不要杀戮良民。结果是官军主动撤退，“城赖以完”，城池和百姓都得到了保护。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朱元璋进攻集庆南京，大败元兵，占领了今天的南京城，做到秋毫无犯。他对地方官吏及父老乡亲们说：“元政渎扰，干戈蜂起，我来是为民除乱的，大家各自过正常生活。我一定对待贤士以礼相待，将旧政中不符合老百姓利益的一定剔除，官吏绝对不许贪暴殃民。”老百姓们听了，个个大喜过望。朱元璋后来又告诫将士们：“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当他听说诸将领得到一座城而不妄杀时，就会喜不自胜。朱元璋认为：“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唯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

朱元璋的军队进驻南京后，除了安民告示，朱元璋还将元代的“集庆路”改为“应天府”。这里的“集庆路”之“路”不是指现在的“道路”之“路”，而是元代行政区划名称，相当于现在的地区级市，元代的“府”要比“路”级别低一级，但明代没有“路”这一级，“府”就相当于元代的“路”，所以朱元璋这样做，并没有降低南京这座城的级别。

再说张士诚，外表看来似有器量，但实际上没有远图大虑。在拥有吴地中部地区后，因承平日久，户口殷盛，张士诚就逐渐过起了“奢纵”生活，怠于政事。那些骨干爪牙们也不以战事为务，反而喜欢收藏金玉珍宝及古代法书名画，日夜歌舞自娱；“偃骞”不服从命令，遇到战事就称自己有病，不愿意出征，对邀官爵、买田宅却十分热衷；就是到了前方打仗，将帅们也要带上婢妾乐器以娱乐，甚至于还樗蒲蹴踘，赌博猜拳；打了败仗、丧失地盘后，这些败将又不被处理，还继续重用。“上下嬉娱”，贪图安逸，对百姓的生活关心很少顾及。这样的一群人，要想干成大事是难以想象的。

三是对盟友之间的信义重视程度不同

元朝末年，在淮河以南至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各地起兵造反的队伍经过厮杀合并后，形成了以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为首的三股势力，他们各霸一方，形成“新三国”局面。在这三者中，朱元璋的地盘开始是最小的，主要在安徽和南京、镇江周边地带，但由于他的智慧韬略，先后灭掉了张、陈两股势力，直至挺进中原、直扑大都，取得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信义”二字的份量在各自身上得到了不同程度体现。

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弑其主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汉”。陈友谅尽有江西、湖广地盘。他与张士诚谋约，合攻应天府南京，端掉朱元璋的老巢。消息传出，“应天大震”，军情万分火急。朱元璋冷静分析认为，陈友谅居长江上游，舟楫军队力量是他的十倍，与他硬拼本来就很难。但他最担心的是张士诚、陈友谅“二寇合”、联手对付他。经过周密思考，他一方面派战将胡大海去攻打信州，以控制陈友谅，一方面又派康茂才送封书信给陈友谅，骗他尽快来与朱元璋交战。朱元璋要采取各个击破战术，绝不能让张、陈二人联手！

陈友谅仗着势力强大，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果然中计，引兵而东，顺流而下，也不等张士诚回应，就要单方面直接攻打应天府。

朱元璋在南京沿江一线排兵布阵，让大将常遇春带领人马埋伏在石灰山（即今南京的幕府山），徐达带兵布阵在南京城的南门外，杨璟带兵驻扎在大胜港（今南京板桥镇西北的入江处），张德胜等以舟师出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地带），等待陈友谅船队到来后，给以痛击。朱元璋则在卢龙山（今南京长江边上的狮子山）上亲自督战。当陈友谅的船队进入“龙湾”地段时，朱元璋会看天气，觉得老天很快就要下雨，于是让将士们赶快吃饭，吃饱了，乘着下雨的机会来与陈友谅的船队展开决战。

陈友谅“劳师以袭远”，又没有张士诚接应，犯了兵家之大忌。果然一顿饭功夫，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朱元璋的将士们都吃了七层饱，劲头十足，人人嗷嗷竟奋，立志要杀敌立功。暴雨刚停，一声令下，朱元璋的军队就向陈友谅的军队发起水陆夹击，结果大败陈友谅军队。陈友谅乘一小舸逃跑，算保住了性命。陈友谅后来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在与朱元璋进行的洪都（今南昌）之战中，身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前后当了4年僭号皇帝。

再说当时陈友谅虽然派人去约张士诚共同夹击朱元璋，张士诚只是口头答应，实际上根本不行动，他“欲守境观变”。当听说朱元璋击败了陈友谅大军后，张士诚也没有胆子来与朱元璋较量了，“兵竟不出”。朱元璋的战略意图已经完全实现，在打败了前来侵犯的陈友谅军队后，增添了百倍信心，也为他日后定都南京奠定了基础。到了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春二月，朱元璋置宝源局，三月，改枢密院为大都督府，国家政权的规模正逐步呈现。

