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香顺

　　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莫过于春节，这是家庭团聚的日子。“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等描写独在异乡、佳节思亲的诗句都很感人。现代交通工具朝发夕至，即时通讯工具更是可以视频连线，这就消解了古代诗歌中这种忧伤的诗意。不过，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中国人还是喜欢回家过年。一年一度的春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人到中年，易于怀旧。从感情上，我怀念上世纪80年代乡村的春节。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时代，过年的时候有好东西吃、新衣服穿、压岁钱拿，小孩子都是欢天喜地的。那时的农村比较封闭，打工潮还没有到来，青壮年劳力都还守着一亩三分地，贫富分化不严重；冬天是农闲时候，就开始排练跳龙灯、跳马灯。这些集体文化活动的“总管”“教练”是村里的长者，他们具有权威性，这可以看出传统的宗族社会、乡村自治的特点。龙灯、马灯队伍走村串乡，带来了欢腾的节日气氛。

　　顾树荣 摄

　　每年都有人在感叹，年味变淡了。年味为什么变淡？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型。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有很多聚族而居的乡村。现在，随着城镇化建设，乡村正在解体；没有解体的乡村，村民也大多外出务工，许多人只有年头、年尾才能一见。也就是说，“熟人社会”正在消逝，而民俗活动往往是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如跳龙灯、舞狮子等等。以前家庭也是大家庭，现在家庭单元都已缩小了，这种大家庭的年味也无从产生了。此外，传统的年味是以农业社会为依托的，以前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就要开始自制年货、自备年夜饭，年味渐渐酝酿；现在物质丰富、物流发达，各种年货很容易就配备了。没有了酝酿的过程，年味变淡也就自然而然了。传统的过年礼仪，这也是年味的组成部分，但随着生活节奏变化了，一些“繁文缛节”也慢慢被舍弃了。

　　我觉得年味变淡是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我更愿意用的倒不是“变淡”一词，而是“变化”。我们现在有了新的问候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民俗，这些都是“变化”。春节除了具有家庭意义之外，更有社会意义，也就是加强社会认同、社会归属。旧的“熟人社会”的秩序已然消解，我们如何重建新的秩序、新的年味呢？比如，我们如何让滞留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感受普天同庆、人情温暖？再比如，我们虽然已经有小区、社区，但还尚未有成熟的“社区文化”，如何在社区中也显现春节年味呢？年味是一种“观念形态”，其所折射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年味根本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谈谈我自己的过年吧！我自己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工作、生活已经32年了。学生时期、单身阶段，春节回家与父母团聚是天经地义。结婚之后，我有了“小家庭”了，问题就来了：回哪个“大家庭”过年？我只有姐妹，没有兄弟，如果我不回家，家里就只有老人，未免冷清。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也是回男方家居多。然而，我太太是独生女，如她不回家，家中也只有老人。为了避免纷争，我们就商定“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们绝少在一起过年。2007年我女儿出生，新问题又出现了：女儿回哪里过年？幼小的时候，她的生活是由外婆照料的，依赖性极强，所以她跟着外婆走。稍微大一点，有自主权了，就由她选择：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所以迄今为止，我从来没在南京度过春节，我的小家庭也从来没在南京度过春节。这样的好处是免于年货采购之烦以及种种琐事，“两肩担一口”“饭来张口”。双方父母也接受我们的过年方式，也乐于操劳。

　　不过，夫妻“各找各妈”的过年方式，弊端在于没有独立性，似乎长不大。而且一去一回都是在耗费短促宝贵的假日时光。综合考虑，我已经老大不小了，我们也该留守南京过年了！不过，这话总是怯怯难于向父母出口。

　　今年防疫形势严峻，国家提倡“原地过年”，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增加风险。我半个月前就给我妈打了一次电话，弱弱地委婉地说春节“可能”“也许”“恐怕”“大概”不能回家过年了。两位老人家每天晚上端坐着看新闻联播，深明大义。我想，他们内心应该是有点失落的。我终于可以实现在南京过年的“夙愿”，可又何尝没有一点失落。一方面，想不到机会是在这样一种大形势下降临的；一方面，父母年事已高，我却不能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惟愿春暖花开，一切无恙，我一定择日挈妇将雏归家一趟。

　　接下来呢，我就要手忙脚乱地准备年货了，有点小小的憧憬、激动呢！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传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