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说清雅致远，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什么样的意义？8月9日下午，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来到高邮汪曾祺纪念馆，开讲“汪曾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当代回响”，这也是“汪学公开课”的第三讲。
汪曾祺小说的简单掠影
读汪曾祺的小说，能够让人心生宁静，先来看汪曾祺的几部小说。
《王四海的黄昏》：“卖武艺的王四海一行七人，从山东济南一路到了一处码头，住在五湖居客栈……客栈老板是个五十大几的肺痨病人，而女掌柜貂蝉，年方二十四五……王四海徒手摔翻水牛，引起众人喝彩，卖艺兼卖膏药，生意不错……两个月下来，人们兴趣趋减，大家均说该换码头了，但王四海决意不走，原来他恋上了客栈女掌柜貂蝉……几年后，肺痨老板去世，王四海则与貂蝉生了个白胖小子。”
《晚饭花》：“这是一种有着浓绿的叶子和乱纷红花的花……李家巷有个少年李小龙喜欢上了巷旁的少女王玉英，因为王玉英好看……但王玉英已经许配给了不务正业的钱老五……李小龙看不起钱老五，认为钱风流浪荡、还与一个寡妇相好……但是王玉英半信半疑，而且她相信她嫁过去了，他就会变好的……没多久，一顶花轿把王玉英抬走了。”
《珠子灯》：“孙家的大小姐孙淑云嫁给了王家的二少爷王常生……王在南京，是革命党，希望她把小脚放了，孙便放了……王在南京生了重病，回到老家不久便去世了……孙一直保留着王常生在家时房间的样子，也从未想过改嫁的事……十年后，她死了。”
《詹大胖子》：“詹大胖子是县立五小的斋夫，即校工……校长张蕴之与女教师王文蕙勾搭成奸，詹是知道的……同校的一位老师想来探听他的口风，以便赶走校长，他则矢口否认，只是自己明目张胆地卖起食品……后来，张校长到了县立四小当校长，而王文蕙则一直没有嫁人。”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辜家豆腐店父女俩人，生意一般：大德米厂的老板看上了其女，每月五块大洋，有包养之意……有一次生病，她想勾搭医生王厚堃，王医生竟然不愿意，让她着实自省了好一阵。”
《侯银匠》：“侯银匠有个独女，叫侯菊，从小懂事……后来嫁给了一个老师，颇能操持家务……侯银匠则有些许落寞。”
此外，《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职业》等篇都是如此类似的写作内容与风格。
汪曾祺小说总体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有三个特色，一是传奇性，每篇小说都有趣味性和娱乐性。不枯燥、不乏味，令人惊奇，赏心悦目；二是历时性，几乎所有的小说题材都是过去发生的，或者是在社会上流传久远，不写现实题材，不对现时身边的事情加以描写，主要是对少年时家乡生活的回忆，以及传说；三是非说教性，只关注传奇本身，而不对人物与事件进行道德与法律的评判，比如《庙与僧》《詹大胖子》等。
汪曾祺小说回到源头
汪曾祺的小说，是回到中国小说史的源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孔子在《论语》中，通过子夏的口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是以君子不为也。”
东汉的班固在《艺文志》中记述了诸子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及小说家，并评论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到唐代，中国“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大率篇幅曼长，记叙委曲，时亦近于俳谐，故论者每訾其卑下，贬之曰‘传奇’，以别于韩柳辈之高文。”
《李娃传》（唐•白行简）：“荥阳公子赴长安科考，遇名妓李娃，难以自拔——盘缠用尽后，被鸨母赶出，沦为乞丐——风雪交加之日，李娃偶遇均为乞丐的荥阳生，为其调养身体，购置书籍——三年苦读后，最终状元及第，并迎娶李娃为妻。”
《霍小玉传》（唐•蒋防）：“长安名妓霍小玉，爱上了文人李益，与李益海誓山盟——李中了进士，步入宦途，另选富家女成亲——霍小玉绝望后生病去世，冤魂作祟，李益三婚皆不谐，终生不得安宁。”
《南柯太守传》（唐•李公佐）：“东平人淳于棼在古槐树下醉倒，梦见自己变成槐安国的驸马，任南柯太守二十年——与金枝公主生了五男二女，荣耀一时——后来与檀萝国交战失败，金枝公主病死，被遣返故国——沿途被车惊醒，发现槐安国与檀萝国竟然都是蚁穴。”
宋人小说多教训，理学化，传奇色彩大为减弱，如《太平广记》等；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就是话本小说，也直接影响到元、明、清的小说特色，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
“小说界革命”后的文学态势
1902年，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力主小说新民的主张。其后，五四新文学运动更是将小说的教化功能推向极致。辩证地看，这种对小说功能的重视与强调，是符合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是进步的。但是，真正做到寓教于乐，让小说既有可读性又有教育性，是极难统一的命题。
“小说界革命”后出现的谴责小说，鲁迅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假如过甚其辞，就失去了文艺上底价值，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所以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而五四新文学作品，真正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佳作也极为难得。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来理解汪曾祺小说的趣味，它的追求，它的艺术感染力，就可以发现汪老的爱好、清醒、执着与坚持。它在当时可能并不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魅力与文学意义，就会愈来愈受到读者的欢迎与喜爱。
汪曾祺的小说一方面回到了中国小说的源头，注重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追求小说的趣味性、娱乐性和大众性。另一方面，在迅猛发展的工商社会中，在快速节奏的现代化面前，他的小说创作观念又是应时的、超前的审美主张，值得我们现代人肯定、欣赏、品味与赞赏。