当年张士诚占领苏州时，朱元璋也攻下了集庆南京。朱元璋曾派人送书信给张士诚，以示修好。书信中有：“昔隗嚣称雄于天水，今足下亦擅号于姑苏，事势相等，吾深为足下喜。睦邻守境，古人所贵，窃甚慕焉。自今信使往来，毋惑谗言，以生边衅。”隗嚣是王莽“新”朝末年的地方割据军阀。张士诚得到朱元璋的书信后，不仅不注重睦邻友好，反而把朱元璋的信使杨宪给扣留下，又不给朱元璋回信。与此同时，又派舟师去攻打镇江，结果被徐达在龙潭地界打败。当时常州地盘在张士诚手中，朱元璋派徐达、汤和攻打常州，张士诚派兵来支援，结果大败，这时才派人送来书信向朱元璋求和，并请岁输粟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觔。朱元璋回信，责备他不讲信义，希望他尽快放回信使杨宪，同时要求他每年向朱元璋的南京进贡粮食五十万石。张士诚接到朱元璋的信后，又不回信，又不放人。双方就这样，结怨愈来愈深，直至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四是对朝廷收买招安的抉择取向不同

朱元璋的“明军”势力日益强大，对元朝政权已经构成严重威胁。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冬十二月，元朝政府派遣尚书张昶前来，准备授朱元璋为“平章政事”官职，希望他归顺朝廷，成为朝廷命官。但朱元璋拒绝接受，要与元朝腐朽政权誓不两立。

与朱元璋不同的是，张士诚曾接受过朝廷的招安。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原先属于张士诚的长兴、常州、江阴等地均被朱元璋夺走了，加之徐达又带兵夺取了宜兴、常熟，形成对张士诚所在的苏州地区紧紧包围之势，形势对张士诚万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张士诚听取了在一线带兵打仗、后来被朱元璋军队俘虏而自杀了的弟弟张士德的建议，决定向元朝政府投降，接受朝廷招安。

当时的元朝政府在江浙的右丞相名叫达识帖睦迩，他向朝廷汇报了这一情况，元顺帝为求得一方平安，就授予张士诚太尉官职，其他将吏也各有等级差别任命。张士诚去掉了“大周”政权伪号，后来又用计占领了杭州。

元顺帝派遣使者向南方征粮，同时赏赐张士诚以“龙衣御酒”，恩宠有加。

张士诚每年通过海路向元大都输送十一万石粮食。他自以为对朝廷有功，希望元顺帝下令，让人们来歌颂他的功德，并希望能够享受王爵待遇。他的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朝廷批准，所以开始对朝廷不满。

转眼五六年过去了，到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张士诚复自立为“吴王”。尊其母曹氏为王太妃，置官属，别治府第于城中。并任命弟弟张士信为浙江行省左丞相，把原来那位为他在朝廷说话的达识帖睦迩幽禁在嘉兴，从此不再向元朝朝廷进贡粮食了。

此时的张士诚势力范围已经很大了，南抵绍兴，北踰徐州，到达山东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濠、泗，东薄大海，广袤二千里，带甲数十万。加之张士诚平素又喜欢招延宾客人才，结交各路贤达，所以许多能人志士争相前往投靠张士诚。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一月，朱元璋的“明军”开始攻打苏州，采用四周构筑长堤来围困姑苏城的办法，要消耗张士诚的实力。张士诚距守数月，朱元璋派人给他送信，劝他投降，希望他“畏天顺民”、“全身保族”，做汉代的窦融、宋代的钱俶，不要“自取夷灭，为天下笑”。张士诚坚守孤城，抗击到底，绝不投降。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苏州城还是被朱元璋的军队攻破了。张士诚开始还组织余众残兵进行抵抗，后来仓皇回到府中，关闭门户，准备上吊自杀，所幸被部将赵世雄解救了下来。张士诚从此结束了他的“吴王”生涯。

张士诚被俘后，通过船只押到金陵，他不吃不喝，最后还是在南京“自缢死”，年仅47岁。他的妻子在苏州城被攻破后，与群妾登上齐云楼，集体自焚而死。

在消灭了张士诚后的第二年即1368年，“吴王”朱元璋正式华丽转身，登上金銮殿，当上了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朱明王朝时代。

元朝末年俩“吴王”，在古吴大地上争雄称霸，但一山容不得二虎，后起之朱姓“吴王”终于灭掉了先起之张姓“吴王”。令人感到费解的是：朱元璋在知道张士诚已经称“吴王”的情况下还把自己称为“吴王”，这是为什么？朱元璋这种做法，绝不是在抄袭张士诚，也绝不是为了混淆视听，而是体现了他要代表真正的吴文化精神、成为真正合格的“吴王”的信心和气魄。

正是“吴王”朱元璋以南京为都城，建立明王朝，使南京这座城市自唐代许嵩“六朝”“六代”之说后，再次成为京师功能齐全、华夏一统正朔的封建王朝都城所在，使南京从此进入“七朝古都”行列！而以南京为基地诞生的“金陵文化”，正是在古老的吴文化大地上发育成长起来的，她与“古吴文化”一脉相承、永续不断。

束有春

2020年8月24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